蔡伟于1972年降生在一个平凡的工人家庭，自幼在小学阶段便练习了数年毛笔书法，每当遇到不识得的文字，他便抱着一部厚重的字典细细钻研，这段经历无形中为他日后深入探索古代文字领域奠定了最初的启蒙基础。在整个中学时期，语文科目始终是蔡伟最为自信与擅长的领域，甚至有时连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碰到生僻难解的字词，也会主动向他询问请教。升入高中以后，由于学科发展不均衡导致整体成绩不尽如人意，蔡伟一度情绪低沉，于是他将大量课余时间投入锦州市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曾在短短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阅读完超过三百本各类著作。高考未能如愿上榜后，蔡伟进入当地一家胶管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三年之后，由于工厂经营状况不佳，蔡伟遭遇了下岗。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先后在单位食堂做过一整年的馒头制作工作，又连续摆地摊长达十三、四年之久，还曾蹬着三轮车穿梭于街巷一年有余。在长达十余年的摆摊生涯中，每日蔡伟推着三轮车守在商场门口售卖雪糕、饮料与香烟，所得收入仅能勉强维持基本温饱，家中连续十多年无力支付取暖费用，锦州冬季气温往往低至零下十多度，室内寒冷如同冰窖，水管时常冻结，睡眠时需盖上三四层厚重棉被，冬夜中他屡次在半夜因严寒而惊醒。即便生活如此困顿，蔡伟却从未中断自我学习的步伐。新书价格常常高达数百甚至上千元，他只能选择购买旧书；同时，每隔两三天，他一定会前往图书馆借回大量书籍回家研读；至于那些无法外借的珍贵资料，他便一字一句地完整抄录下来，这些简陋的手抄本因反复翻阅而逐渐变得单薄残旧。在摆摊的间歇里，蔡伟抓紧每一点空闲时间读书学习，旁人丢弃的废旧烟盒，他常常捡拾起来，抽出内衬的锡纸用以记录读书笔记与心得。多年之后，蔡伟撰写的诸多学术论文与著作，其中不少重要素材正是来源于这些当年在锡纸上留下的零散注释与札记。
2009年4月23日，复旦大学在组织专家进行严格考核并经校招生领导小组深入审议后，正式将时年38岁的蔡伟列入2009年度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他的导师由古文字学界泰斗裘锡圭先生担任。单纯从年龄来看，38岁攻读博士学位并不算特别罕见，真正令人瞩目的是蔡伟此前仅有高中学历，且已下岗十余年——就在八个月之前，他还在辽宁锦州依靠蹬三轮车维持家庭生计，全然未曾预料到自己的人生即将迎来如此巨大的转折。这位38岁的前三轮车夫以高中学历的身份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其意义远不止于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在这段足以被人们传颂的“佳话”背后，所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位年轻人对学术研究的持久热爱与执着追求，同时也展现了一门古老学科所具有的深邃魅力，一位杰出学者慧眼识才、惜才爱才的胸怀，以及一所高等学府在人才选拔上不拘一格、开放包容的气度……他与裘锡圭先生的相识，始于一个名为“佐子”的古文字问题。那么，一位仅有高中学历的下岗工人，一位曾经的三轮车夫，究竟何以能够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他到底拥有怎样超乎常人的学识与能力？面对记者的这些疑问，作为蔡伟攻读博士学位主要推荐人的裘锡圭先生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特别强调他并不主张蔡伟过早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对于蔡伟，还存在一个如何进一步培养的问题。如果他确实足够优秀，未来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扎实的成果，大家自然都会了解到。”在学术界内，裘先生一贯以严谨务实、低调沉稳的作风著称，而他与蔡伟的交往，追溯起来已有超过十年的时光。早在1995年蔡伟仍处于刻苦自学阶段时，他就曾致信裘先生请教问题，裘先生在回信中称赞他：“不计较功利，潜心钻研学问，这种精神令我十分钦佩。”2008年9月，蔡伟来到上海。次年，在裘锡圭先生的大力推荐与支持下，时年38岁的他最终获得了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宝贵机会，并成功通过考核，开启了学术生涯的新篇章。
自2000年开始，复旦大学推行了一项新的招生制度：凡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校内认定的杰出教授以及曾指导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导师，均被赋予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在这一制度下，导师可以自行设定专业考核题目，而考生则无需参加学校统一的入学考试。作为在古文字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裘锡圭教授自然拥有这项自主招生的权力。然而，根据当时的规定，报考博士研究生者通常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或具备经认定的同等学力，而蔡伟的最终学历仅为高中，这显然与常规要求不符。为了解决这一资格障碍，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主动与教育部进行沟通协调。为此，裘锡圭教授联合了李家浩、吴振武两位同样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三人共同撰写了一封详实的推荐信，并将其与复旦大学官方的特别申请一并呈报至教育部。值得注意的是，李家浩与吴振武两位教授并非复旦大学的在职教师，他们也从未与蔡伟本人有过当面接触，但在此之前，他们均曾在专业的学术网站上阅读过蔡伟所发表的多篇研究文章，并对其学术潜质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得益于这次特殊的破格录取，蔡伟的经历一度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但在那之后，蔡伟选择了远离公众视野，为此他甚至特意更换了手机号码，婉拒了后续所有媒体的采访请求。
入学考试无疑是横亘于求学之路上的关键挑战。对于蔡伟而言，英语科目曾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长时间未曾接触，其水平已显生疏。为此，学校特批他将外语考试科目由英语调整为日语。然而，日语对蔡伟来说同样是从零起步的全新领域，他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密集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全力冲刺，最终勉强达到了合格分数线。由于长期依靠自学，蔡伟的知识结构存在不够系统完整的问题。进入博士阶段后，他随班修读高级专业课程的同时，还需依照学校的明确规定，补充修读一系列基础通识科目，并选修部分本科与硕士阶段的课程以夯实根基。尽管在后续学习中他逐步修满了所需的学分，但博士论文的撰写与修改过程却异常曲折，屡次未能达到答辩要求。他必须逐步学习并掌握严谨的学术表达规范，对论文进行反复的、细致的调整与打磨。整个博士求学生涯持续了六年之久，蔡伟最终才得以完成学业，在同期学生中，他的修读年限属于最长之一。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便是班级里年龄最长的一位，较之同窗年长近十岁，然而其个人档案却最为简薄，所留存的学习与经历记录也相对有限。完成学业后，他原本希望返回东北家乡发展，并向当地多所院校投递了求职简历，却屡屡在初步筛选环节就未能通过——年龄条件、第一学历背景以及学术发表成果等方面频繁成为阻碍。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累计投出了二三十份申请，大多数都在第一轮审核中便遭遇淘汰。直至安顺学院发布招聘信息，他才最终确定了工作去向，这份职位也是他所有求职选择中离家最遥远的一个。当时安顺尚未开通高铁线路，他从锦州出发辗转抵达，整整耗费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入职后，他被分配至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主要负责馆藏古籍的书志编纂工作。在图书馆的同事中，他是学历最高的一员，并且是专门研究出土文献方向的学者。此外，他还承担了三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分别讲授古代汉语、文字学以及书法。
2023年11月调入辽宁大学文学院任专任教师，职称为副教授。
蔡伟所专注的研究领域，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被称为“小学”。这一称谓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初级教育，而是古时对文字学、音韵学及训诂学这几门基础性人文学科的统称。其中，文字学主要探究汉字的起源、形体结构及其演变规律；音韵学着重分析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变化；训诂学则致力于解读古代文献中字词的含义，并阐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这三者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化的重要学术基石。
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
一九九七年一月，裘先生于《文物》上发表了题为《〈神乌赋〉初探》的文章，其中论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文献《神乌赋》，并对其中出现的“佐子”一词含义感到困惑。随后，蔡伟致信裘先生，指出“佐子”当读为“嗟子”，实即叹词“嗟”。裘先生采纳此见，并于一九九八年第三期《文物》上专门刊文《“佐子”应读为“嗟子”》，文中称赞蔡伟的见解“甚为有理”。二〇〇三年后，蔡伟在国学网陆续发表若干文章，裘先生评价道：“他撰文不多，下笔谨慎，但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结合起来考察。”裘先生进一步指出，蔡伟的许多观点颇具洞见，“例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莫之其亘’一句，其中‘亘’字通常被释读为‘恒’，但从文义上理解总觉牵强。蔡伟提出，楚简中常以‘亘’表示‘极’，含有终极之义。这一看法对我很有启发。”裘先生曾鼓励蔡伟报考研究生，但蔡伟自认英语基础薄弱，恐难考取。约莫二〇〇六年后，裘先生察觉蔡伟渐趋沉寂，后来得知他为维持生计，转而蹬三轮车谋生，读书时间大为减少。裘先生对此深感惋惜：“我当时就想，若因环境所迫令蔡伟就此放弃学术，实在可惜。坦白说，现今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中，许多人虽拥有教授头衔，实际功力未必达到他的水准。在某些方面，连我也自愧不如。”裘先生向记者坦言：“古文字这门学问，非有十数载乃至二十年沉潜钻研的功夫不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亦表示，蔡伟虽未受过系统学术训练，亦难接触最新出土材料，却通过自学熟读大量传世经典，许多篇章甚至能倒背如流。刘钊指出：“蔡伟心无杂念，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皆了然于胸，其熟悉程度甚至超过许多专业研究者。他比常人更易融入古代语言环境，对古人的思想行为更能感同身受，长年积累之下，对古书形成了触类旁通的能力。”在国学网上，蔡伟以“抱小”为笔名，此名寄托其“志在小学”的追求。“小学”乃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与训诂学的统称，后经章太炎倡导改称“语言文字之学”。这门专学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然在今人多感陌生。裘先生向记者阐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我们对过去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古书。但古书既有流传有序者，亦有散佚残缺者，还有经后人篡改者。要更完整地认识历史，需不断发现新材料、修正旧观点，如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其中便蕴含许多前所未闻的史实。而要准确解读这些文献，弄清古代社会的真实面貌，探寻我们思想、习俗与生活的根源，古文字研究正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蔡伟曾为学生讲授书法课，然而于上述深意，他起初并未深究。他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对古代典籍的热爱全然源于天性。蔡伟自幼喜爱书法，学生时代沉醉于唐诗宋词，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读到裘先生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深深吸引。蔡伟向记者展示了他亲手抄录的《方言》与《尔雅》两部典籍。纸页已然泛黄，钢笔字迹亦褪色不少，扉页所署日期为一九九三年，那时蔡伟高中毕业已两年。高中阶段他严重偏科，除语文外其他科目成绩不佳，最终未能考上大学，进入一家胶管厂成为工人。蔡伟回忆道：“在锦州，这些书只有图书馆能借到，复印费用对我而言太过昂贵，只能逐字抄写。”一九九四年，胶管厂效益下滑，蔡伟下岗，随后在商场门口摆起小摊。他对物质生活并无奢求，所得仅够温饱，业余时间全部投入阅读。蔡伟说：“家人并不明白我在读什么，也不干涉，反正不花钱。”他的父母与妻子都是寻常百姓，从未要求他飞黄腾达，“只是偶尔感到孤独，因为周围无人能够交流这些学问。”
《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一书由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于2019年正式出版发行。该著作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出版物，其内容涵盖了广泛而深入的专业探讨，为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与学习者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资料。与此同时，另一部关联著作《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亦由同一家出版社策划并推出，这两部作品在主题上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展现了出版机构在专业学术领域持续耕耘的成果与贡献。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四日至十五日，一场聚焦于先秦两汉时期文字讹变现象的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近春园宾馆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主办，旨在深入探讨古代文献中存在的讹误字形问题，促进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发展。蔡伟老师作为该领域的知名学者，荣幸地受邀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在会上，他提交并宣读了题为《先秦秦汉古书校字九则》的专题会议论文，分享了其在该研究方向上的最新发现与独到见解。蔡伟博士此次参与先秦两汉讹字学术研讨会，不仅为会议带来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也体现了学术界对其研究成果的广泛认可。
他曾于2009年荣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并被评为该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此后，其影响力持续扩展，在2021年，他入选全国“十大读书人物”榜单；同年，还获得了“贵州十大阅读影响力人物”特别奖的荣誉。进入2022年，他的贡献进一步获得国家级认可，被授予全国“十大阅读影响力人物”特别奖。这些荣誉不仅体现了他在个人成长与自强奋斗方面的突出表现，也充分彰显了其在推动阅读文化、提升社会阅读氛围方面所产生的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力。
蔡伟对于个人穿着打扮向来不甚在意，却将几乎所有的热情与心力都倾注于购书之上，每年他购置的新书数量都颇为可观，累计可达数百本之多。当年他从复旦大学离职，动身前往安顺学院任教之际，仅藏书一项便整理出八十余箱，全部打包托运的费用高达四千多元——这笔开支几乎相当于他后来整整一个月的薪资收入。在他家中那排顶天立地的书柜里，静静陈列着一套完整的《四部丛刊》，全书共计二十一册，是他在上海生活期间精心购得的。为将这套厚重的书籍运回住处，他曾专门骑上自行车，一摞一摞地小心驮载，沿途还引来了不少路人驻足观望。当时便有同窗好友半开玩笑地说他买贵了，可蔡伟内心却始终认为这笔花费十分值得——毕竟在之后的十年光阴里，这套书一直陪伴着他钻研学问，已成为他精神世界的重要依托。尽管至今蔡伟的生活仍算不上宽裕，但他依然将家中一整面墙壁彻底改造为嵌入式书柜，并特意选购了能够双面陈列图书的专业书架，再配上一张长约一米的书桌，就这样在有限的空间里构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浩瀚书海。
在学术研究之外，他的日常生活其实非常简单朴素，常常会去附近的菜市场或集市逛一逛，感受一下市井的生活气息，偶尔也会刷刷手机上的短视频作为放松，或者静下心来练练毛笔字，在笔墨流转间沉淀心绪。由于过去长期骑行的习惯，他如今若是自行车骑得久了，膝盖和腿部就容易感到酸痛不适，这算是早年蹬车过度所留下的一个老毛病了。
裘锡圭先生曾于一九九七年第一期的《文物》上刊发了一篇题为《〈神乌赋〉初探》的学术文章，文中论及尹湾汉墓所出土的简牍文献中记录的一份篇目《神乌赋》。该篇目内出现的“佐子”一词，其确切含义在当时的研究中尚不明确，引起了学者的困惑。此后，蔡伟先生致信裘锡圭，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佐子”很可能应当读作“嗟子”，亦即“嗟”字，在古代文献中常作为表达感叹的语气词使用。裘锡圭在仔细考虑这一观点后，认为其论证合理且具有启发性，遂采纳了蔡伟的解读。为此，他还在一九九八年第三期的《文物》上专门撰文，进一步阐述并肯定了这一看法，使得该问题在学术层面上得到了更清晰的澄清。
二零零七年，由于妻子患病需要筹措更多医疗费用，蔡伟选择开始蹬三轮车维持生计。他曾向北京大学的年轻学者董珊提及，“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三十块钱左右，这比之前摆摊的收入要好一些，但能够静心看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董珊将蔡伟的境遇转告给自己的导师刘钊教授，恰逢当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正计划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合作，共同编纂大型文献整理项目《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在与裘锡圭先生商议之后，研究中心作出了一个特别决定：临时聘请蔡伟加入团队。这份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校勘、修正与补充完善。蔡伟每天伏案细审竹简照片，逐一撰写注释说明。战国古文字本身辨识难度极大，加之竹简影像大多模糊不清，平均每支简上约三十字的释读工作中，往往有近一半需要重新考释与解释，他常常耗费一整天才能完成一支竹简的整理。进入项目组一年后，蔡伟扎实的学术功底与严谨的工作态度得到了普遍认可，几位教授经过观察与讨论，萌生了推荐他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
蔡伟曾经明确地表达过他的观点，他认为真正值得尊敬和推崇的学者，是那些能够对学术领域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人。具体而言，这样的人需要在古文字学这样专门的学科里进行深入而持久的探索，并且能够基于扎实的研究发表自己独立而客观的学术见解。在他看来，这才是治学道路上最为崇高和神圣的追求。他进一步阐释道，从事学术研究本质上就意味着要耐得住寂寞，能够长时间沉下心来埋头钻研。相比之下，追逐名利的浮躁心态对于做学问而言，恰恰是一种极为有害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影响因素。
二零一九年，蔡伟的学术专著《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正式出版发行。该书问世后，在读者与学界中引发了多样的反响。有网友指出，“由于作者未曾接受过系统性的学术训练，因此在学理严谨性与论证精密程度上自然难以苛求”，同时也认为“全书在整体框架与系统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然而，亦有众多读者给予积极评价，称赞其“在具体文献解读方面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内容富有启发性”，并感叹“这才是真正善于阅读古书的人，那些仅依靠剪刀加浆糊方式进行古书校勘汇编的学者读到后，恐怕会感到手心出汗吧”。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曾表示：“蔡伟这种不计功利、刻苦钻研学问的态度，令人十分钦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董珊教授亦评论道：“当今学术界并不缺乏善于总结研究方法的人，但蔡伟能够沉下心来，进行扎实而具体的研究工作，这是非常难得的。”蔡伟本人治学风格鲜明，往往能以简洁利落的方式，用一两句话便切中要害、解决问题，无需过多铺陈，却令人一看便觉得准确透彻。这种精准把握文献、直指核心的能力，通常只有那些对古代典籍极为熟悉、了然于胸的资深学者方能具备。
古代典籍所涉及的领域往往较为专门和深奥，其内容本身便带有一定的冷僻性与窄众色彩。既然这些典籍在当代社会并未被广泛了解和熟悉，那么似乎也无需刻意地、频繁地将其推至公众视野之中，强求人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