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不想说（电视剧《外来妹》主题歌，杨钰莹演唱）；2.弯弯的月亮（电视艺术片《大地情语》插曲，刘欢演唱）；3.牧野情歌（李玲玉演唱）；李海鹰5.中国军魂（电视剧《亮剑》主题歌，合唱）；6.爱如空气（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插曲，孙俪演唱）；7.走四方（电视剧《一路黄昏》主题歌，韩磊演唱）；8.过河（潘长江小品插曲）；9.我的爱对你说（电视剧《女人天生爱做梦》主题歌，叶倩文演唱）；10.心中的安妮（毛宁演唱）；11.从何说起（陈奕迅演唱）；12.蔓延（谭晶演唱）；13.盛开的牡丹（宋祖英演唱）；14.我们的孙中山（中山纪念中学学生合唱）；15.风无心（电视剧《皇粮胡同十九号》的主题曲，容祖儿演唱）；16.女人天生爱做梦（江珊）；17.梦江南（朱晓琳）；18.红黄蓝白紫（刘小钰）；20.花开花落（刘欢）；21.谁也不知道（杨钰莹）。22.我爱你（廖昌永演唱）23.青岛 青岛（张馨月演唱；徐磊、海鹰词；李海鹰作曲）24.我们的道路（晓凡作词、金戈编曲）
李海鹰先生在其艺术生涯中创作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影视音乐作品。除了为电视艺术片《大地情语》谱写插曲《弯弯的月亮》之外，他还陆续为电视剧《外来妹》创作了主题歌《我不想说》、为电视剧《一路黄昏》创作了主题歌《走四方》、以及为电视剧《女人天生爱做梦》创作了主题歌《我的爱对你说》等多部经典之作。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他往往独自承担作词、作曲乃至编曲的全部工作，充分展现了其全面的音乐才华。这些歌曲通过电视播出后迅速引起广泛共鸣，深受观众喜爱，传唱度极高，流行范围覆盖大江南北。此外，他也曾为多部电影作品贡献音乐才华，从早期的《鬼子来了》、《黑冰》、《背叛》、《荣誉》到近期风靡全国的《亮剑》等，其创作的歌曲与配乐无不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基于这些突出的艺术成就，李海鹰先后荣获包括“五个一工程奖”、“文华音乐奖”在内的国家级、全军级、省市级以及海外音乐创作奖项百余项。他还曾受邀担任198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指导，并连续在1998年及1999年两届央视春晚中担任音乐统筹工作。1997年，他出任罗马尼亚第十届国际金鹿流行音乐节大赛评委；1999年，又担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十届“亚洲之声”音乐节评委。此外，他曾多次担任全国性重要音乐赛事评委，包括中央电视台1988、1992、1996、1998年共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及文化部1996、1998年通俗歌手出国选拔赛。在行业组织与社会职务方面，他曾任中国轻音乐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理事及广东音乐家协会理事等职。同时，他也是国际艺术节组织联合会成员，并被收录于ABI国际杰出人物名录。1994年11月19日，李海鹰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成功举办了题为“《弯弯的月亮》”的个人作品演唱会，这场音乐会堪称其音乐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始终对音乐怀抱热忱的李海鹰并不满足于已有成就，乐于不断拓展新的艺术疆域。在成名之后，他将兴趣投向了音乐剧领域。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盛行于美国百老汇，以流行音乐为主要载体，风格轻松活泼，深受观众欢迎。然而在中国，戏剧界自“文化大革命”之后涉足音乐剧创作的时间尚短，尚未出现广为认可的成功之作。李海鹰立志在此领域开辟新局，并于1996年和1997年两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先后推出了《过河》及《地久天长》两部音乐短剧，获得良好反响。但他并未就此止步，一直期待能遇上一个优秀剧本以全力施展才华。当看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女编剧李亭创作的校园音乐剧《未来组合》剧本时，他倍感欣喜，随即全身心投入创作。该剧最终以《未来组合》为名搬上舞台，公演后反响热烈，尤其赢得了广大音乐爱好者及大中学生的普遍好评。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片中需要一首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主题歌，歌词选用了诗人闻一多先生于1925年创作的诗歌《七子之歌——澳门》。中央电视台将谱曲重任交给了李海鹰。“你可知：‘Macao’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一声乳名：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手捧闻一多先生笔下这些充满幽怨与期盼的诗句，李海鹰内心深受震撼。对于澳门，他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纽带，因其父亲的家乡位于与澳门仅一水之隔的南朗乡，那里历史上长期与澳门同属香山县辖地，童年时他曾回乡探访，澳门的歌谣亦是他儿时记忆中的旋律。在广东生活四十余年的经历，更滋养了他深厚的岭南音乐情怀，使他能深切体悟澳门风土人情中蕴含的独特韵味。闻一多诗中塑造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离开母亲太久的孩童，她向母亲诉说Macao并非自己的真姓；她呼唤母亲轻唤自己的乳名澳门；她高声呐喊“母亲，我要回来……”在四十多个日夜里，李海鹰废寝忘食，用心感悟这一艺术形象，竭力寻觅最具表现力的音乐语言。最终，一股难以抑制的深情伴随着《七子之歌——澳门》的旋律从他心底奔涌而出……这首《七子之歌——澳门》随着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的播出，深深打动了海内外亿万华人的心弦，迅速传唱于世界各地。尤其在澳门，反响空前热烈，不仅在各类庆祝回归的大小活动中被反复咏唱，更时常回荡在街头巷尾。电视与音乐界人士评价指出，与以往的“回归歌曲”相比，《七子之歌——澳门》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它以其真挚的情感将人们带入新的世纪。李海鹰对此深感欣慰，他认为自己是以音乐的形式，与自幼敬仰的杰出文化先驱闻一多先生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后来曾随嫦娥卫星飞向浩瀚太空。李海鹰是珠江孕育的儿子，他的成功之路始于珠江畔。珠江边，曾留下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足迹，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始终是中华民族汲取不尽的精神盛宴；珠江边，也曾走过小提琴家马思聪的身影，他的一曲《思乡曲》始终是全球华人心中归家的旋律；而今，珠江边又走出了李海鹰。乘着歌声的翅膀，他仿佛再次望见先辈们伟岸的背影。他渴望以坚定的步伐追逐那背影，更愿以毕生的艺术追求向那背影致以崇高的敬意！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已走过三十余年历程，这三十年间歌坛涌现过无数经典曲目与红极一时的歌手，然而在幕后创作领域，却少有兼具广泛公众知名度的大师级人物。纵观整个华语乐坛，无论从资历深浅、作品影响力的广度与深度，还是对流行音乐发展的整体贡献来看，李海鹰都是最具资格获此声誉的音乐人之一。他的创作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均能产生深远影响。他准确把握流行音乐的精髓，并成功将其与古典音乐元素及民族音乐传统相融合，在当代音乐界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民族音乐方面，李海鹰同样成就显著，他所创作的葫芦丝曲《竹楼情歌》流传甚广，已成为葫芦丝乐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2008年7月6日，李海鹰在广州举办了《李海鹰作品音乐会2008》音乐会，当时刘欢、韩磊、孙浩、韩雪、毛宁、孙楠、孙俪、潘长江等众多知名艺术家齐聚一堂，同台献唱，共同演绎其音乐佳作。
李海鹰作品音乐会以音乐为媒介，深情讲述他个人的艺术历程与时代故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也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一盛事终于来到我们身边。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李海鹰再次提笔创作，写下《祝福北京》这首由著名歌手韩红倾情演唱的歌曲。作品不仅凝聚了人们对北京2008的深切祝愿，也真切表达了每一位中华儿女内心炽热的情感。我们祝福北京，我们为祖国放声歌唱。本次音乐会以祝福北京奥运为核心主题，立足于“跨界音乐”这一独特的文化品牌定位，对李海鹰创作的一系列经典作品进行全新编排与演绎。通过流行而时尚的国际化音乐语言，音乐会激情呈现出一场跨越南北地域、融合多元时空的视听盛宴，完美实现了“跨界音乐与现代电视特技”的高层次结合。 音乐会的宣传海报上鲜明地标示着“李海鹰用音乐讲述他的故事”——他汇聚了一生的创作精华，邀请了一线的表演艺术家，联合了一流的交响乐团、合唱团以及电声乐队，并配备顶尖的现场灯光与舞台效果。众多台前幕后的国内顶级团队共同参与，携手打造这场具有深刻文化品牌内涵的「2008祝福北京」——李海鹰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响音乐会。这场盛会定于2008年7月7日在广州万人体育馆隆重举行。届时，广州电视台与广东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中央电视台第三套及第四套节目也将在黄金时段向全国乃至北美地区进行转播。 「2008祝福北京」——李海鹰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响音乐会着重突出“当代中国现代音乐”的艺术特色。音乐会计划以80年代、90年代及21世纪为分章线索，通过三个乐章的结构，充分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发展的辉煌历程，彰显作曲家独特的人文情怀及其出生成长所在城市的风貌。借助大型情景歌舞、舞美特效等艺术手段，实现舞台设计与周边环境的和谐交融，达成艺术表演与电视晚会形式的有机统一，最终在璀璨的交响音画中将整场音乐会推向情感与艺术的高潮。 此次音乐会不仅蕴含丰富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具备浓郁的艺术特质。其可欣赏性与艺术性远超一般单一形式的演唱会，也克服了某些晚会形式大于内容的局限。通过音乐会的形式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弘扬奥运文化，进而促进奥运文化与当代中国现代音乐艺术的交汇与融合。「2008祝福北京」——李海鹰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响音乐会，是一台充满全新理念的原创音乐会，它成功融合了交响、流行、民族等多种跨界音乐元素，并加入了现代电视舞美的前卫包装手法。音乐会由李海鹰亲自执棒指挥，携手广州交响乐团、广州工人合唱团、小云雀童声合唱团以及国内顶尖的电声乐队，更汇集了众多中国顶级歌唱家与当红明星，包括刘欢、韩红、孙楠、谭晶、韩磊、毛宁、孙俪、韩雪、吕薇等。 广东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以及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拥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和丰厚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里曾孕育出冼星海、马思聪等伟大的音乐家。上世纪70年代末，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家及其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以鲜明的时代感、现实关怀与平民色彩，共同支撑起中国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作曲家李海鹰正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与见证者之一，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深烙印着这片热土的象征意义与时代记忆，他的音乐也正是从这里起步，逐渐传遍全国，并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音乐艺术的宝库。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音乐盛会的到来，期待李海鹰用动人的旋律继续讲述他以及这个时代的故事。
从最初“借鉴他人作品”到后来“自身创作被广泛传播”，这段历程折射了中国流行音乐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早期为许多香港歌曲进行配乐编曲，实质上是一种模仿行为，即将原有歌曲的旋律记下，更换歌词后，凭借个人记忆重新编排乐器与曲调，再制成产品出售。必须承认，这种做法确实侵犯了原作者的版权，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对版权概念尚且陌生，相关意识也远未普及。不仅广东地区如此，纵观全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几乎都曾走过这样一段相似的道路。李海鹰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根据所有公开资料记载，您是在1983年正式踏入流行乐坛的，为何会是这一年呢？在我的认知里，邓丽君的歌声在此之前就已广为流传，而随后在1984年，张明敏登上央视春晚舞台，通常被视为香港流行音乐进入内地市场的标志性事件。而您进入乐坛的时间点，恰好位于这两者之间，这当中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吗？李海鹰解释道：资料所记载的年份，实际上是我正式加入太平洋影音公司从事配曲工作的那一年。但在这之前，我早已开始了与音乐相伴的生活。我早年从部队退伍，若要说最初接触音乐的时刻，确实已难以精确追溯，但我清晰记得十五岁那年，有人赠予我一把秦琴——这是一种类似二胡的民族乐器。我曾在楼道里用拨片弹奏，随口哼唱即兴编出的广东小调。住在楼上的一位上海工程师听到后走下楼来，看了看我拨弦的方式，评论道“这琴不够高级，小提琴才是更高级的乐器。”随后他把秦琴搁在我肩上，递给我一把木尺，说：“在琴弦上来回拉锯，不用拨。”那可以说是我接触小提琴的启蒙瞬间。正因为这段经历，一年之后，我凭借全校唯一会识五线谱并略通小提琴的特长，考入了广州粤剧团，之后又进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作曲进修班，进行了一年半的系统学习。直到1983年，开始有唱片公司邀请我参与配曲工作。这种工作性质解释起来有些复杂，大致类似于出版社向作者约稿的模式。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成为了一名自由音乐人。因此，通常对外提及，我都将1983年作为自己进入流行乐坛的起点。就个人而言，那个时期邓丽君的音乐对我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记者进一步问道：粤剧团在当时属于有编制的文艺单位，如今可能许多人不再看重这样的身份，但在八十年代初期，很难想象有人愿意主动放弃体制内的稳定生活，选择独自闯荡。当时您难道就没有任何顾虑吗？李海鹰回忆道：似乎……我真的没有太多犹豫。因为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广州的流行音乐行业已经呈现出比较先进的态势，几乎领先于全国。当时广州的太平洋、新时代、中唱、白天鹅等唱片公司，堪称中国流行音乐界的“四大天王”。因此当我决定离开粤剧团时，并没有经历太多挣扎，家人也没有强烈反对。主要是因为唱片公司认可我在配器方面的潜力和水准，主动邀请我加入。我认为自己是凭专业能力立足，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不必担心失去单位保障。在早期职业生涯中，我确实编排了不少将中国民歌与架子鼓节奏相结合的作品，有时也会加入弦乐元素。这类形式的磁带在当时非常畅销，街上提着四喇叭双卡录音机的年轻人，播放的大多是这类音乐。舞厅里也因为架子鼓节奏感强，广泛采用这些曲子作为伴奏。那段时间里，为许多香港歌曲配曲的工作，本质上仍属于模仿借鉴：记住原曲旋律，替换歌词，再凭记忆重新编配乐器和曲调，最终制成产品推向市场。尽管今天看来这无疑侵犯了版权，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对版权概念普遍陌生，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不仅广东如此，整个中国的流行音乐产业都经历了类似的阶段。记者提到：八十年代初，大众对“流行音乐”的定义尚不清晰，对于流行文化尤其是广东地区的情况，还存在不少误解。例如我小时候学校老师曾教育我们，说广东受港台影响很深，年轻人穿着喇叭裤、留着所谓“汉奸头”，手里提着录音机，播放的都是“靡靡之音”。像您这样的音乐人，在当时恐怕就被视为“靡靡之音”的制造者了吧？后来人们意识到，广东流行音乐的兴起绝非简单受外来影响的结果，广东人并非没有原则和主见，无论早期还是后来，广东音乐人始终有自己的选择与坚持。您如何看待这一点？李海鹰分析道：广东流行音乐与北方流行乐的兴起路径的确存在差异。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历来是文化中心，在那里你能感受到各种思想与潮流的交汇，可以谈论先锋艺术，也能欣赏传统京剧，这些元素和谐共存于同一座城市。但这样的中心地位也带来一种特质：对于并非从其自身文化脉络中生长出来的新鲜事物，往往会先产生一定的排斥感。正因为它是中心，改革开放后许多新事物在北京都需要经过激烈争论，才可能被逐渐接受。简单说，就是先讨论再行动，过程往往耗费不少时间。广东则不同，广东人在接受新音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障碍。香港的流行音乐传过来，只要觉得好听，比革命样板戏更让人兴奋，大家就很自然地跟唱、喜爱。不像北京需要反复辩论，广东人更倾向于直接尝试、直接行动。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确实也有些现象让我不太适应，本地在某些问题上也有过争论，但在流行音乐领域，广东几乎没有犹豫，发展得坚决而迅速。因此到1985年前后，广东流行音乐便迎来了一个高峰。当时广东音乐人多在研究港台流行歌曲，而北方音乐人如崔健等，则通过其他渠道直接接触到如甲壳虫乐队等西方摇滚乐。记者指出：1986年，中国音乐界南北两地有三件值得铭记的事件。第一件影响深远，足以载入音乐史册：崔健站在北京工体的舞台上，向世界呐喊出他的《一无所有》；同一年，百名歌星共同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这次合作也让人们看到了流行音乐人团结协作的巨大潜力。另一件事听起来规模较小，但与您密切相关且意义非凡：太平洋公司推出了实验性专辑《为我们骄傲》，其中收录了您的七首原创作品。李海鹰回应道：《为我们骄傲》的推出，其实与当时的政策环境有关。1985年，广州举办了首届“红棉杯”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评选出“十大歌星”与“十大金曲”——这种做法借鉴自香港，但在内地尚属首次，开创了内地音乐排行榜的先河。当这件事发生时，在北京等城市，关于流行歌手该如何界定、娱乐明星与表演艺术家的区别等问题，仍在讨论之中。当时北方与娱乐最相关的平台，恐怕要数春节联欢晚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方音乐人没有作为。在那段时期，广东音乐人专注于研究港台流行歌曲，而北方音乐人由于语言隔阂与地域传播限制，接触港台音乐的机会较少。但北京作为首都，拥有众多外国驻华机构，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产品也随之流入。因此像崔健这样的北京音乐人，或许听不到邓丽君，却能够直接接触到甲壳虫乐队。事实上，数十年间全球流行音乐的重心始终在欧美。因此长期形成这样的链条：港台学习日韩，日韩学习欧美，根源仍在西方。至于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其实并不如想象中巨大。我当时也在研究迈克尔·杰克逊，这与北方音乐人的学习内容并无本质区别，大家都是在模仿与借鉴中探索。所以崔健在1986年的横空出世，只能说明中国北方的流行音乐已经开始孕育原创，逐渐形成自身风格。但他们的原创同样吸收了外来的流行元素，只是广东音乐人多了一道通过港台中转的环节。然而就像电灯、汽车等事物，我们也是通过间接学习才掌握并使用的，这本身并无不妥。而广东这边，由于流行歌曲的发展最初是由唱片公司推动，而非从音乐人个体创作起步，这使得它带有较浓的商业色彩。当时唱片公司对原创歌曲缺乏信心，自然原创作品的出现也相对较少。此外，其实就乐队和现场演出而言，广州出现得也很早。七十年代末，广州已有“茶座”驻场乐队，但他们同样依靠翻唱港台及欧美流行歌曲维持生计。直到《为我们骄傲》出现后，为支持新人大奖赛及鼓励原创，广州文化局规定：歌手每晚演唱港台歌曲的比例不得超过30%。正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将工作重心转向原创创作。李海鹰进一步举例说：《弯弯的月亮》是典型的广东风格曲调，整体给人一种被雨水浸润的湿润感，与那种高亢、硬朗的“西北风”完全是两种审美路径。而我当时的选择更为大胆，找来了被认为“声音很飘”的刘欢，演唱这首柔和的《弯弯的月亮》。记者问道：但您似乎没有经历太长的酝酿期，很快便创作出了《弯弯的月亮》，并顺势捧红了刘欢。李海鹰坦言：《弯弯的月亮》实在是一个特例。创作流行歌曲很多时候难以预料，某些经验可以借鉴，但更多时候听众的喜好与心理难以捉摸。因此并非经验丰富就一定能写出最流行的作品。《弯弯的月亮》便是最好的例证。创作这首歌时，中国乐坛正盛行“西北风”。所有人都认为，只有那种风格的歌曲才好卖、好唱。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情雨》制作组邀请我为其创作插曲，我经过思考，当时确实灵感迸发，大约半小时内便完成了旋律，并将其命名为“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是典型的广东调式，充满被雨水淋湿般的朦胧意境，与整体高亢硬朗的西北风截然不同。作品完成并录制后，不少业内人士评价其过于阴柔。《黄土高坡》的作曲者苏越曾摇头说：“软绵绵的，像儿歌一样，怎么能红？”但我做出了更出乎意料的决定：邀请当时被认为“声音很飘”的刘欢来演唱。于是，这首柔和的《弯弯的月亮》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受。更巧合的是，歌曲首播正值广州电台推出全国首个流行音乐排行榜，结果迅速包揽各项冠军，不仅在内地走红，甚至反攻香港市场，许多人还记得香港当时有两个不同版本的《弯弯的月亮》。记者追问：当时整个中国盛行“西北风”，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李海鹰分析道：我认为这与那片土地承载的厚重历史与文化记忆密切相关。那时涌现了大量描绘黄土地的作品，例如《黄土地》、《红高粱》，以及油画《父亲》等。流行音乐向来与时代紧密相连，因此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寻根”浪潮。当时陕西民歌被大量挖掘，有趣的是，大家并不觉得这些音乐土气，因为它们恰恰契合了许多年轻人当时的心态。摇滚乐在当时甚至被不少人视为另类，但年轻人需要呐喊，需要发泄精力，而西北风那种唱法正好符合他们的需求：积极、健康、充满阳刚之气。不过西北风作为一种歌坛潮流，出现一批优秀作品是好事，但后来演变成“非西北风不唱”的局面则有些过度。这其实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流行歌曲、经济热点还是影视题材，只要有人开了头，大家便容易一窝蜂地跟随模仿，这或许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普遍特点。
《亚洲雄风》这些歌曲之所以能够广泛流行，其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另一种深刻的社会思潮，那便是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意识的明确显现。记者：我们终于将话题推进到了九十年代。回顾上世纪九十年代，首先值得提及的重大事件，自然是1990年于北京举办的亚运会。那届亚运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对于整个中国流行乐坛而言，亦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因为它直接催生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刘欢、韦唯等歌手也借此契机声名鹊起。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流行开来的诸多体育歌曲，其风格已经与之前的“西北风”有了显著差异，然而，若与1993年、1994年之后掀起的流行音乐高潮相比较，又存在一定的距离感。您是如何看待当时这一批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音乐作品的呢？李海鹰：《亚洲雄风》这些歌曲的流行，深层地体现了另一种思潮的涌动，即北京的文化中心意识开始觉醒。北京作为首都，历来承载着被视为“正统”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特质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和排他性，不易被外来文化轻易同化。任何流行文化形态想要真正融入北京这个独特的文化圈层，都必须经历一个被本地消化、吸收，再经过转化后重新呈现的过程。因此，当八十年代流行音乐最初在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地区蓬勃兴起时，北京的反应并未迅速同步。然而，一旦北京那种深厚的“正统”文化底蕴开始发挥作用，并与流行元素结合，便会催生出一种独具北京气质的流行音乐风格。所以，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北京的流行音乐能量开始集中爆发，随之而来的第一次流行音乐高峰，便逐步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流行音乐中心之一的地位，这与首都所特有的、浓郁而复杂的文化氛围是密不可分的。置身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还是民族的艺术形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发展位置。这一点，与广东的情况颇为不同。在广东，流行音乐即便在某些时期被认为水准参差，也依然能够占据当地音乐市场的半壁江山。记者：看来我们似乎还是需要回到您的一首代表作，也就是《弯弯的月亮》。正是在这个时期，这首歌开始被香港歌手翻唱，这在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确实可以算作一个相当了不起的突破。李海鹰：当时被香港歌手翻唱的，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巫启贤演绎的，另一个则是吕方演唱的。吕方的那个版本，其版权是由华纳唱片香港公司所购买。不过他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将歌词的意境导向了思乡的情绪，但就我个人的创作初衷而言，这首歌的本意并非在于表达思乡之情。在那首歌完成数年之后，我经过反复的思考与沉淀，逐渐意识到，这首歌的核心主旨，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回望”——一种从高速发展的经济时代向宁静传统的农业时代的深情回望，一种现代都市人群对自身曾经拥有的精神家园的朦胧回望。这种回望，与文学艺术领域的“寻根”意识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寻根。在我看来，我们无法否认每个人都潜藏着寻找精神家园的内在倾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们的国家并非一个宗教国家，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历过断裂，因此，人们或许更有理由去追寻一种精神上的依托与归宿。然而，无论是积极的寻找还是惆怅的回望，在那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往往难以真正明晰自己的内心究竟应该安放于何处。这正如《一无所有》歌词中所唱的那样，“我曾经问个不休”，那种迷茫与追问是共通的。记者：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流行音乐迎来了它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从1993年起，无论是北京、上海、广州，还是香港、台北，这几大流行音乐中心都涌现出了大量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许多至今仍被传唱，您的不少作品也位列其中。但我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在1994年，您竟然已经着手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了——按照行业的一般规律，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往往是一位创作者的艺术生涯进入某种总结阶段，甚至开始略显疲态时才进行的回顾性活动。然而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那场音乐会之后，您依然持续创作出了更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李海鹰：每一位音乐人的创作生涯，都必然伴随着高潮与低谷的起伏。在创作高峰时期，创作者可能写出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公众也往往会将这些作品视为衡量其艺术成就的标杆——例如我和《弯弯的月亮》的合作便被如此看待。然而，任何人都难以永远维持在同一个巅峰水准之上。对我而言，无论是《弯弯的月亮》还是之后创作的一些歌曲，我最深的感触在于，我并没有被某一首特别成功的作品所定型、所束缚，换句话说，我成功地跨越了那个可能限制自己的“标杆”。1994年举办的那场个人作品音乐会，当时几乎得到了全国音乐同仁的支持。那次音乐会设在北京，许多广东的音乐人特意乘飞机赶往北京，购票入场以示支持；而北京本地的流行音乐界人士，也纷纷聚集在后台出口处等候，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无声却有力的姿态，一种表达支持与尊重的方式。记者：我记得那场演唱会，著名的钢琴家刘诗昆老师也亲临现场并参与了演出吧？这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流行音乐界的一项创举，能够让一位始终致力于严肃古典音乐演奏的钢琴大师，在舞台上现场演绎流行音乐作品，您是如何促成这次合作的？李海鹰：其实那场音乐会并非刘诗昆老师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弹奏那支曲子。我最初结识他，就是在一家电视台举办的宴会上，亲眼看到他演奏了那首作品。后来当我筹备个人音乐会时，突然想起了这件事，便尝试着给那家电视台打了电话。当时的台长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便将刘诗昆老师的联系方式给了我。我打电话过去邀请，询问他是否愿意在这样的场合进行演奏，他欣然应允。结果演出效果之轰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刘老师当时在钢琴前坐下，抬手起音，从开始到乐曲中段的华彩部分，直至整首曲子结束，台下的观众总共报以了六次热烈的掌声——连刘诗昆老师本人都感到十分欣喜，他未曾预料到会有如此热烈的反响，这让他自己也倍感兴奋。回顾那场个人音乐会，我认为迄今为止最值得称道的一点，便是它纯粹而强烈的现场感。那是一次完整的、真正的现场音乐会，坚持真乐器演奏和真声演唱。这比后来业界倡导的“真唱运动”要早很多年。在我看来，音乐最本质的魅力就在于现场的演奏与演唱，正如体育运动的魅力在于其结果的不可预知性——比赛前，你只能推测谁是热门，但你永远无法事先确知，刘翔是否会在赛前因伤退赛。现场版音乐的最大魅力也在于此，每一位表演者、每一次的演出状态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无法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但流行乐坛的现状却是，许多人为了追求播出或演出的稳定效果，宁愿选择预先录制的假唱。记者：后来您又举办了一次个人作品音乐会，如果与1994年的那次相比，您认为这次音乐会又有哪些独特的意味与特别之处呢？李海鹰：我认为，这两次个人音乐会，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珍贵的记录。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创作生涯的记录，对于许多与我同时代成长起来的音乐人来说，它们也同样是一种时代的记录。事实上，我们那一代音乐人，无论是词曲作者还是歌手，如今年纪也都渐长，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未来能够举行这样大规模个人音乐会的机会恐怕不会太多了。因此，我举办的这两场音乐会，对许多参与其中或见证其事的歌手而言，或许也都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值得铭记一生的纪念。这次音乐会同样让我深感感动的是，中国流行音乐过去三十年来许多重要的歌手都来到了现场，并且安静地坐在台下观看，这在当今的流行音乐界，已经是相当难得一见的景象了。与上一次相比，这次音乐会最大的特色在于：我们竟然动用了完整的交响乐团来进行伴奏——为流行歌曲配备交响乐团的恢宏编制，这样的尝试与体验，难道不值得所有这些音乐人将其深深留在记忆之中么？
在1994至1995年中国流行音乐那段辉煌岁月之后，许多音乐人逐渐淡出公众视野，选择了沉寂与等待。然而，您的道路却显得与众不同——您既未蛰伏以待下一次浪潮，也未固守过往的成功模式继续创作同类歌曲。直到1999年，您又推出了一首堪称里程碑的作品：《七子之歌》。据说这首作品同样源于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能否请您谈谈其中的故事？ 李海鹰：这首歌的诞生过程确实有些特别。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筹备一部为澳门回归而制作的纪录片，片名为《澳门岁月》。节目组邀请我为该片创作几首歌曲，提供的歌词据说是闻一多先生所写的关于澳门的一首诗。出于对创作背景的好奇，我特意去查阅《闻一多全集》，想了解诗人是在何种心境下完成这首诗的，但翻遍全书却并未找到原文。于是，我决定依靠自己的感受进行创作。我的家乡中山与澳门地理相近，我便自然地融入了一些家乡歌谣的韵律与情感。当时并未将其视为一项“国家任务”，只是随着心绪而写。没想到作品完成后广受喜爱，更被选定为纪录片的主题曲。这些外在的荣誉对我而言并非最重要，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澳门当地的同胞们对这首歌的真诚接纳与喜爱。 记者：后来这首歌甚至随嫦娥一号升入太空，是否让您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慨？ 李海鹰：那是由国防科工委选定的，我只是被告知了这个消息。整个过程并非我主动推动，可以说确实是机缘巧合。 记者：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香港流行音乐对内地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四大天王同台献唱于人民大会堂的景象更是令人难忘。但进入新世纪后，香港流行音乐在内地的影响力似乎有所减弱，甚至香港歌手发行专辑时也往往需要准备普通话版本。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李海鹰：香港流行音乐的兴衰与其和内地关系的变迁密不可分。香港的繁荣始终与大陆紧密相连，无论是转口贸易还是其对珠三角的经济辐射，都体现了两地深度融合的共同发展。香港流行文化同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吸收到引领的过程。早年内地对香港文化的追捧，类似当年香港向西方和日韩学习流行文化的阶段。如今香港流行音乐在内地不如以往那般火热，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地观众的眼界随着改革开放而大大拓宽，接触的文化选择更加多元。面对香港的流行元素，人们不再像最初接触时那样容易兴奋，这是文化市场发展的自然结果。流行文化本身并非法典，不必过于严谨地总结理论或强加框架，它需要时间的自然沉淀，历经岁月洗礼后方能成为经典。就像《弯弯的月亮》这样的作品，便是在流传中逐渐被认可。其实，古今中外的传播规律常有相通之处。据历史学者考证，诸如《阳关三叠》等名篇，在古代就相当于当时的流行歌曲。有人曾告诉我，研究显示唐代的阳关城西侧曾有一排酒楼，歌者在那里演唱的曲目中，《阳关三叠》很可能便是当时的风行之作，这反映的正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习俗。 记者：在准备这次访谈时，我重温了您几十年来的代表作品，感觉您的创作风格总体趋于柔和婉约，这是否与您长期生活在南方有关？因为香港流行音乐中也较少出现硬朗铿锵的风格，当然摇滚乐除外。 李海鹰：1994年曾举办过南北流行音乐人的研讨会，但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以地域划分音乐风格。我承认自己的作品大多偏向轻柔路线，但这更多源于创作者个人的审美取向，而非单纯由地域决定。将流行音乐机械地分为南派北派，并不科学。流行音乐属于文化范畴，而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自中央集权形成以来已有两千多年，文化往往自中心向四周辐射。即便说到广东，这片土地千百年来也始终处于中央政权治理之下，并未形成独立的政治体系，因此风格差异更应归结于个人而非地域。但如果真要探讨“南派”特点，广东或许有一个独特优势：历史上它虽属中央管辖，却常被视作“化外之地”，中央对其“教化”要求相对宽松，文化正统观念也不如中原地区那么深重。这种背景使得广东在接纳新鲜事物时较少遇到观念障碍，更容易吸收新思想、新潮流——正因我们从不将自己视为文化中心，反而更具开放心态。你看清末的同盟会革命、康梁维新，多从广东萌芽，正因这里易于接纳新思潮。当然，广东人吸收了新思想后若想进一步推动变革，仍需进入文化中心区域，争取主流的认可。所以康有为必须进京推行主张，革命也需北伐至北京。前些年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我十分支持这一方向。广东在思想文化上本就具有前沿性，加之经济领先，文化硬件建设已有基础，如今在软件上持续发力，确立这样的目标很自然。但文化建设不应偏废，既要有如广交、广芭这样的专业团体，也需创作出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流行文化在广东本就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发展应更多依靠市场力量，而非行政主导。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或改革开放前的颂歌模式不同，其核心评判标准在于公众是否喜爱，这看似民主，却也十分现实。我从事流行音乐创作，因而始终致力于在丰富的精神遗产中寻找那些一脉相承的文化根基。 记者：进入新世纪后，您的创作重心似乎转向了影视音乐，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李海鹰：其实自《七子之歌》之后，我的主要精力便逐渐转向了影视音乐创作。我不太倾向于做实验性过强、仅被专家认可的音乐，更希望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共鸣。这或许是我个人的选择方式，因为在我看来，古典与流行之间并无绝对界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们对具有特色、张力、规模与精致度的作品始终怀有期待，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记者：您从事流行音乐创作多年，留下了众多精品，堪称广东流行音乐界的代表人物。您认为您的创作道路对后来的广东流行音乐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可以说，您的个人风格使得广东流行音乐的整体风貌趋于某种相对集中的取向？ 李海鹰：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归结。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流行音乐创作融合了古典音乐与民族音乐的元素，若说对我有影响的流行音乐人，邓丽君无疑是其中之一。但流行文化本质是大众文化，很难由单一个体引领或塑造，它是由众多创作者、作品与听众共同构筑的。广东的特点在于，几十年来它在思想观念上常开风气之先，这决定了本地的创作者不可能只受单一模式熏陶，更谈不上由某人主导整体风格。我只认可自己作为创作人的身份，而创作本身是个体性的，却又不完全是主观的。所谓引领风潮，往往需由后人来总结。不仅人如此，作品亦然。一部文化作品能产生多大影响，并非行政干预所能决定，而是取决于其自身生命力。曹雪芹何曾考虑过领导意向？《红楼梦》初为禁书，如今却成为经典。创作者不应在作品问世之初就急于关注社会反馈，而应沉心静气，耕耘有价值、有深度的内容，走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耐得住寂寞，才是创作的本分。作为作者，应当专注于表达真正想表达的内容，而非如行政工作者般追逐奖项。 记者：纵观您的作品，曲风确实丰富多元，而您口中的经典多来自“灵感之作”。能否透露，这么多年来支撑您灵感的源头究竟是什么？毕竟许多音乐人在创作出部分优秀作品后，往往会面临灵感减退的困境。 李海鹰：若说源头……终究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我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并非泛泛回溯五千年，而是着重从古代汲取养分，再转化应用于当代创作。我认为，自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文人及知识分子的心态开始转变，至胡适及“五四”时期又经历一次深刻变化。在我看来，“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并未出现足够优秀、可称为流行经典的作品。因此，我更倾向于关注1842年以前的文化遗产。不过，我的研究并非为了单纯保存古代形式，比如我也欣赏戏曲，但目的并非要将昆曲原样传承。我是做流行音乐的，所以要在浩瀚的文化宝库中寻找那些精神层面一脉相承的内涵。从元明清的剧本到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其中许多元素至今仍是社会运行的基石。在战乱与动荡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往往难以成为一个民族持久生存的根基。正因如此，我之前提过《弯弯的月亮》时期人们都在寻根与回望，而我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根——那便是我们深厚而悠久的传统文化。并且，我认为吸收传统文化应着眼于其最根本的精神内核。即便在传统文化内部，具体形式也有其高峰与低谷，如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之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前人已达致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然而，在这些形式变迁之中，始终存在某种贯通的精神脉络。就像《红楼梦》中也有诗歌，但无人会说其中的诗作超越了所有唐诗。我所要吸收与传承的，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