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1964年9月22日。1983年，他从哈尔滨市第三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于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在本科毕业之后，他先后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两位著名学者：成为钱理群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后又跟随严家炎先生攻读博士。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领域，以其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而闻名，所撰写的文章不仅风格生动、富有情趣，同时也时常流露出一种犀利的批判意识。目前，他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现当代小说、戏剧以及通俗文学的研究工作，并兼顾思想文化方面的批评。他曾受邀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讲学。因其洒脱不羁的个性与文风，他在学界和文化界常被称为“北大醉侠”。
其著作颇丰，涵盖《47楼207》《空山疯语》《黑色的孤独》《口号万岁》《独立韩秋》《匹马西风》《谁主沉浮》《青楼文化》《超越雅俗》《井底飞天》《金庸侠语》《笑书神侠》《四十不坏》《千夫所指》《生活的勇气》《脍炙英雄》《四十五岁风满楼》等多种文集与选集。他长期致力于普及与解读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曾受邀在多家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众多高等院校开设专题讲座，系统阐述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文化内涵。此外，他亦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一知名文化栏目，先后开设系列讲座，深入浅出地解读金庸武侠世界与鲁迅文学思想，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关注与公众反响。基于其深厚的学术积累与讲坛内容，他还整理并出版了《正说鲁迅》等相关著作。
孔庆东曾对此解释道：“不少人了解到我的祖籍在山东，并且身为孔子的后人，同时又因为我来自东北地区，所以一听到‘醉侠’这个名号便想当然地认为我酒量过人。然而实际上，我本人的酒量相当有限，最多只能饮半瓶左右。‘醉侠’这一称呼，更多是我个人内心所向往和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据相关报道，金庸的《雪山飞狐》正是在身为“金庸迷”的孔庆东积极倡导下，得以被纳入北京中学的教材体系之中。在2007年8月28日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此事时，孔庆东立刻提起了兴致，并明确表示：“今年的语文课本里并没有收录任何一篇金庸的小说。为什么大家会认为由孔庆东参与编选的语文课本就必须包含金庸的作品呢？其实在我个人的阅读喜好中，金庸甚至排不到前五位。”他进一步阐述道：“金庸的作品当然优秀，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由于其作品多为篇幅浩大的长篇小说，如何从中选取合适的片段进入教材，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难题。”在众多作家中，孔庆东最为推崇的始终是鲁迅。尽管他本人对武侠文学抱有浓厚兴趣，可一旦谈及鲁迅与金庸的比较，他的反应依然显得格外强烈。他指出：“像《祝福》中的祥林嫂这样的形象，已经在课本中存在了八十年，却从未被撤换，正是因为这类作品具有深刻动人的力量。即便是来到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在阅读鲁迅时也常会被深深打动。不过，像《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对于当今的中学生而言，理解起来确实存在相当的难度，内容显得过于深奥了。”此外，孔庆东也对当下文化现象表达了忧虑。他认为，《百家讲坛》正呈现出一种日益娱乐化的趋势，这种倾向实际上相当危险，因为它所表现出的发展方向令人担忧。学术内容固然应当力求生动易懂，吸引听众，但绝不能流于娱乐化，否则便会背离其原有的严肃轨迹。如今许多电视节目过度追逐收视率，这种风气或许是《百家讲坛》最需要警惕和反思的现象。
孔庆东，据传是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的后裔。在孔子众多声名显赫的后代之中，孔庆东的知名度或许并不算特别突出。正如他所承袭的这个古老姓氏所暗示的那样，他个人与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而复杂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并非仅仅体现为简单的继承或沿袭；相反，在更大程度上，它呈现出一种对传统进行审视、剖析乃至解构的鲜明倾向与独特意义。
中国人对传统思想体系的解构与重塑，其源头并非仅局限于二十世纪。实际上，这一过程早在元明时期便已悄然展开。当时，尽管程朱理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知识分子群体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强势话语下备受压抑，但恰恰是这种压力促使人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拆解僵化的传统框架。元杂剧的兴起便是一个鲜明的信号，那些来自市井民间的鲜活叙事与情感表达，已经体现出对正统伦理的某种疏离与重构。 到了明代，这种源自底层的文化活力逐渐向上渗透，进而催生出更具影响力的文学经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和《金瓶梅》。这些作品虽被后世尊为名著，但其精神内核已与官方推崇的理学、道学传统产生了显著分野。《三国》侧重于兵家谋略与历史兴衰，《西游》以佛学思想为根基融合三教智慧，《封神》蕴含浓厚的道家哲学色彩，而《金瓶》则深刻描绘世俗人情与市井生活。尽管这些文本中仍保留着一定的道德劝诫意味，但其整体趣味与价值取向已明显转向更复杂、更人性化的多元探索。可以说，明代正处于一场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前夜，旧有的思想框架在文学创作中被不断突破与重新诠释。 这股解构与再造的文化潮流并未随着明朝的终结而消退，反而延续至清代，并呈现出新的面貌。清代不仅继续产生了如《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这类被视为“杂书”却富含新意的作品，整个社会对戏曲艺术的痴迷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元明时期诞生的《西厢记》《牡丹亭》在清代广为流传、备受喜爱，同时，标志性的《桃花扇》也于此时正式形成并登上舞台。甚至到晚清，慈禧太后对京剧发展的推动亦不容忽视，她曾有名言“戴上行头，就是帝王将相，不用向老佛爷下跪”，这句话生动体现了当时上层对戏曲艺术及其承载的社会象征意义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漫长历史阶段中的“解构”，并非单纯的破坏或否定，而往往伴随着新的建构。传统在被拆解和重新审视之后，并非走向衰弱，反而经常通过吸收新元素而获得新的生命力。中国人似乎具备一种独特的文化整合能力，即在严格的逻辑体系完全理顺之前，先在实践中进行融汇与调和，直至最终形成自洽的新形态。这种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在解构中实现重建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文学与艺术领域，也深深植根于诸如中医等传统知识体系之中，此处便不再赘述。
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学术思想大规模传入东方，中国社会对自身传统体系的反思与解构进程显著加速。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遭遇了两次极为剧烈的冲击：先是“打倒孔家店”运动，其后又有“打倒孔老二”的批判浪潮。西方学说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清晰的思维范式，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知识界；百年时光流转之下，孔子在公众视野中早已褪去了昔日圣人的光环。然而，尽管解构的步履从未停歇，传统文化底蕴却依然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当我们回望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会不无惊讶地察觉，二十世纪其实只是自中世纪以来中国人持续反思与重构传统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有机的环节。这段时期除了因深受西学影响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之外，其内在脉络与早先历代的解构实践实则一脉相承、难以割裂。由此我们亦可窥见一种历史趋势：被破除的往往是传统中僵化落后的部分，而得以确立和传承的，则多是传统内部历经淬炼的精华。在这一绵延不绝的解构传统的历史语境下，学者孔庆东却选择站在了主流叙事的对面。他曾借一句改编自毛泽东的名言来评说小说人物欧阳锋：“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这种表述全然不同于先祖孔子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庄重与恳切，而是以略带戏谑的口吻，直指人性深处，试图还原一个人的复杂面貌。在这里，孔子的后人已然摒弃了单纯的道德训诫，转而采纳了两方人本主义的观察视角。人被视为一个饱满而自主的个体，而非能被僵化的道德教条所简单限定。社会由形形色色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人不是抽象扁平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真实存在。
孔庆东对金庸的推崇与选择，在王朔的解读中被视为一种为金庸“抬轿子”的行为。然而王朔或许未能充分理解，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被人抬轿子，根本在于这个人本身具备值得被推崇的实质内涵，也就是说，他有“轿子”可被抬起。而一个人之所以选择为他人抬轿子，除了可能存在阿谀奉承的动机之外，通常还基于另外两层原因：其一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其二则是这种行为已经顺应了某种历史性的需求，成为一种时代语境下的必然。就孔庆东而言，我们既难以找到他阿谀金庸的个人动机，也看不出他通过推崇金庸能为自己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诗》这三百篇文字，仿佛积蓄已久的力量，终于到了不得不迸发的时刻。作为孔子的后人，孔庆东在此似乎继承了先辈那种纯粹而真挚的诗性情怀；他阅读，他深受触动，于是自然而然地，这顶轿子便被抬了起来。孔庆东这一抬，实际上悄然解构了某种既成的文学传统，即在过去几十年的文学评价体系中，那种过于僵化的评判标准。许多学者往往不去深入体察文学作品内在的精神意蕴与思想价值，反而沉溺于对文学外部形式的琐碎讨论，凡是符合他们审美惯性的便予以接纳，但凡看不顺眼的便一概排斥。试想一下，如果自古以来文学领域遵循的都是如此狭隘的标准，那么读者恐怕只能接触到类似祭司祝祷辞那样刻板而形式化的文本，任何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恐怕在刚刚萌芽之际就会被扼杀。文学一旦被严格的章法所束缚，其生命力也就随之枯竭了，因为文学的本质正在于不断突破既有的规范，而非建立固化的条框。唯有那些能令人耳目一新、带来全新审美体验的作品，才堪称优秀的文学；反之，若一部文学与其它作品面貌雷同，缺乏独特的个性与创造，那么它的艺术生命也必然难以长久。孔庆东通过他的论述与实践，实际上正是在呼唤这样一种回归文学本真的视野。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邀请了几位小读者向孔庆东请教有关写作的困惑。出乎意料的是，孔庆东并未以严肃的师长姿态回应，反而扮演起一位风趣的“坏叔叔”。他打趣道：“写作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删减与提炼的过程，就好比你长大后寻找人生伴侣，或许会遇到许多令你心动的人，但不可能将她们全都娶回家。因此，学会‘割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谈及个人经历，孔庆东幽默地自称来自哈尔滨这座“小地方”，当年在北大求学时内心常怀自卑。他回忆说：“那时不经意间说了几句话，竟发现不少人爱听，还有些人甚至听不明白，这份意外的反响反而让我逐渐建立了自信。”对于成名带来的变化，孔庆东流露出些许无奈：“过去我可以双手脱把，一边骑车穿行于大街小巷，一边自在歌唱；如今却不得不维持一副庄重模样。从前总喜欢乘坐公交车，静静观察世间百态；现在却常在车上成为被众人注视的对象。”论及金庸先生屡次修订自己作品的行为，孔庆东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这并非出于商业考量：“金庸先生身体健康，闲暇时间充裕，加之香港已然回归，也没有那么多《基本法》需要他来起草了！”无论是面对“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还是武侠小说家步非烟，孔庆东都秉持同样的鼓励态度，坦言：“我对他们抱有十分看好的期待。”而对“80后”诗人黄莽（笔名山水悟道），他则寄语道：“心怀家国，方为好龙儿。”孔庆东常以“孔和尚”自称，对于这一称呼，他给出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尚’二字。和尚的本职是什么？本是普渡众生、救苦救难之人，是追求大彻大悟的修行者。高阶的和尚已然接近佛的境界，这与是否吃肉饮酒、有无家室并无必然关联。那些戒律清规多是为初入门的僧侣所设，以防其行为失范，故以规矩约束。但真正达到至高境界者，早已超越形式上的束缚。因此，是否为和尚，并不取决于是否出家，而在于内心的觉悟与践行。”
二零零七年，孔庆东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章诒和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从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出发，指出“她所属的阶级曾经是我们政权的对立面”，并认为“共产党对待这一群体已经展现出极大的宽容，然而他们之中仍有人怀揣变天的幻想，声称当年的反右运动是错误的”。孔庆东质问道：“如果你自认为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又为何要向共产党寻求平反？”“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人已获得平反昭雪，但某些大右派却变本加厉地向人民索取补偿，其姿态甚至比以往更为激烈。”他进一步追问：“普通百姓的血泪遭遇有谁来记录？矿井事故中六十多条生命的逝去，谁会为每人撰写一部《往事并不冒烟》？每条生命的赔偿金额是多少？生命难道真的有价格吗？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的生命价值是否存在差异？而革命的目的，正是要彻底改变这种不公。”同年，孔庆东在评价韩国与朝鲜时，表达了对朝鲜社会主义制度及金正日主体思想的赞赏。他强调，“如果没有卓越的领袖和劳动党的领导，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没有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和无私奉献的劳动热情，这个国家或许早已不复存在。”他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因韩方要求而被禁止发行，随后改名为《匹马西风》重新出版。二零一二年年中，孔庆东在其微博中称赞朝鲜是一个注重学习的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并对比指出“日本人虽然也常在公共场所阅读，但内容多以漫画为主，且其中不乏色情题材”。这番言论引发了不少争议与批评。二零一零年二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的节目中评论一则关于“英媒曝光朝鲜为金正恩建造豪华住宅与办公室”的新闻时表示，自己“刚从朝鲜归来”，并未见到朝鲜人民遭受饥饿，同时称中国民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一直饮食充足，面色红润”。他将该新闻归结为“帝国主义”与“豺狼”对朝鲜领导人的恶意丑化，并批评部分中国人缺乏立场，盲目跟随帝国主义指责一个兄弟国家。节目中，孔庆东还当面指出主持人石菲存在错误，要求其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即时的互动形式成为该评论节目的特色之一，并被部分媒体所效仿。同年八月十七日，第一视频网站《坐视天下》节目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子第七十三代直系后人孔庆东，就郭德纲相关事件发表看法。孔庆东明确表达了对郭德纲的支持，并指出“反三俗”的对象不应是郭德纲。针对媒体的大量报道，他反问道：“今年七月国家提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但真正该反对的是谁？是郭德纲吗？许多媒体日常就在传播三俗内容，此时又为何急于转移焦点？”对于郭德纲邻居与记者冲突的视频，孔庆东认为媒体无权判定私搭乱建或殴打行为是否违法，这属于治安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媒体的过度介入已干扰普通民众的生活。关于记者被打事件，他表示动手可能不妥，但判定对错应由司法机关进行：“八路军打击日寇是正义之举，警察制止流氓行为也合乎情理。因此，打人是否正当必须由法律机关裁决。”随后，《坐视天下》节目播出了网友支持郭德纲的发言：“郭德纲你确实够‘三俗’，在天津演出竟返场二十四次，你为何要为普通观众付出这么多？”孔庆东解读称，这位网友实为正话反说，代表了民众的心声，体现了大家对郭德纲的喜爱。他赞扬郭德纲是相声界唯一敢于讽刺权贵、批判歪风邪气、反抗潜规则的“民族英雄”，并强调若郭德纲因受压力而移民，其可能产生的文化损失将难以估量。孔庆东还透露自己将在《人民日报》撰文，明确“谁才是真正的三俗”以及“哪些部门应为此负责”。作为孔子和平奖的发起人与评委之一，孔庆东曾面对该奖项被叫停的传闻。有媒体误读该奖是与诺贝尔和平奖对立的产物，但实际上该奖项并未中止，已连续举办五届，且获得日益广泛的社会支持。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孔庆东在新浪微博上称，自己此前在拒绝《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报以粗口：“一分钟前，汉奸刊物《南方人物周刊》来电骚扰要求采访，语气虽客气，意图却险恶。孔和尚果断回复了一串排比句：纯属京骂！”事后，被指责的记者曹林华接受《济南时报》采访，说明孔庆东并未在电话中使用如此激烈的言辞，其微博内容存在夸张成分，并认为孔庆东的性格兼具理性与表演双重特质。此事招致媒体与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但亦有大量网民表示支持，例如在凤凰网的相关调查中，约六成参与者站在孔庆东一边。孔庆东事后解释，自己的激烈言辞是一次“火力侦察”，意在促使所谓“汉奸媒体”暴露真实面目。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九日，孔庆东在第一视频《孔和尚有话说》节目中，就香港地铁车厢内内地儿童进食视频发表评论。他指出部分港人因殖民历史遗留的心态，存在自我优越感，并在具体语境中表示“至今，不少香港人仍带有奴性”。此言很快被断章取义，引发海内外数百家媒体的连续抨击。孔庆东在谈及香港的殖民背景与法治时补充道：“许多香港人不认同自身中国人的身份，开口便是‘我们香港’、‘你们中国’……这类人曾为英国殖民者效劳，习惯成自然，至今仍未摆脱旧习。当然，香港有很多善良的市民，但也确实有一部分人仍未改变。”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在电话采访中澄清：“我从未直接说‘香港人是狗’。”“我何时说过不讲普通话就是王八蛋？……用对方听不懂的话进行侮辱才是可耻的！”“我说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一部分人行为不当，北京、上海也不例外。”他认为媒体曲解其原意、故意制造话题，尤其在临近春节时破坏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对此表示遗憾并要求道歉。他同时在其微博上写道：“若真有人声称‘香港人是狗’，那人理应道歉。而这句话恰恰出自南方报系，因此我郑重要求南方报系向我和香港人民致歉。支持南方报系认错者请举手！”二零一二年一月下旬，孔庆东在电视评论中嘲讽台湾地区选举是虚假民主，指出马英九在领导人选举中仅获六百万票属“微弱优势”，“还不及半个北京的人口”；他表示未看出马英九执政下台湾有何明显进步，并将选举比作一场供人围观热闹的“电视连续剧”。绿营立委批评孔庆东只会迎合极权统治，缺乏学术良知；蓝营立委则认为台湾选举已获国际认可，孔的狭隘观点显示出其对台湾民主的无知。二零一二年五月六日，孔庆东在微博发布短文《立春过后是立夏》，其中引用了陆游的一首诗。一名匿名网友误以为该诗为孔所作，在其微博下指责诗句“格律错误……至少不应出现孤仄孤平”，借以贬低孔的学术造诣。孔庆东回复称“你不过是个狗汉奸……我看你母亲才又孤又平”。该网友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二零一三年，海淀法院一审判决孔庆东需在全国性报刊上公开致歉，并支付精神抚慰金二百元及公证费一千元。孔庆东认为《孔庆东现象批判》一书通过虚构、辱骂、讥讽、诬陷等方式对其进行了恶意中伤与人身攻击，严重损害了其人格与名誉，因此向法院起诉作者曾勋及中国财富出版社，要求停止该书的出版发行并销毁已流通的书籍。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方需在国内知名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五千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孔庆东起诉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吴晓平侵犯名誉权一案，被海淀法院一审驳回。法院认为，吴晓平在《听我韶韶》栏目中就涉及孔庆东的案件进行评论，所依据的报道与案件事实基本属实，评论具有诚意，并非借机损害孔庆东名誉或进行人格侮辱。即使评论言辞存在一定激烈之处，也应予以理解与包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在法律保护上需适当克减。二零二三年一月五日，微博管理员依据《微博社区公约》等相关规定，对孔庆东的账号采取了从阶段性禁言至永久禁言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