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袁，本名陈忠远，出生于浙江温州永嘉，是中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他在多个领域均有建树，身兼格律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及鲁迅研究专家等多重身份，同时也是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阿袁的职业生涯颇为丰富，早年曾在温州市的主流媒体以及北京的国家级媒体担任记者和编辑，随后进入北京的国家级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国学部主任等职，并曾出任一家国家级画报的总编辑，期间还受聘为多所高校的特聘教授。在学术著述方面，他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已出版的作品包括《又新集》《诗词正韵》《唐诗故事》《宋词故事》《鲁迅诗编年笺证》以及《鲁迅先生的心里话》等二十余部，累计创作字数超过一千万字。辛卯年春天，人民出版社、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为阿袁的著作《鲁迅诗编年笺证》举办了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其精深独到的学术造诣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据悉，该书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系统发现并纠正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鲁迅全集》以及鲁迅研究界长期沿袭的诸多疏误，因而被学界公认为鲁迅诗歌研究领域的一部总结性力作。不仅如此，在长期的学术探索中，阿袁（陈忠远）先生还以严谨的考据精神，陆续发现并订正了《辞源》《辞海》《文选》《全唐诗》《全宋诗》《康熙字典》《幼学琼林》《诗韵合璧》《渊鉴类函》《四库全书》（部分内容）和多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等权威出版物中存在的数量可观的错误。因其显著的学术贡献，阿袁的个人经历与成就已被收录于多部大型权威辞书和名人典籍之中。
阿袁，本名陈忠远，字定之，号药愚居士，笔名亦常用阿袁、中元等；籍贯为浙江温州永嘉；是中国当代知名的青年学者，在格律诗创作、文学研究、书画艺术及鲁迅学术探讨等领域均有建树。阿袁的职业生涯始于温州市主流媒体，后进入北京国家级媒体担任记者与编辑，继而在北京国家级出版社任职，负责编辑工作并曾出任国学部主任，还曾主编一份国家级画报，同时兼任多所高校的特聘教授。近年来的著作与文章，他大多以“阿袁”这一笔名发表。早在学生时代，陈忠远（即阿袁）就已加入全国性的诗词组织中华诗词学会，其诗才受到霍松林、袁第锐、林从龙等诗坛前辈的充分肯定与推许。进入大学后，他师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兼诗词组组长孔凡章先生，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其诗词造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此期间，他所编纂的诗词曲作品集《又新集》问世后，广受海内外诗人词家的好评，众多文人墨客纷纷来信或题辞，为之撰文评点，在学界与艺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回响。
作家阿袁在文学创作领域成果丰硕，目前已累计撰写了包括《唐诗故事》《宋词故事》《唐代名流诗文公案直判》《唐诗三百首本事》《宋词三百首本事》《又新集》《名家评点<又新集>三百首》《诗祖陈子昂与女皇武则天》《鲁迅诗编年笺证》《鲁迅先生的心里话》《裸眼》《诗词正韵》《药愚对韵》《五斗门人诗话》《鲁迅独具只眼看帝王》等在内的二十余部作品，总字数超过一千万字，展现了其持久而旺盛的创作力。近期，阿袁（本名陈忠远）先生又在古籍整理与阐释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他首次以“编注”的形式，对明代文化巨擘冯梦龙先生的经学专著《四书指月》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重新编纂，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两部全新的著作——《论语指月》与《孟子指月》。这两部作品已被纳入“冯梦龙经学选集”系列，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为相关学术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此外，阿袁（陈忠远）先生《唐诗故事》的贡献也持续拓展着其学术与创作的边界。
阿袁目前所著的一系列著作，内容涵盖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唐诗、宋词、唐史、鲁迅研究以及长篇章回体小说、报告文学等多个学术与创作领域；阿袁不仅从事深入的学术研究，同时也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在这两方面均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在各个专业领域内，阿袁的研究往往能突破前人框架，取得以往学者未能达到的学术进展。例如，在唐诗宋词的研析方面，他特别注重将作品的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学术性与生活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相关著作在同类书籍中显得别具一格，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确实展现出不同凡响的学术视野与表达方式。而今年春季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办的《鲁迅诗编年笺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学术研讨会中，该书凭借其广博的知识容量与精审的学术论断，赢得了与会众多鲁迅研究专家的高度评价。这是因为该书不仅系统地纠正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最新版《鲁迅全集》注释中存在的大量讹误，还对鲁迅本人手稿中一些长期沿袭却未曾得到有效校正的笔误进行了细致的订正，体现出严谨的考辨功力。此外，阿袁在书法艺术理论与实践方面亦有其独到的见解与探索。以上所提及的各类著作，大多由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九州出版社等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发行。阿袁（本名陈忠远）《宋词故事》
关于作家阿袁目前已由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知名出版机构发行的一系列著作，包括《唐诗故事》、《宋词故事》、《鲁迅诗编年笺证》以及《鲁迅先生的心里话》等，这些作品均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古典诗学功底与扎实的学术素养。由于其文笔流畅生动，叙述娓娓道来，这些书籍尤其具有可读性，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同类《唐诗故事》与《宋词故事》中，堪称是将学术性、可读性、知识性、趣味性与生活气息融合得最为出色的唐诗宋词故事类普及读物。其中，著名学者兼作家李国文曾特别指出，《唐诗故事》是一部“既需要学识与见解，又能体现思想深度与个人性情的著作”。而《唐诗故事》与《宋词故事》这两部作品，更曾在当时的网络“诗歌散文排行榜”上取得优异成绩，分别位列第四名和第七名。需要说明的是，该排行榜前三名依次为《余秋雨人生哲言》、《朱自清散文》和《李敖语录》；在同一次排行中，《鲁迅杂文精编》排名第六，《鲁迅小说全编》排名第八，《鲁迅散文全编》排名第九；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十名中，其他作者均仅有一部作品入选，而阿袁则有两部作品同时上榜。这一成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与《温州都市报》等报刊均曾以专题版面进行报道，其中更有文章称作者阿袁为“活在当代的‘古人’”，凸显其创作与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系。新华社资深学者兼诗人苏仲湘研究员也对阿袁的《唐诗故事》与《宋词故事》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两部著作资料详实丰富，写作视角新颖，考证工作严谨扎实，是近年来唐诗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极具推广价值。 关于《鲁迅诗编年笺证》等著作，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在其所撰序言中写道：“我偶然结识阿袁先生，了解到他不仅是旧体诗研究的专家，本身也是旧体诗的创作者。他的诗作颇具古风，洋溢着传统的文人气韵。我曾读过他研究古代诗歌的文章，其中蕴藏着绵长而深刻的情思，这样的文字我自己是难以写出的。近来才得知，他还是鲁迅诗歌的潜心研究者，在此领域投入了大量精力。看到他研究鲁迅诗文的书稿，可知其用力之深。诗歌本无定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阿袁沉潜于研究对象的世界中，行走在自己热爱的道路上。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他的工作。”孙郁教授在文末进一步总结道：“阿袁注重考据与阐释，乐于追根溯源，同时善于搜集后世研究成果，将相关资料汇集整合，在对比中揭示不同作者的异同。他个人的见解也蕴含其中，发现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并提出独到的观点，供读者参考。他对鲁迅诗歌的注释，不仅涉及创作背景与内在寓意，还勾勒出相关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诗歌与时代的关联。历史留存下来的材料，有的未必准确，有的模糊不清，因此在解读过程中，辨析真伪与发现新见显得尤为重要。这本书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将前人今人的观点精华汇聚于此，彼此参照，相得益彰。”（详见孙郁《《解诗与注诗——阿袁作《鲁迅诗编年笺证》序》） 此外，江西省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员熊盛元在其为阿袁新著《鲁迅诗编年笺证》所写的序言中评价道：“我初读此书，便觉其博雅深厚，堪比李善注《文选》、任渊注《山谷》。对于鲁迅诗中的典故来源，阿袁皆能沿波讨源，逐一指明，较之我最推崇的倪氏《探解》，更为详尽精准。不仅如此，阿袁对鲁迅诗歌的体式与音韵亦有独到见解。例如《题〈呐喊〉》中‘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一诗，诸家注释多限于辞句，而阿袁则加按语指出：‘此为五言古绝，而非正格之近体五绝。首二句对仗起笔，属所谓“掉字对”。’虽寥寥数语，却尽显慧心。再如《庚子送灶即事》‘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阿袁解析道：‘鲁迅此诗实为标准近体五绝，但某些习写近体诗者或生疑惑：除前文已笺释“胶牙饧”之“胶”可读仄声外，他们对首句第二字“鸡”为平声似违格律感到不解。实则，此为古人写诗时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即“专有名词可不计平仄”。如此，全诗便完全合乎格律；此外，第二句属“句中自调平仄以谐律”之格，故周作人日记称“大哥作一绝”，所言甚确，这正是一首近体五绝，而非五言古绝。’若非精于诗道，怎能作出如此切中肯綮的分析？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对于《题三义塔》一诗，各版本首句皆作‘奔霆飞熛’，阿袁则根据鲁迅1933年6月21日的日记，断定‘熛’当作‘焰’，因为‘熛’字读‘补遥切’，属平声，古人从无读作仄声的先例，由此亦可见其治学之审慎严谨。更进一步说，鲁迅之诗，远承楚骚遗韵，近接龚自珍之风神，同时又独具自家面目。其诗不仅溯源古典，更能放眼西方，创立摩罗诗力之说，高擎反抗挑战之旗，直面人生，扎根现实，横戈呐喊，荷戟彷徨。因此，其诗虽不如陈三立、陈宝琛等人之作那般深奥晦涩，但所抵达的艺术境界，却已超越传统范畴。对此类诗篇，若仅沿用李善、任渊式的传统笺注方法，恐难真正得其精髓。故而阿袁的《笺证》，在每首诗后，均广泛搜集鲁迅及其亲友的相关言论，采用内证与旁证相结合的方法，由表及里，剥茧抽丝，揭示创作背景，探寻诗心所在，直欲与鲁迅先生达成跨越时空的默契，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见熊盛元《鲁迅诗编年笺证序》）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春季，由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北京鲁迅博物馆三方联合举办的《鲁迅诗编年笺证》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在会上，作者阿袁专精深厚的诗学素养以及严谨客观的考据功夫，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赞誉。孙郁院长向在场学者详细介绍了阿袁研究鲁迅诗歌并从事笺证工作的漫长历程与学术贡献。
近日，由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鲁迅诗编年笺证》新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召开。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鲁迅诗编年笺证》在鲁迅诗歌的研究领域开辟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且备受赞赏的境界，学者们对本书的笺证者阿袁所付出的深厚学术功力均给予了高度评价。回顾过往，关于鲁迅诗歌的研究，在八十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外曾陆续出版过多种形式的注解、赏析类著作，然而由于历史条件、资料获取或解读视角等种种原因，这些著述中往往存在不少文字资料的错讹与颟顸之处，同时也伴随着对诗歌意涵理解的纷杂与乖谬。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推出的《鲁迅诗编年笺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目前收录鲁迅诗歌最为齐全、笺证注释最为详实准确，因而也应当是最为可靠的一部鲁迅诗歌读本。该书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鲁迅散文诗歌全编》中所辑录的“诗歌全编”作为笺证工作的底本，阿袁凭借其扎实的诗学修养与敏锐的鉴别力，审慎地判定并删去了其中原本不属于严格意义上“诗歌”范畴的作品，同时从相关文献资料中增补了应当纳入的诗歌篇目，并逐一进行了细致的说明与笺证。此外，他还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最新版本《鲁迅全集》中有关鲁迅诗歌的注释错误进行了系统的纠正，这些错误涵盖事实认知、典故引用、作品系年、文本出处以及书名引署等多个方面。阿袁在研究中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只要真正厘清鲁迅先生诗中语词的历史渊源与出处，同时深入把握作者创作时的具体心境、生活状况以及宏观的历史背景，便能够对诗作内涵得出较为确凿无疑的结论。”为《鲁迅诗编年笺证》撰写序言的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孙郁先生指出，《笺证》确乎是鲁迅诗歌研究领域一部集大成的代表性著作，其学术价值与成就完全符合它所享有的声誉，可谓名副其实。
唐诗作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艺术瑰宝，其语句的精炼优美与意境的深远圆融，历来令无数文人学士为之沉醉与倾倒。而诸如王安石、苏轼这样的文坛巨匠，竟也常撷取唐诗成句，集成对联乃至整首诗词，其成果往往在优美与深刻程度上出人意表，更令人不禁拍案称奇。实际上，当代著名青年诗人、学者、文学研究专家及鲁迅学研究专家阿袁（即陈忠远）先生，同样深谙此道。他不仅善于运用唐诗句子构成巧妙的对仗，更将其融入自己的诗作之中，开拓出别具一格的境界，令人深感敬佩与赞赏。在此，笔者试选取其中若干例子，以供读者细细品味与欣赏。（出句）家酝满瓶书满架（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香山寺》）；阿袁《鲁迅诗编年笺证》（人民出版社版）（对句一）山花如绣草如茵（出自唐代诗人许浑《寄桐江隐者》）。这一对联不仅对仗极为工整——运用了当句对与掉字对等高超技巧，而且音韵和谐优美，意境幽远深邃，辞藻清丽淳雅，令人叹服。不仅如此，阿袁先生还选用唐代诗人崔橹《华清宫二首》中的句子来应对上联，写道：（对句二）湿云如梦雨如尘。由此同样可见集联者阿袁先生才思之敏捷及其在唐诗领域的广博学识与深厚功底。此外，诗思开阔、纵横自如的他，竟又以唐代诗人熊孺登《湘江夜泛》中的佳句来对白居易的原句，同样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效果；其对句云：（对句三）江流如箭月如弓。不难发现，以上出句仅为一句唐诗，而阿袁先生却能顷刻间以三位不同唐代诗人的诗句相应对，且各具特色、难分高下，实在令人钦佩其对于唐诗的精熟掌握与灵活运用能力。事实上，陈忠远先生在中学时期便已开始集唐诗成句，创作出多首全新的七言律诗，其中对偶部分（即颔联与颈联）尤为工稳妥帖，令人反复吟咏、赞叹不已，恰如当年孔子转述季札所言——“观止矣，若有他乐，我不敢请已”（详见《左传》）！在其所集唐诗作品中，便有如下中间两联，即该七律的颔联与颈联：幽泪欲干残菊露（李商隐），乱流长响石楼风（武元衡）。恩劳未尽情先尽（张祜），琴曲虽同调不同（白居易）。如果说，仅集成对联尚不算极难之事，那么从他集唐人诗句成完整七律的手法来看，我们便不能不惊叹于其渊博的学识储备、敏捷的思维反应以及深厚的遣词造句功力。我们深切期望阿袁先生能继续创作出更多此类集句精品，以此促进当前略显衰颓的诗坛的繁荣发展，这无疑将是我国诗坛的一件盛事，乃至一份难得的幸运。
许多人知晓诗人陈忠远（即阿袁）先生擅长集唐诗而为诗联，然而，与他一同撰写并出版《唐诗故事》《宋词故事》（两书皆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位学者，其实在宋词领域同样造诣深厚。只是他为人处世向来低调谦逊，不喜张扬，因此极少在公开场合展露这方面的才华，致使这一面鲜为人知。需知，集词成词的创作难度远高于集诗成诗，其挑战性或许要高出数倍之多。因为这不仅要求作者对各类词牌格律有精熟的掌握，还需对宋代词作有广博而透彻的积累，更离不开对语言艺术细腻入微的驾驭能力。不少业内专家在品读陈忠远先生的集词作品后，都由衷发出赞叹：可谓臻于化境，这些作品甚至比原词更添一层悠远的韵味！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深入体会并欣赏其中的妙处，笔者特此将所能搜集到的、陈忠远先生以宋代大词人秦观词句集缀而成的佳作汇辑于此，以期读者能沉浸于其别具匠心的优美词境之中，获得心灵的陶冶与升华。虞美人·感旧集秦淮海句碧纱影弄东风晓（虞美人影·碧纱），宝篆沉烟袅（海棠春）。画桥南北翠烟中（望海潮·广陵怀古），紫府碧云为路（一落索）、碧云重（江城子·南来）。 醉鞭拂面归来晚（梦扬州），秪恨离人远（虞美人·高城）。谁将彩笔弄雌雄（忆秦娥·楚台风并诗），春入柳条将半（忆仙姿·楼外）、倚东风（行香子）。秋光老尽芙蓉院（玉楼春），花影和帘卷（生查子）。月高风定露华清（临江仙），多少蓬莱旧事（满庭芳·山抹）、正销凝（八六子）。 醉鞭拂面归来晚（梦扬州），烟水秋平岸（虞美人·行行）。韶华不为少年留（江城子·西城），又是一钩新月（南歌子·香墨）、送归舟（虞美人·高城）。孙郁院长向参会学者介绍阿袁鲁迅诗笺证历程流莺窗外啼声巧（海棠春），妆点知多少（虞美人影· 碧纱）。南来飞燕北归鸿（江城子· 南来），豆蔻梢头旧恨（满庭芳· 晓色）、恨无穷（阮郎归· 宫腰）。 慿君碍断春归路（蝶恋花），不见联骖处（虞美人· 高城）。苎萝烟冷起闲愁（望海潮· 越州怀古），天外一钩残月（南歌子· 玉漏）、几时休（江城子· 西城）。鹧鸪天·集秦少游句题旧日黎君见赠写真谁记当年翠黛颦（南乡子），揉蓝衫子杏黄裙（南歌子· 香墨）。夜来酒醒清无梦（采桑子），雨打梨花深闭门（鹧鸪天）。 人不见（江城子/千秋岁），雁先闻（木兰花慢）。乱山何处锁行云（南歌子）。谢郎巧思诗裁剪（调笑令），水剪双眸点绛唇（南乡子）。添字采桑子·忆昔集秦淮海句高城望断尘如雾（虞美人· 高城），雾失楼台（踏莎行）。雾失楼台（踏莎行），烟水茫茫（点绛唇），白露点苍苔（满庭芳· 碧水）。 金凤簌簌惊黄叶（菩萨蛮），晓色云开（满庭芳· 晓色）。晓色云开（满庭芳· 晓色），山抹微云（满庭芳· 山抹），疑是故人来（满庭芳· 碧水）。虞美人·续集秦淮海句佳人别後音尘悄（采桑子），宝篆沉烟袅（海棠春）。无端银烛陨春风（阮郎归· 宫腰），遥夜月明如水（忆仙姿· 遥夜）、不言中（江城子· 南来）。 乱花丛裏曾携手（鼓笛慢），行待痴心守（满园花）。淡烟流水画屏幽（浣溪沙· 漠漠），争奈无情江水（虞美人· 高城）、水空流（虞美人· 西城）。
缘起·挖掘视角独特的经学选题在如今人们的印象中，四书五经所呈现的圣贤形象跟我们似乎有些距离。但我们一旦真正深入进去，跟古圣古贤们做一番亲切的晤谈，则不难发现，古圣古贤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明代通俗文化大家冯梦龙以其特有的经学素养为我们亲切讲解，使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观照古圣古贤们的为人处事，以及他们给我们现如今的教育意义和亲炙涵容力。然而，现在人们知道冯梦龙先生的大名，似乎大多由于看过所谓“三言两拍”的缘故；其实，这“两拍”的著作权却是另有所属的。而冯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学的成就殊显突出之外，比如经学，比如史学，比如笔记杂缀等等，固然也不可等闲视之。而经学方面的著作，则委实是冯氏毕生孜孜矻矻地从事乃至殚精竭虑撰成的；对此，冯氏自己似也颇为欣赏其胜义。另一方面，冯氏这些经学著作，也为他赢得不菲的社会影响和一定的经济收入；因为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冯氏这些经学著述在当时的读者群尤其众多科举生员中是成了“畅销书”的。据资料所考，冯氏留存至今的有关经学方面的著作，大抵还有《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共约二三百万言；这真可谓荦荦大端了。但由于各种原因，跟冯氏诸如《智囊》《情史》等著名手笔相比，他这些颇费精力撰著的经学著作竟不大为人所知。去年年底，我跟出版社领导谈起冯梦龙著作的开发情况，如《智囊》《情史》《东周列国志》等较为通俗的读物，各大出版社都争相去做；而我们则决定邀请有关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从事点校、编注等工作。但颇为遗憾的，许多学者要么所涉领域并非经学，要么对宋明时期的经学情况不大了解，要不就是时间太紧张，所以应者寥寥。于是乎，除冯氏《春秋衡库》已得一教授等允诺点校外，我便只得自行点校与编著《论语指月》《孟子指月》（因《四书指月》中并不具备《论语》《孟子》原文等事由）了。而这，对经学领域原本也鲜所涉猎的我来说，要短期内做好它们，固然不是一桩轻松之事。但我既然准备着手去做，那就只有努力去奋斗着了。不然，对不起广大读者不说，而且也对不起出版社的确切信任和鼎力支持。冯氏经解“四书”的特色事实上，冯氏《冯梦龙全集》中的《四书指月》一书，它只是冯氏对《论语》和《孟子》两书的解说，并没有对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学》的说解，一如朱熹《四书集注》那样名副其实地收罗“四书”。因此，这次整理编辑出版，我就把冯氏的《四书指月》析为《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册，独立出版。阿袁编著《论语指月》我们知道，《论语》《孟子》中的语句固为经典，而冯氏说解对之亦颇多阐发。盖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论语》《孟子》时委实颇多胜义，其中的现实警示意义不唯在当时有其特殊价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称得上是足以指导和纠正人们言行的上上箴言。如《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确是千古哲言；对此，冯氏即进一步讲解道：“君子会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尽，故只求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没有，富贵在人掌握，声名在人齿颊，全向人讨生活。”这分明将《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励志处委实令人激赏。又如讲解所涉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这一语典时，冯氏即进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说尽。依我作解，障彼悟门，此大病也。故不启发者，正以进之启发；‘不复’者，正以进之能‘反’。重学者身上理会。”（具见《述而篇·子曰不愤章》）而冯氏对于《孟子》的见解亦复如是。如在《孟子曰子路人告章》说到孟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千古哲言时，冯氏即进一步讲解道：“‘乐取诸人’，舜忘人也；即此是‘与人为善’，则人也相忘于舜矣。人己两忘，乐之至也，同之极也，到此地位，才复得此善原初无碍之本体，故曰‘莫大’。”这解说可谓精到透辟，要言不烦，而语语中的。此外，冯氏在解说《公孙丑·孟子致为臣章》中，剖析孟子离开齐王时，对两人一番应对间的话外音颇能挖掘其深意，亦即对两人的心事可谓足以透彻掌握。因为齐王是为了贪图礼贤下士的虚名，而孟子则为了获取足以实施抱负的实职，冯氏因对当事人的内心体贴亲切，故能说得淋漓尽致。而冯氏一句“直是借他人话，表自己心”，这若非目光如炬，何能洞幽烛微若是！？至于如《离娄·孟子曰中也养不中章》等所说“父兄在家庭间，观感最近，故人于父兄处最得力”，也是涵泳有味的话头；此外，书中如此之类所在多有，限于篇幅，这里不复赘举，相信读者自能从容寻绎。冯氏说解对深入理解《论语》《孟子》原文大有帮助，其主要大抵体现在对《论语》《孟子》原文的准确断句上。因为历来经学家们如朱熹等固然是以其自身所是而断句，即便是错误的句读，后人也大多不敢提出不同的见解。而冯氏则似乎不是如此，他既有对朱氏的肯定，如其行文中所说的“朱子说是”之类，但主要还是以其自身学者的体悟作出颇为可信的句读，实为难能可贵。如诸书对《论语·阳货篇·阳货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纭；至于人们读后也确实觉得云山雾罩，不得要领。但冯氏说解中仅一句“记者于此方着个‘孔子曰’”云云，即可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正确的句读立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对《宪问篇·南宫适问章》关于南宫适问孔子语时的解说，亦即冯氏对通行本句读“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说时，以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词；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当属‘禹、稷’句，乃转下落重语”；我们知道，冯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论语·先进》，跟这里的用法确实有异，可见冯氏这别出心裁的说解因不袭旧说而别有新见，这就令人涵泳不尽了。而冯氏此等说法对理解《论语》原文确有如汤沃雪之功，类似胜义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毫无疑问，冯氏在解释《孟子》时庶几不逊于此。如诸书对《孟子·尽心篇·齐饥陈臻曰章》（按著名成语“冯妇重来”即出于此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出而又莫衷一是，但冯氏说解中补充一句“一说‘卒为善’句，‘士则之’句，‘野有众逐虎’句；‘士则之’与‘士笑之’正相应——较胜”云云，即可使我们得到确切的解答，因为文从字顺嘛。诚然，冯氏的说法却也并非最早，盖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冯妇》就是如此断句的；而八十年前鲁迅先生也曾论说过这事儿（具见《花边文学·点句的难》等）。所以我在点校时，既照顾到历史著名版本的断句，同时也参考冯氏的说解；诚然，其中还须参以己意而作出的标点，固然也就与通常版本如朱熹等人的颇为不同了。而这，顺便在此附带说明一下。又如在对《滕文公·滕定公章》中的通行本句读“曰：‘吾有所受之也。’”确乎难以句解；朱熹注中则作连上文读，亦颇觉意旨难明；而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孟子索引》乃作其父兄之言处理，尤属扞格难通。而冯氏以为“此乃世子答父兄之语，因他说宜从先祖”云云，则上下文脉自可豁然贯通了。又如《告子·孟子曰牛山章》，由于语句颇长，若非冯氏指点说明，则易笼统读之，不但不易解会其文旨，更不易彻悟原文之妙的；而冯氏指明“看首二节，各有‘人见其’三句，不是慨叹口气，……通章三‘存’字最紧要”云云，此真金针度人者！至于其中分析切中肯綮处，详尽而准确。因为冯氏的国学素养极为深厚，这并不是当今某些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时代环境和个人境遇早已大为不同。如此之类甚多，不烦赘举。冯氏徵引他人说法不拘成见任何一位学者，在做学问时难免都会涉及对他人已有成果的徵引。对此，与当下某些所谓学人任意剽用他人成果却不吱声不承认很为不同的，冯氏往往真名实姓地标明这是谁的见解，那是某的高见，三百年前的人能严谨地做到这点，确乎不易。事实上，冯氏说解所徵引前人与时人的说法颇多，只要是有助于理解《论语》《孟子》原文的就收录，而并不以说话者的声望来取舍，所以书中除引录一些学术权威的说法外，还使得许多现在名不见经传者那颇具见地的解说得以保留；这种治学方法颇为可取。尤为可说者，冯氏对当时业已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之说（盖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亦敢多所訾议，但这是出于做学问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当甚乃错误的解说了。如讲解《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为孔子所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时，便指出“雅与郑声，皆其声调，非指其词。朱子认作男女淫奔，而轻改《郑风》之序，冤哉！”颇具见地。又如对《季氏篇·季氏将伐章》讲解时，文末断定“朱子分作两节，便没分晓”，所说颇合事实而不唯名人之言为是。而对于《孟子》的说解，冯氏亦复如是。如他往往说“朱《注》不用”等语，也就是说，冯氏对朱氏注解不妥处是不会苟同的（如《公孙丑·孟子去齐充虞章》等）。诚然，冯氏亦并不全跟朱子唱反调，比如《滕文公·景春曰章》时就曾客观地指出：“愚按朱子仁、义、礼三字，虽不可用，然小注‘广居’，以居心言；‘正位’，以立身言；‘大道’，以制行言，却说得好。”对此，冯氏自述“亦非定与相左，只是虚心观理”（具见《论语·卫灵公篇·子曰众恶章》解说语）。总之，冯氏讲述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最终确切理解《论语》《孟子》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这，无疑是令人叹赏不置的。诚然，冯氏说解中多用明代口语，其明白浅显处与现今所用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大异。因为书中除了当时的常用字“之乎者也”外，还使用了为数不少的“的了吗呢”，一如当今白话文所用者然。但也正是由于冯氏所用词语不时有当时的熟语或方言，反而使得今人未必就没有了隔膜的；而这，还得请读者多多明察。此外，冯氏解说也并非全无可商榷的。如对《论语·泰伯篇·太宰问章》中解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时，以为“夫子以‘多能’为‘鄙事’”云云，与《论语》原意似乎就有些游离甚乃误会了。众所周知，明清文学批评家们（倘说大多是评点家或曰鉴赏家，似乎更为确切）对名著详加评点，可谓一时风气，而且也取得了很多实绩和经验。如人们所熟知的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毛宗冈父子批点《三国演义》，张竹坡氏评点《金瓶梅》以及李卓吾评点《西游记》等等，可谓两代文事风气使然；这对建立后世的文艺批评学无疑大有裨益。冯氏生活在明清之交，自然颇受这种文艺思潮的熏染与影响。他本人自是嗜好这种文艺评鉴模式，所以在他别的书中亦多有其评点印记。《情史》是如此，《智囊》亦复如是，而于《四书指月》自然也就不例外了的。其实，我们阅读冯氏这些评点，对洞彻《论语》《孟子》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处委实大有助益。因为除了对原文重出者不予说解外，冯氏几乎对《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确评，而且必使达到原文蕴涵无馀剩而后已的程度；这种着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赏析的境界确乎使人读后颇觉痛快淋漓。至于他扼要论说《论语》《孟子》原文中那巧妙的笔法，尤其有利于初学习文者；而对于行文老手来说，它其实亦不是没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章》所批点“首尾两‘君子’正相呼应”等等，即是。又如“此文字暗藏机轴处”（具见《梁惠王·齐宣王见孟子于雪章》）、“此文字针线处”、“此文字细密处”（以上均见《滕文公·有为神农章》）、“……此虚实相生法。且‘伊尹’二节，本借客形之；而犹益之于夏，又借主形客，尽文之变。”（具见《万章·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章》）等等即是。两书所涉此类写作技巧者，真可谓触目即见；而这，对现在人们有志写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时时饶有醍醐灌顶之乐。赘馀·编注者必做的相关事如前所述，本编《论语指月》《孟子指月》二书，其实就是从冯氏《四书指月》析分出来的。而《四书指月》固然是以现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指月》残存明写本的影印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唯该影印本原书不知卷数，有眉批，除《孟子》七卷外仅存《论语》六卷，其中尚有缺页。该书按章分节疏讲二书，将冯氏的知识、见解融汇其中，对读者颇具辅导效用。由于底本《四书指月》并不同具《论语》《孟子》原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许不成问题，但现在却恐就不一样了，因为当今绝大多数读者远没有达到“饱读四书五经”的程度；故此，若没有《论语》《孟子》原文对看，那就势必对深入理解和确切掌握《论语》《孟子》精义是个障碍，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阅读不便”而已。举个例子来说，如《颜渊篇·子张问士章》中的“夫达节”，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讹为“天达节”，致使后来诸多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亦多沿袭其误；如此之类，其他地方尚多，恕不赘举。因此，若不照录《论语》原文，则多数读者势必难以理解冯氏文中的所谓“天达”究为何所指，那就更别奢望能够立刻明白冯氏原本精辟的论述意义何在了。于是编者取坊间权威的《论语》版本并移录在冯氏说解之前，以便读者能够从容真切玩味；唯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颇多不同者，则择善而从，且于文后略作按语以供读者采择。昔人有所谓备此一书，即不必更求《论语》其他版本的说法；信夫！而《孟子》的情况自是与此相类，不须赘述。此外，由于《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前后颇多重出，故冯氏对后出的语段就不予解说了。但本编为使《论语》《孟子》原文完整起见，特行取录，以便使之成为完璧。唯本编句读有与通行版本颇有不同处，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当同者不得不同，当异者不得不异”的原则进行的，“虽一时或骇里耳，后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具见冯氏《〈麟经指月〉发凡》）；对此，诚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具见《孟子·梁惠王上》）。诚然，底本《四书指月》有字迹漫漶，一时不可辨识者，亦有前后错字而不可卒读者，今以文意贯串之，并略作校注与按语，以便于读者省览云尔。诚然，编者也有明知其不确者，但因没有相应的对校资料或一时疏慵，只得姑且一仍其旧，还请读者鉴谅。而在研究《四书指月》的过程中，鄙人曾见一古籍版的冯书点校，其间句读的讹误触目即是，令人不堪卒读。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写过多篇关于“点句的难”的文章（具见《花边文学》和《热风》等集子），现在看来，这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依然还没能有效解决。因为不当的校点非但不能成为冯梦龙的功臣，反而欲使之湮灭了的。诚然，冯氏学识渊博，所涉经史子集的内容甚广，其校点难度确乎不小，亦自是实情，但有些似乎颇为明白的居然也断句有误，那恐怕就说不过去了。至于笔者自知学识谫陋，虽勉为校点，然不敢遽称处处标点皆能允当无憾，尚祈世之博雅君子有以匡我未逮，则幸甚！但总之一句话，读者若能时时跟圣贤们近距离对话，并深研经典字义的蕴涵，那么达到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等等境界，是当可深信不疑的了。而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语本《鹤林玉露》卷七；而实则《孟子》又何独不然？），这或许就是对上述见解的最简括性阐述吧？2012年11月25日，岁次壬辰阳月谷旦于都门城南藉斋，阿袁记。
如今，人们对于明代文化巨擘冯梦龙先生的认识，往往源自于阅读著名的“三言两拍”系列作品；然而实际上，“两拍”的著作权并不归属于冯梦龙。除了在“三言”等通俗文学领域取得尤为突出的成就之外，冯梦龙在经学、史学以及笔记杂著等诸多方面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建树。特别是在经学方面，冯梦龙倾注了毕生精力，孜孜不倦、殚精竭虑地从事著述工作；对于自己在经学上的见解与成果，冯梦龙本人似乎也颇为自得。此外，这些经学著作不仅为冯梦龙赢得了显著的社会声誉，还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据相关文献记载，冯梦龙的经学著述在当时的读者群体中，尤其是在广大的科举考生中间，堪称风靡一时的“畅销读物”。流传至今的冯梦龙经学著作，主要包括《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总字数约达二三百万言，规模可谓相当宏大。其中，《四书指月》一书实际上只是冯梦龙对《论语》和《孟子》两部经典的解说，并未涵盖对另外两部经典《中庸》和《大学》的阐释，因此并不像朱熹的《四书集注》那样完整地囊括“四书”。有鉴于此，在本次整理编辑出版过程中，本人特将冯梦龙的《四书指月》析分为《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两册，予以独立出版。现谨就《论语指月》一书的编注工作，将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向各位读者作一简要说明，或许能帮助大家借助冯梦龙独具匠心的解说，更深入地理解《论语》这部千古经典，从而真正领悟古人的明示——《论语指月》一书足以使人明辨事理、学会读书、善于撰文、充分研究、胜任管理、擅长领导。两千年来，《论语》不仅是中国历代读书人尊奉的经典，也是全体国人共同的文化瑰宝。其中所体现的建功立业、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一系列行为准则，对世人的影响极为深远。然而，自上世纪初期“打倒孔家店”思潮兴起之后，部分国人逐渐疏离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导致许多优良的传统道德观念也随之失去依托；审视当下某些国人道德滑坡的严峻现状，有识之士无不深感忧虑，并迫切呼吁让优良的传统道德重新回归社会。因此，重新阅读《论语》等传统经典，无疑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文化任务；我们相信，学习、研读并践行《论语》等经典中的智慧，正是人们提升道德自律与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而文化大家冯梦龙所著《论语指月》中对《论语》的独特阐释，必将为读者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 《论语》中的语句固然是经典，而冯梦龙的解说对此也多有阐发。由于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论语》时确实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其中的现实警示意义不仅在当时具有特殊价值，即便在今天也堪称指导与纠正人们言行的金玉良言。例如《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诚为千古至理；对此，冯梦龙进一步讲解道：“君子会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尽，故只求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没有，富贵在人掌握，声名在人齿颊，全向人讨生活。”这显然是对《论语》中孔子原话的深入发挥，其激励人心之处着实令人赞叹。再如阐释启发式教育及“举一反三”这一典故时，冯梦龙进而引申说：“教人之法，最忌说尽。依我作解，障彼悟门，此大病也。故不启发者，正以进之启发；‘不复’者，正以进之能‘反’。重学者身上理会。”（详见《述而篇·子曰不愤章》）书中类似精彩解说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相信读者自能从中细细寻绎。 冯梦龙的解说对于深入理解《论语》原文大有助益。例如，各家对《阳货篇·阳货章》的断句往往各行其是，导致歧义纷出、莫衷一是；读者阅后也常感云山雾罩，难以把握要领。但冯氏在解说中仅以“记者于此方着个‘孔子曰’”一句点拨，便可使问题迎刃而解，因为正确的句读能让人立刻醒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对《宪问篇·南宫适问章》中南宫适问孔子一段进行解说时，冯氏对通行本句读“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词；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当属‘禹、稷’句，乃转下落重语”。我们知道，冯氏所引“若由也”一句出自《论语·先进》，其用法与此处确有差异，可见冯氏这一不拘旧说的新颖见解，令人回味无穷。此类解说对于理解《论语》原文确有醍醐灌顶之效，书中类似的精妙之处可谓俯拾皆是。这得益于冯梦龙极为深厚的国学素养，远非当今某些学者所能企及。当然，这也与时代环境及个人境遇的差异密切相关。 冯梦龙的解说广泛征引了前人与同时代学者的观点，只要有助于理解《论语》原文便予以收录，并非以说话者的名望高低作为取舍标准。因此，书中除了引用一些学术权威的论述外，还保留了许多如今已不为人知但颇具见地的解说，这种治学态度十分可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冯氏对当时已被尊为圣贤的朱熹之说（主要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也敢于提出批评，且出于学术公心，对朱氏不当乃至错误的解说多有匡正。例如，在讲解《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孔子所言“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时，冯氏指出“雅与郑声，皆其声调，非指其词。朱子认作男女淫奔，而轻改《郑风》之序，冤哉！”此论颇具卓见。再如，在解说《季氏将伐章》时，文末断定“朱子分作两节，便没分晓”，所言贴合文意而非盲从名人。当然，冯氏也并非一味与朱子立异，例如他在讲解《子贡问曰有一言章》时便称“朱注甚明”。对此，冯氏自述“亦非定与相左，只是虚心观理”（详见《子曰众恶章》解说）。总之，冯氏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准确理解《论语》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令人由衷赞赏。 阅读冯梦龙的解说，有助于我们透彻领悟《论语》行文中的文法精妙之处。除对原文重复出现处不再重复解说外，冯氏几乎对《论语》原文做到了字字精研、句句确评，务求阐发尽原文的深意；这种深入钻研与真切赏析的境界，读来令人倍感酣畅淋漓。他对《论语》原文中巧妙笔法的扼要论说，尤其对初学写作者有益；即便对于文章高手，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例如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章》中批点“首尾两‘君子’正相呼应”等处，便是明证。全书涉及此类写作技巧的点评随处可见，这对当今有志于写好文章、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大有裨益，常能带来豁然开朗的阅读乐趣。 由于《论语》原文前后多有重复之处，冯氏对后出的语段未作解说。但本编为保持《论语》原文的完整性，仍将这些段落收录其中，以成全璧。唯本编句读与通行版本颇有不同之处，这是依据古人“当同者不得不同，当异者不得不异”的原则处理的，“虽一时或骇里耳，后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详见冯氏《〈麟经指月〉发凡》）；对此，笔者深感“于我心有戚戚焉”（详见《孟子·梁惠王上》）。 在校阅过程中，本编特增录《论语》原文以方便读者。由于底本《四书指月》并未附有《论语》原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或许不成问题，但对当今绝大多数并未“饱读四书五经”的读者而言，若没有《论语》原文对照，势必妨碍对《论语》精义的深入理解与准确把握，这已不仅仅是“阅读不便”而已。例如，《颜渊篇·子张问士章》中的“夫达节”，底本及其他刻本常误作“天达节”，致使后世多家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亦沿袭此误；类似情况书中还有不少，恕不赘举。因此，若不照录《论语》原文，多数读者将难以理解冯氏文中所谓“天达”所指为何，更无法立刻领会冯氏原本精辟的论述。有鉴于此，编者取坊间权威的《论语》版本，将其原文移录于冯氏解说之前，以便读者从容玩味；唯因版本差异导致文字不同处，则择善而从，并在文后略加按语供读者参考。前人有言，备此一书，便不必再求《论语》其他版本，信然！ 底本中存在字迹漫漶难以辨认之处，亦有前后错字导致文句不通者，今据文意加以贯通，并略作校注与按语，以便读者阅览。当然，编者亦明知其中某些地方未必准确，但因缺乏对校资料或一时疏忽，只得暂存原貌，尚祈读者鉴谅。 冯梦龙的解说中多用明代口语，其明白浅显之处与现今语言相差无几。书中除使用当时的常用虚字“之乎者也”外，还大量运用“的了吗呢”等语助词，与今日白话文颇为相似。但也正因为冯氏不时使用当时的熟语或方言，今人读来难免偶有隔膜；这一点，还需请读者留心体察。此外，冯氏的解说也并非全无可商榷之处。例如，在解释《泰伯篇·太宰问章》中“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一句时，认为“夫子以‘多能’为‘鄙事’”云云，似乎与《论语》原意有所偏离甚至误解。类似情况书中另有他例，请读者自行留意。 本编以现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指月》残存明写本影印本为底本，并校以其他版本；唯该影印本原书卷数不详，有眉批，除《孟子》七卷外仅存《论语》六卷，且其中尚有缺页。该书按章分节疏讲二书，融汇冯氏的知识与见解，对读者颇具辅导之功。在研究《四书指月》的过程中，笔者曾见一古籍版的冯书点校本，其中句读错误触目皆是，令人难以卒读。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撰有多篇关于“点句的难”的文章（详见《花边文学》和《热风》等集子），如今看来，这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不当的校点非但不能成为冯梦龙的功臣，反而可能使其著作湮没不彰。诚然，冯氏学识渊博，涉猎经史子集范围极广，校点难度确实不小，但有些颇为明白之处竟也断句有误，则实属不该。笔者自知学识浅陋，虽勉力校点，然不敢自谓处处标点皆能允当无误，尚祈博雅君子匡正不足之处，则不胜感激！总而言之，读者若能时常诵习冯氏《论语指月》一书，则达到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等境界，当可深信不疑。而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语出《鹤林玉露》卷七），或许正是对上述见解最为简括的阐述吧？ 2012年7月15日，岁次壬辰仲夏谷旦于都门城东藉斋，阿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