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铜像铭记着这位伟大文豪的诞生。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于黑森州法兰克福镇一个家境优渥的市民家庭。他的童年时期，父亲始终保持着严厉与严肃的作风，而母亲则以截然不同的温柔与体贴呵护着他。母亲用细腻的母爱安抚、保护并激励年幼的歌德，悉心引导他对知识产生浓厚兴趣，并着力培养他形成对文学的准确鉴赏与理解能力。她常常将歌德抱在膝头，为他讲述各式各样生动有趣的故事。母亲拥有出色的语言天赋，措辞总是新颖而丰富，歌德每每听得入迷，沉醉其中。或许正是继承了母亲的这种卓越才能，歌德成年之后，母亲依然如同挚友一般与他共同探讨各种问题。对于儿子创作的每一部作品，母亲都必定认真阅读，并且总能提出恰到好处、见解深刻的评论。歌德天生悟性极高，经母亲稍加点拨便能心领神会，并迅速完善自身所暴露出的不足之处。在歌德的兄弟姐妹中，除了1750年12月7日出生的妹妹科尼丽亚·弗里德里柯·克里斯蒂娜之外，其他孩子均不幸早夭。1758年，歌德不幸感染了天花，但这场疾病并未阻碍他的成长。他在父亲和家庭教师的严格教导下接受教育，同时还学习了骑术和击剑等技艺。歌德对文学的兴趣萌发得很早，他首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克洛普斯托克和荷马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十四岁那年，他便渴望加入一个田园诗协会。与此同时，他也深深喜爱戏剧艺术，因此在法兰克福被法国军队占领期间，他经常前往法国剧院观看演出。1763年，在一场音乐会上，歌德见到了当时年仅七岁的音乐神童莫扎特。1765年9月30日，歌德告别法兰克福，前往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学。在1765年10月至1768年8月期间，歌德主要在莱比锡学习。他聆听了作家克里斯蒂安·菲尔希特戈特·盖勒特的诗歌艺术讲座，并积极参与其写作风格训练。同时，他还跟随莱比锡学院院长安瑟学习绘画课程。在此期间，他爱上了凯特馨·勋考普夫，并以欢乐明快的诗句，依照洛可可风格的传统歌颂了这段美好的恋情。（这些诗作收录于诗集《安内特》中。）莱比锡市最著名且历史第二悠久的奥厄巴克斯·凯勒饭店，以及那里流传的浮士德传说，都给歌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奥厄巴克斯·凯勒成为了他在戏剧《浮士德》第一部中唯一提及的真实存在的地点。后来，一次严重的大咯血迫使歌德不得不中断学业，于1768年8月28日返回法兰克福休养。
1776年，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以枢密公使馆参赞的身份正式为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即魏玛公国）效力，并逐渐承担起更为重要的政治职责。在此期间，大公将一栋附带花园的住宅（后世称为歌德屋）赠予他居住；歌德在那里生活了六年，并亲自依照园林景观的标准，设计与营造了房屋周边的花园景观。他还在图林根地区伊姆河畔的自然风景公园规划与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他在日记中所流露的心声：“但愿上帝让我成为一名园丁或实验员，那我该多么幸福。”正是在魏玛，歌德结识了贵族女性夏洛特·冯·施泰因，两人建立起一段长达十年的深厚情谊。1779年，歌德晋升为枢密顾问。他之所以接受时年比他年轻八岁的大公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在这座微型公国任职，正是怀有推行政治改革的抱负。在公国议会中，歌德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政治始终是他关注的核心领域，即便在后来不再担任公职之后也是如此。同年，他开始投身于深入的自然科学研究。1780年6月23日，歌德加入魏玛的共济会分会——阿玛利亚分会，成为学员；次年同日，他转为正式会员；至1782年4月2日，他已升任该分会会长。然而就在他升任会长几周后，由于当时社会对共济会活动普遍抱有敌意，阿玛利亚分会不得不暂停运作。1782年，大公将妇女广场旁的一处住宅租予歌德，并于1792年将其正式赠予诗人。此后，歌德一直在此居住直至逝世。妇女广场边的花园同样由诗人亲自设计并建造（1885年，歌德的最后一位孙辈后代兼继承人离世后，这所位于妇女广场的住宅被定为国家博物馆。二战后房屋受损严重，园艺师兼作家卡尔·福斯特曾应邀至魏玛，主持重建了花园）。1777年，歌德首次游历哈尔茨山，并于12月10日成功登上布罗肯山峰，这次攀登被后世视为该山峰的首次冬季登顶纪录。1783年，他再度造访哈尔茨山，随后在1784年完成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哈尔茨山之旅。尽管歌德作为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与杰出思想家广为人知，却较少有人了解他还是一位涉猎广泛的科学研究者。他长期致力于动植物形态学、解剖学、颜色学、光学、矿物学及地质学等多学科探索，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例如1784年，歌德在人类颅骨旁发现了颚间骨；尽管法国科学家魏克·达苏早他四年已有所记载，但歌德的发现是在完全独立且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此外，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歌德亦是一位颇具造诣的画家。他天性充满活力，求知欲极为旺盛，将精神的触角延伸至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认识外部世界。其过人的智慧、不懈的勤奋、深邃的洞察力、敏锐的感官，以及长达八十二载的人生，共同促使他在多个领域——尤其是文学创作——作出了非凡贡献。在绘画艺术方面，他几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累计创作了约两千七百幅作品，其中以风景画为主，亦包括科学研究中的绘图以及人体素描等。1786年6月，歌德启程前往意大利，将精力集中于自然科学研习、绘画与文学创作。他陆续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与《哀格蒙特》等作品，并撰写了《塔索》和《浮士德》的部分章节。在魏玛，仅有他亲密的侍从兼秘书菲利普·赛德尔知晓此行的真正目的地。旅居意大利期间，歌德化名“菲利普·米勒”，最初寄回家中的信件甚至未注明日期。直至抵达罗马后，他才向亲友坦陈了自己的真实计划与决定：他将在意大利停留相当长的一段时光。后来，歌德在《意大利游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次意大利之旅。1786年，他在罗马结识了画家缇士拜恩，次年便与缇士拜恩及其他友人一同前往那不勒斯游历。同年，缇士拜恩创作了著名油画《歌德在意大利》，描绘了置身罗马丘陵地带作为旅人的歌德形象。也是在意大利，歌德结识了画家安格莉卡·考夫曼。
自一七八八年返回魏玛之后，歌德仅担任了剧院监督一职，其政治立场逐渐转向保守，而在艺术领域则致力于追求和谐与宁静的古典美感。一七九四年，他与席勒开始密切交往，恰逢欧洲民主运动与民族解放浪潮日益高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亦广泛传播，这些时代背景促使歌德的思想与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飞跃阶段，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包括《浮士德》在内的一系列重要代表作。步入晚年的歌德，亲眼目睹了欧洲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法国大革命激起了全欧洲范围内的革命浪潮，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迅猛推进，工人运动逐步兴起，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得到广泛传播，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更是席卷整个欧洲。这些深刻的变化使歌德的视野逐渐超越了德国相对狭隘的局限，转而更多地关注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发展动态，并更积极地接纳新兴的社会思潮。这一切都有助于他克服此前阶段思想上存在的某些局限性。大约从四十岁开始，歌德的身体状况便逐渐恶化，行动变得僵硬而不便。他长期遭受严重的椎间盘损伤以及多节胸椎变形的折磨。尽管身体承受着痛苦，他的创作与思考并未停歇。一七九五年，他与席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席勒最初是以历史学教授的身份来到耶拿的，两人惺惺相惜，这段珍贵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一八零五年席勒去世。一七九八年，歌德创作了哀歌体诗作《植物的变形》。席勒离世后一年，歌德与长期相伴的克里斯蒂安娜·福尔皮乌斯正式结婚，两人自一七八九年起便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子，名为奥古斯特。在埃尔富特举行诸侯大会期间，拿破仑一世亲自接见了歌德，并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以表彰其文化贡献。从一八一三年十月起，歌德的兴趣转向了遥远的中国。他多次从图书馆借阅了十余种涉及中国的书籍，其中包括中国游记以及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他还通过英法文译本阅读了不少中国小说与诗歌，例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今古奇观》等作品。他一直怀有将《好逑传》改编为一部长诗的愿望；在阅读了《赵氏孤儿》之后，深受启发，又萌生了创作一部戏剧的计划。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二九年间，他创作了十四首以《中德四季晨昏吟咏》为题的抒情诗，以此抒发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向往与憧憬。通过接触中国文学作品，歌德从中体察到人类共通的感情与思想。他在与助手爱克曼的谈话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中国的理解：“中国人在思想、行为以及情感方面，几乎与我们相同；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显得更加明朗、更加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从中国文学延伸至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的讨论，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具有开创性的概念。他表示：“我越来越深信，诗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如今每个人都应当为之努力，促使其早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年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不同的理论路径同样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重要概念。一八一四年，歌德前往莱茵河与美因河地区游历。一八一七年，他开始撰写《我的植物学研究的历史》，并创办了专注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形态学研究的杂志（该刊持续出版至一八二四年）。在此期间，他还与矿物学家兼植物学家施坦博格以及音乐家菜尔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歌德因病与世长辞。他的临终遗言是：“给我更多的灯吧！”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这位伟大文学家始终如一的乐观精神。三月二十六日，歌德被安葬于诸侯墓地，结束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歌德不仅擅长绘画，还对自然科学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的文学创作体裁极为丰富，涵盖了抒情诗、无韵体自由诗、组诗、长篇叙事诗、牧童诗、历史诗，以及历史剧、悲剧、诗剧，还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教育小说、书信体小说和自传体诗歌、散文等多种形式。在其众多作品中，最为世人熟知的是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诗体哲理悲剧《浮士德》（1774～1831）和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1775～1828）。其中，《少年维特之烦恼》因为真切地反映了一代青年反抗封建束缚的普遍心声，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而使歌德从此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浮士德》则取材于德国十六世纪流传甚广的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与改造。这部作品堪称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些不断探索与追求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的艺术概括。该悲剧不仅结构宏伟、色彩斑斓，巧妙地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象征手法融为一体，而且通过主要人物浮士德与魔鬼靡菲斯特之间整个思想言行的交织对照，展现了善与恶、行动与情感、成功与失败之间持续不断的辩证发展关系。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一生，尤其是其后期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他始终坚持并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密不可分。歌德早年曾积极参与并领导了狂飙突进运动，当时的创作倾向明显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随着认识的深化，他逐渐察觉到当时浪漫主义文学中存在的某种“病态”倾向，从而将目光转向了古典主义。需要指出的是，歌德所倡导的古典主义，在实质上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始终是歌德后期理论思考的核心焦点之一。在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歌德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曾经直接而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演进与发展。即便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也显然受到过歌德文艺思想的深刻启迪与影响。他并不主张在作品中直接“体现某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强调应当把自己从现实生活中所获得的那些“感性的、生动的、可喜爱的、丰富多彩的”“印象”，通过“艺术方式”加以提炼与加工，并借助“生动的描绘”呈现给读者。歌德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点明“印象”的具体来源，但结合整段论述的语境，我们不难理解，他所谓的“印象”并非凭空产生，而正是客观外界的现实生活在作家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作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客观生活进行观察与体悟的一种“观照”。因为他坚信，这才是文艺创作真正可靠的基础和根本依据。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与爱克曼谈及《浮士德》的创作过程时，他一方面坦然承认作品中“没有哪一行诗不带着仔细深入研究世界与生活的明确标志”，另一方面也特别指出：“我如果不先凭预感把世界放在内心里，我就会视而不见，……我们周围有光也有颜色，但是我们的眼里如果没有光和颜色，也就看不到外面的光和颜色了”。他所说的“预感”以及眼里的“光和颜色”，实质上是指作家能动地感应和预测生活的内在心理条件，或者说，是创作主体所应当具备的一种宏阔、灵敏且富有张力的心理形态。从这段话中可以解读出这样一层深刻含义：文学创作者对于特定外界事物的感受与把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应的主体条件；如果缺乏这方面的条件，那么客观存在的事物即使具有再重要的意义，也难以成为其关注的对象，因而也无法激发其真正的创作冲动。
《浮士德》这部杰出的作品，与宏伟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以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同被尊奉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古典名著。其中，《威廉·迈斯特》分为《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两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作为一位文学巨匠，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他的著作已被翻译成多达48种语言，成为各国文学经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德本人精通多种语言，并且对欧洲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与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他常常通过翻译、戏仿或直接运用这些作品的风格进行创作。特别是《浮士德》，简直可以被视为整个欧洲文学传统的一次集中汇聚与展现。此外，歌德还对世界各地的民间歌谣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积极搜集那些处于欧洲主流视野之外的文学作品。他参与推动“世界文学”概念的最突出例证，便是两本诗集《西东诗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创作。前者深受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歌艺术影响，后者则明显借鉴了中国古典戏剧与小说的元素。歌德期望借助文化间的相互了解来提升社会的宽容度，因此他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更准确地应定义为“跨文化交流”，即一系列全球性的对话与思想交换。在这种持续的互动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日益凸显，而各自的独特个性也得以保留，并未因此被掩盖或消除。歌德通过广泛的学术阅读和文本翻译来深入理解全球各种文化的观点，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差异，平静地选择接受或忽略它们。他赞同哲学家康德关于艺术与科学能够相互启发的见解，其自身的科学探索以及“世界文学”实践，本质上都是为了探寻所有生命形态在多样性背后所体现出的统一性与内在和谐。歌德的作品最初传入中国大约是在戊戌变法前后。到了1922年，由郭沫若完整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正式出版，随后他又陆续译出了《浮士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歌德的著作对中国的启蒙运动曾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德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发展，歌德及其作品如同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在中国散发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芒。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汇集中国三代歌德研究者和翻译家学术精华的十卷本《歌德文集》，这无疑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大盛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浮士德》就已经走进了中国大学的课堂，在部分学校开设的“西洋名著选读”课程中被仔细研读。直至抗战爆发前夕，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歌德的主要作品除了《威廉·曼斯特的漫游时代》和《亲和力》这两部长篇尚未有译本外，几乎全部都有了中文译本，由此足以窥见歌德作品在中国受欢迎和普及的程度。
恩格斯曾对歌德作出这样的评价：“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却又显得极为渺小”，并进一步阐释道，“在他的内心世界中，时常发生着天才诗人与那位来自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同时也是受人尊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激烈冲突。”恩格斯甚至将歌德与哲学家黑格尔相提并论，并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认为“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专注的领域内，都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一般，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一位深刻的思想家，黑格尔对歌德的思维路径有着异常透彻的洞察，他精准地分析指出，“歌德所提出的‘初始现象’这一概念，其内涵并非直接指向某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体现为一种精神——一种感性的本质，它恰恰在纯粹的本质概念与感性世界中变幻无常的现象之间，扮演着调和与中介的关键角色。”这一见解深刻地揭示了歌德思想中兼具诗意灵动与哲学深度的独特特质。
歌德主张艺术家应当致力于描绘自身所熟悉的生活领域。他通过对人类文学创作活动的宏观考察，提出了“整个世界都可以成为文学题材”的广阔视野，并认为“任何真实的题材都具有入诗的可能，不存在本质上非诗性的内容”。然而，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具体到每一位作家的实际创作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特定的选材范围：任何作家若想取得创作上的成就，在题材选择上就必须避免过度分散精力或追逐不熟悉的领域，而应当立足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专注于那些自己熟悉且有能力深入表现的生活现象。在此基础上，歌德进一步指出，作家在积累生活体验并进入实际创作阶段时，应当从把握生活中的具体个别事物入手。他强调，对个别事物的深入把握与生动描绘，恰恰是文学艺术生命力的源泉。这里所说的“个别事物”，在歌德的理解中，既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物、事件与情境，也包括历史中流传下来的各类传说、故事等素材。歌德将“从把握个别事物开始创作”作为核心主张，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学创作观念的一次重大突破，在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在歌德所处的时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领域内，倡导自由、张扬个性的新兴思潮与强调规范、注重普遍性的传统观念之间冲突日益激烈。歌德凭借自身对文学特性的深刻体悟，沿着前人开拓的方向持续探索，最终在创作理论上实现了从注重抽象“类型”到强调具体“个别”的关键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正是他明确提出的“从个别出发”的创作原则。歌德从理论层面有力地批判和否定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类型说”，这一思想内核也贯穿于他的许多其他论述之中。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即歌德的中晚年时期，德国乃至整个西欧和俄国文坛弥漫着一股消极浪漫主义的思潮。许多文人鼓吹艺术应纯粹从诗人的内心情感出发，主张远离甚至拒绝反映现实生活。面对这股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潮流，歌德始终坚守立场，力挽狂澜，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原则的坚定信念。他曾明确表示：“我的方向与整个时代潮流恰恰相反，因为当今时代完全被主观倾向所笼罩，而我竭力追求的则是贴近客观世界。”他将那些脱离现实、沉溺于内心冥思、闭门造车的诗人称为“主观诗人”，并认为他们不足以被称为真正的诗人。他深刻地指出：“如果一位诗人只能表达自己那一点主观情绪，他的成就是有限的；但一旦他能够把握并生动地表现整个世界，他才真正配称为诗人。此后，他便拥有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并能持续写出新颖的作品。相反，主观诗人很快就会耗尽内心那一点有限的积累，最终陷入陈词滥调的窠臼。” 即使在消极浪漫主义盛行之时，与歌德交情深厚的席勒也难免受到一定影响，导致二人在文艺观念上产生分歧。歌德对此评论道：“我坚持认为诗歌创作应从客观世界出发，并视这种方法为可取的正途。然而席勒却采用了一种完全主观的创作方式，并且坚信只有他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我不禁认为，席勒对哲学思辨的过度倾向损害了他的诗歌创作，因为这种倾向使他将抽象观念置于一切自然现实之上，甚至不惜抹杀自然的真实性。”歌德在此明确提出的“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正是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基本原则。而那种“完全主观的写作方法”以及“把观念看得高于自然、乃至消灭自然”的创作倾向，则与这一根本原则背道而驰。 基于对艺术与现实之间审美关系的正确而深刻的理解，歌德反复告诫作家必须“面向现实”，善于从广阔无垠的生活海洋中汲取丰富的创作素材。他认为，生活中处处蕴藏着诗意的源泉，关键在于作家是否具备足够的智慧与毅力，能够不懈地去探寻和发现。他说道：“切勿断言现实生活缺乏诗意。诗人的真正本领，恰恰在于他拥有足够的智慧，能从司空见惯的平凡事物中发现引人入胜的独特侧面。现实生活必须为诗歌创作提供最初的动机，这就是需要表现的核心内容，也是诗歌真正的灵魂所在。”他曾叮嘱爱克曼：“我只劝你持之以恒，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不放。” 从上述基本理念出发，歌德将真实性视为现实主义文艺首要的审美特质，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应当遵循的首要准则和追求的根本目标。他指出：“对天才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要求，便是热爱真实。”“对艺术家提出的最高要求即是：他应当尊崇自然，研究自然，模仿自然，并且创造出一种与自然高度契合的作品。”歌德进一步阐述：“艺术需要通过一种完整的整体向世界言说。但这种完整性并非他在自然中直接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身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饶而神圣的精神为其灌注生气的成果。”这里所说的“心智”，涵盖了艺术家的情感、思想、智慧、秉性、意志、愿望等主观精神世界的全部内容。艺术家在对来自现实世界的材料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中，必然会将自身的主观意识“灌注”其中。真正的艺术作品，“乃是一种精神创造，其中的部分与整体都源自同一个精神熔炉的熔铸，是被同一种生命气息所吹拂过的。”艺术作品中的一切，都是艺术家用自身生命的乳汁哺育而成的。歌德以古希腊悲剧家为例，指出“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人物都显现出那位伟大诗人的高尚心灵”，而“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全然发自内心……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通过他的剧作，我们可以学会理解人类的思想与情感。”歌德自身的创作实践也同样体现了这一原则。在谈及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体验时，他说：“我如同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哺育了那部作品。其中有大量出自我个人心胸的东西，大量的情感与思想，其丰富程度足以写成一部比这长十倍的长篇小说。”关于其代表作《浮士德》，他则表示：“不仅主角浮士德那种阴郁而无厌的追求，连同恶魔梅菲斯特的鄙夷态度与辛辣讽刺，都体现了我自身性格的某些组成部分。”歌德甚至将《塔索》称为“这部剧本是我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肉中的一块肉。”正是通过艺术家这种生气灌注，使主观心灵与客观生活水乳交融，才使得艺术作品得以成为一种“第二自然”。 此外，歌德认为艺术还需服从一种“较高的意旨”。所谓“较高的意旨”，指的是人作为社会存在所特有的意旨，亦即道德的意旨。歌德所理解的道德并非狭义上的伦理戒条，而是指能够显示人的精神本质与社会属性的崇高内涵，它与单纯的自然状态相对立。他指出：“如果现实事物缺乏道德关联，我们便称之为平凡之物。”“造型艺术所处理的是可见之物，是自然事物外在的现象。纯粹自然的事物，只有当它同时在道德上令人愉悦时，才可被称为‘纯朴的’。因此，纯朴的对象方属于艺术的领域。”他又说：“艺术应当成为自然事物的道德表现。同时关涉自然与道德两方面的对象，才是最适宜于艺术表现的。”歌德强调，艺术家进行创作应当具备伟大的人格。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他们是凭借自己伟大的人格去观察自然的。”相反，“我们那些墨守成规的艺术家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以人格的软弱和艺术上的无能去模仿自然，还自以为取得了成就。实际上，他们的作品甚至低于自然。任何人若想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就必须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从而能够像希腊人那样，将琐碎繁杂的实际自然提升到自身精神的高度，将自然现象中因内在缺陷或外力阻碍而仅具某种发展趋势的东西，完满地实现出来。”在歌德看来，希腊艺术家即使在刻画动物时，也能达到“不仅逼真地模仿自然，而且超越了自然”的境界，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将繁琐的实际自然提升到自身精神的高度”。由此可见，“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才能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 总而言之，歌德关于艺术家既是“自然的奴隶”（必须忠实于自然），又是“自然的主宰”（能够超越并提升自然）的辩证思想，深刻揭示了艺术创作中主观与客观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这一思想既有力地抵制了消极浪漫主义脱离现实的倾向，也与机械摹仿自然的自然主义划清了界限。这正是歌德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精髓，也是他为现实主义理论发展所作出的卓越历史贡献。
歌德的言辞艺术常常令人叹为观止，其中蕴含的机智与风度尤其值得细细品味。据说有一次，歌德正在一座公园中悠闲地散步，当他走到一条狭窄的小径时，恰巧遇到一位素来以尖锐闻名的批评家。那条小路十分狭窄，只容得下一人单独通过，两人迎面相遇，一时谁都没有主动让开。那位批评家带着傲慢的神情抢先开口说道：“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歌德闻言，并未动怒，反而从容不迫地微微一笑，接着温和而坚定地回应道：“我恰好相反！”话音刚落，他便优雅地侧身退到路旁，做了一个请对方先行的手势。这一巧妙而充满智慧的应对，不仅瞬间化解了当时的僵局，更在谈笑间展现了歌德广阔的胸襟与非凡的修养，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