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先生祖籍浙江，1947年出生于上海。1966年，他在上海市西中学完成高中学业之际，正逢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1968年，他响应号召前往安徽南部的黄山茶林场落户，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在那里度过了长达十年的务农生活。1978年，曹景行通过高考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他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农业以及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并担任助理研究员一职。1989年，曹景行移居香港，在中文《亚洲周刊》任职长达八年，期间历任撰述员、编辑、资深编辑直至副总编辑，同时兼任香港《明报》的主笔。1994年，他升任副总编，此后又兼任《明报》主笔，负责撰写社论与各类评论文章。1996年，他转投香港传讯电视，担任其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历时约半年。1997年，他正式转向电视行业，出任香港传讯电视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自1998年起，曹景行加入香港凤凰卫视并工作至今，作为该台的资深时事评论员，他先后主持及主讲过《时事开讲》《总编辑时间》《口述历史》《风范大国民》《景行长安街》等多档知名节目。此外，他也为香港《明报月刊》、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等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稿。2005年，曹景行开始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先后主讲或联合主讲《电视新闻评论》《电视新闻专题》《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高级新闻评论》《镜头下的战争与国际关系》等课程。2009年，他加盟浙江电台FM93交通之声，主持节目《曹景行有话说》。2012年9月，他又加盟江西卫视，主持《深度观察》。2013年5月24日，著名媒体人曹景行正式宣布加盟亚洲联合卫视（英文简称UNB），并出任总编辑职务。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资深媒体人曹景行先生对外公布了一项重要职业动向，他正式加入亚洲联合卫视（英文简称UNB），并出任该机构的总编辑职务。曹景行先生拥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与管理背景，此前曾担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等重要职位，同时也是《时事开讲》与《景行长安街》两档知名节目的主持人。在学术领域，曹景行先生亦有多重身份，他曾受聘为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并先后以访问学者及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与研究工作。他的加盟被视为亚洲联合卫视加强内容建设与提升专业影响力的关键举措之一。
2022年2月11日，知名媒体人曹景行因病去世，享年75岁。
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是一位跨越政治、历史、新闻与文学“四界”的杰出人物。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入门弟子，曹聚仁与鲁迅交往颇深，曾撰写重要著作《鲁迅评传》。1950年，他独自前往香港投身自由写作事业；自1956年起，曹聚仁因参与国共和谈相关工作而多次北上，不仅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座上宾，也受到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秘密邀请，就两岸和平统一事宜进行深入磋商。曹聚仁离港时，曹景行年仅三岁，尽管父亲此后频繁往来内地，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累计起来最多也不过一个月。直至1972年，曹聚仁病危之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与安排下，曹景行得以从安徽乡下返回上海，随即与姐姐曹雷一同赶赴澳门，却遗憾未能见到父亲生前的最后一面。后来，曹景行在《〈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感慨地记述道：“每当友人提及我在香港新闻界工作是在‘继承父业’时，我心中总不免泛起一丝苦笑。来到香港后，我曾读到不少文章，作者们都提及早年如何深受我父亲的教诲与影响；然而对我而言，这样的亲身教导却成为一种遥远的奢望，可望而不可即。”
无论何时谈及自身所取得的成就，曹景行总是表现得十分谦逊。他常常将自己和团队比作一个足球队，并这样说道：“我并不一定是场上技术最出色的那一位，只是恰好处在了那个位置，而球又正好传到了我的脚下。即便最终把球踢进了，也未必说明我个人能力有多强，更多是因为抓住了那个宝贵的机会。”这段充满哲理的话语，后来也被印在了他新出版的著作封面上，成为其人生态度的一种写照。回顾担任新闻主持人的岁月，曹景行坦言：“那段时期我所输出的内容，几乎全部依赖于年轻时代一点一滴的积累。”正是在这样深厚的积淀之上，每日涌来的海量资讯与新闻事件，才能在他脑海中自动归类、串联。他举例解释道：“像巴以冲突这类议题，我从三十年前就开始持续关注；两岸关系的动态，我跟踪了二十年；而中美关系的演变，我更是观察了三十多年……对我们这一代新闻人而言，每一个突发的新闻事件，都能与过去所学的知识体系相连接。将其置于历史的脉络中系统地进行解读，报道才会更加清晰、准确。” 在曹景行看来，广泛的阅读是他得以从容“开讲”的坚实根基。他将自己的阅读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年轻时可谓“乱翻书”，而进入中年后则进入了所谓的“读报时代”。他回忆道，在安徽插队当知青的那段日子，是最渴望知识却又最难接触到书籍的时期。那时大家互相传阅有限的读物，任何一本书到手都会迫不及待地翻阅。在信息匮乏的农场环境中，曹景行仿佛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从当时配发给干部的内部书籍中吸收养分——无论是《二十四史》，还是马列经典著作，只要拿到手就如饥似渴地研读。就这样，他一路啃下了大量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等艰深的著作，“比如拿到一本黑格尔的著作，即便内容非常枯燥，我也会硬着头皮读下去，甚至反复阅读多遍，不管当时是否能完全理解。” 进入大学之后，曹景行那种囫囵吞枣式的“乱读”阶段告一段落，他开始系统性地梳理和消化此前汲取的庞杂知识。“我有更多自由时间去研读真正感兴趣的书籍。除了历史系的专业课程，我还主动去旁听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相关课程。后来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六七年里，我依然保持着大量的阅读——所有这些积累，都成了我日后从事新闻行业最重要的支撑。”特定的时代背景固然给曹景行这一代人留下了某些遗憾，但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得以沉潜蓄力，最终焕发出厚积薄发的光彩。曹景行认为，这种长期积累、缓慢发酵的经验，是他们那一代人普遍拥有的共同经历，而“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很难再有这样的心态与外部环境了”。 在持续释放过往沉淀的智慧的同时，曹景行也注重不断吸收新的资讯与知识。在不少媒体同行的眼中，他被视为新时代的“知道分子”，始终以其独到的见解走在时代前沿。然而曹景行本人却并未打算长久驻足于舆论浪潮之巅，他更希望将精力投入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上。对于古人所推崇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知模式，他笑称自己似乎只完成了一半，“我热爱摄影，渴望到处走走看看。此外，我每天都会观看影碟，电影有时比新闻报道更为深刻，能够折射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如今的曹景行，在北京的高校里享受着宁静的学者生活，同时也通过写作、策划等方式持续与媒体领域保持互动。他坚定地表示：“无论我是否继续身处新闻媒体一线，都会始终保持阅读的习惯。直到今天，我每天仍会坚持阅读十份左右的日报，这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曹景行在内地的知名度日益提升，他在街头巷尾也时常被观众认出。曾有人对他坦言：“我晚上常常失眠，偶然看了您的节目后觉得内容很有深度，渐渐养成了每晚收看的习惯，如今若是不看反而觉得少了些什么，难以入眠。”曹景行听后风趣地回应，希望这样因节目而陪伴深夜的“失眠者”与“夜猫子”能够越来越多。然而，名声的增长也带来了一些未曾预料的困扰；曹景行向来不是一个过分拘泥于细节的人，但现在每次出门前，他也不得不稍加留意自己的衣着是否得体，言行举止是否恰当。“记得有一次，我走在北京的街头，看见路边小贩在卖冰糖葫芦，一时兴起便买了一串。但转念一想，若是在大街上边走边吃，被人认出或许不太妥当，于是只好悄悄把糖葫芦藏进外套里，带回宾馆房间才放心地享用。”年过五十的曹景行始终保有一份纯真的童心，从不轻易向年龄认输。“在我们评论组的七位评论员中，我还算不上最年长的，还有三位同事的年纪都比我大呢。”正因如此，无论是参与节目策划、外出进行采访、录制时事评论，还是协助筹办记者站等相关事务，曹景行总是兴致勃勃地投入其中，忙碌却乐此不疲。当谈及对未来的设想时，他并未给出过于明确的规划，只是淡然表示：“不断尝试那些自己尚未涉足的事情，未来本就充满各种可能性。”曹景行这样说道。
著作有《香港十年》和《光圈中的凤凰》。
曾担任东方卫视《双城记》的主持工作，并长期受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邀评论员，在相关节目中提供专业分析与见解。此外，亦曾作为东方卫视“景行两会主持人”参与重大时政报道，同时以东方卫视特约观察员的身份，持续关注并解读社会热点与公共议题。
回顾个人事业历程，曹景行坦言许多发展都出乎自己意料。他直到将近三十岁才真正有机会接触电视，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五十一岁这个常被视为“知天命”的年纪，他却正式“触电”转型成为电视人，这段经历让他不禁感叹，人生的轨迹往往由诸多偶然所交织而成。少年时期，他恰逢“文革”，与众多上海知青一同前往安徽的农场插队落户。在“文革”后期，他开始借助农场配发给干部的各种书籍来汲取知识养分，无论是《二十四史》这类史学经典，还是马列主义的相关著作，只要到手便如饥似渴地沉浸其中。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曹景行原本意向报考化学专业，但由于准备时间有限，最终选择了把握较大的文科方向。次年，他与妻子双双考入大学，分别攻读历史与化学，并借此机会重返上海。毕业后他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直至年过四十，他再次做出重大抉择，将香港作为事业开拓的新起点。起初，他便加入了风格严谨、格调较高的《亚洲周刊》，随后又出任《明报》的主笔，在评论写作领域逐渐游刃有余，这也为他日后在凤凰卫视以口语形式“说评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对于外界所谓“子承父业”的说法，曹景行表示，自己四岁时便与父亲曹聚仁分开，更多是从父亲留下的四千余万字作品中获得潜移默化的熏陶，尤其是父亲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他对女儿的职业发展也持同样开明的态度，主张顺其自然。女儿目前在美国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也有意回到国内寻求发展机会。曹景行从不将自己的期望强加于女儿，只是尽可能地将了解到的行业信息提供给她，作为决策的参考。
曹景行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那里他度过了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当面临成为学者抑或投身新闻行业的选择时，他坦言，自己性格中那股“不安分”的特质起到了关键作用。每当谈及新闻工作，他的眼中总会闪烁出如同老顽童般兴奋的光芒，他甚至以“好玩”和“刺激”这样的词汇来描绘从事新闻行业的感受。尤其是当重大的新闻事件发生时，那些深刻影响社会进程与个体命运的时刻，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能够亲身见证历史在眼前展开并直接参与其中的体验，带给他一种无与伦比的刺激感。这种刺激不仅令人振奋，更成为他持之以恒投身于此的内在动力。 促使曹景行最终选择新闻道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现实环境的推动。他初抵香港之时，内地所获的学术资格并未得到当地普遍承认，这使他无法进入大学体系或担任公职。摆在面前的出路似乎主要剩下两条：一是投身商海，二是进入媒体行业。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选择了后者。加入凤凰卫视初期，曹景行主要从事幕后策划工作，例如为窦文涛的节目构思创意，协助《杨澜工作室》设计方案。转变发生在1998年7月，当时凤凰卫视计划开办一档新节目《财经论坛》，需要一位年纪稍长、气质沉稳的主持人，他于是决定尝试一下，这一试便持续了一年光景。在此期间，恰逢中国召开“两会”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等重大事件，他开始涉足新闻评论领域。这一尝试便延续到了1999年。 1999年5月9日，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震惊全国。曹景行在节目中进行了大规模的电话连线报道，并提供了大量应急性质的即时评论，这些内容引发了观众极其强烈的反响。正是通过对此类重大新闻事件的深入参与和评论，曹景行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即在《时事开讲》中扮演专业评论员的角色，以深入的洞察和及时的分析，在新闻传播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曹景行指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坚守底线意味着能够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坚持不说假话，也不说自己内心并不认同的内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约束地发表任何言论。与其他主流媒体乃至西方权威媒体相比，凤凰卫视为其评论员所提供的表达空间显得更为宽松和开放。以《时事开讲》的选题流程为例，每期节目的内容既无需提前报审选题，也不受预先审题的约束，整个制作过程完全由评论员独立构思、一气呵成。这样的创作自由度，在当时的电视媒体环境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凤凰卫视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媒体平台，它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新闻行业自身转型以及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十年时间，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或许只是刚刚步入教育阶段、开启人生旅程的起点；但对凤凰卫视来说，这十年却意味着从蹒跚学步逐渐走向成熟与稳健的发展历程。在这十年间，凤凰卫视一步步朝着其既定目标稳步前进：力求在所有华人聚集的地方，都能传递出凤凰的声音。曹景行相信，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必能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中清晰看到凤凰卫视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它的历史作用，恰恰体现在以其独特的实践，成为中国媒体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股重要催化力量，引领了行业发展的方向。
《时事开讲》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当稳定且忠诚的观众群体。尽管这档节目被安排在深夜时段播出，但它依然成功地吸引并凝聚了一批高层次的固定收视人群，其中不乏政界人士、企业高级管理者以及其他社会精英。曹景行在阐述节目理念时提到，他始终致力于为观众提供所谓的“第一解释权”。这意味着，在重大新闻事件被报道之后，节目会第一时间跟进，并致力于从多元化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事件背后复杂的成因与深层逻辑。这种对新闻进行即时深度解读的做法，自然而然地触及了政治评论中至关重要的“火候”把握问题。在曹景行看来，进行评论时必须坚守两个基本立场，这是不容动摇的。首要的立场便是必须立足于事实——新闻评论绝非个人主观臆断的随意发挥。它所依据的事实，不仅包括当天所发生的具体新闻事件，而且这些事实与判断还必须经得起未来事态发展的检验，确保其真实性与准确性。其次则是必须坚持根本的原则立场，即所有评论的出发点和言论基调，都应当紧紧围绕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来展开，以此作为一切分析与论述的基石。
《时事开讲》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其关键因素在于评论员并非采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专家姿态，向观众单向灌输某种既定概念，而是始终秉持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与观众进行关注与交流。当节目内容涉及敏感议题时，其处理方式是在坚守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谨慎地“多走半步”。这所谓的“半步”，具体体现为《时事开讲》在面对同一新闻事件时，能够提供比其他媒体更为丰富、更为多元的视角与侧面解读，从而引导观众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谈及自己的工作理念，曹景行总是兴致勃勃，话语不绝。他所主持的《时事开讲》节目，尽管安排在深夜时段播出，却已经吸引并凝聚了一批高层次的固定收视群体，其中包括政界人士、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他解释道，这是因为他在节目中始终致力于为观众争取“第一解释权”，也就是在新闻事件发生并被报道之后的第一时间，迅速对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多种不同角度进行剖析和阐释。此外，他还向记者生动地阐述了自己著名的“遥控器”理论与“五角钱”理论。他认为，无论从事电视还是报纸媒体工作，从业者的脑海中必须时刻牢记：观众和读者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终极选择权。如果节目或报纸不够精彩、无法吸引人，他们随时可以动用手中的遥控器转换频道，或者选择不掏出口袋里的“五角钱”去购买那份报纸。因此，即便是记者或编辑自身都感觉索然无味的内容，最好就不要轻易地让它“出炉”面世。曹景行进一步说明，这些深入浅出的理论也是他到了香港工作之后才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因为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商业性电视台，制作任何节目都必须充分考虑成本投入与市场回报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通常不会为整体的频道包装进行巨额资金投入，而是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栏目品牌上。每年着力开创两到三个精品栏目，五年积累下来便有十几个，观众群体便会像滚雪球一般自然而然地不断扩大，相应的广告收入也就随之稳步增长。”
《新闻传播学术新观点：互联网时代的新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