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李建熙出生于韩国大邱市的一个大家庭，他在家中兄弟姐妹共八人里排行第七。李建熙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往庆尚南道的宜宁郡，由祖母亲自照料抚养，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韩国光复之后，他才得以回到父母身边与家人团聚。一九四七年，李建熙跟随父亲前往首尔生活，然而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全家不得不南下避难，在战火中辗转多地，导致他在小学六年期间先后转换了五所学校。一九五三年，年仅十一岁的李建熙远赴日本留学，与当时正在早稻田大学求学的二哥共同居住生活。完成在日本的学业后，他返回韩国，进入首尔师范大学附属高中就读；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加入了摔跤队，并在高二时凭借出色表现于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奖项。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李建熙又前往美国继续深造，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时辅修了大众传播相关课程，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学识视野。
1966年，李建熙结束海外学习返回韩国，随即加入三星集团旗下的东洋广播公司工作。通过这段经历，他逐步熟悉并掌握了三星集团整体的组织架构与治理模式。作为一名从基层起步的实习生，李建熙最初承担的职责十分基础，主要是每日阅读各类报刊，将其中重要的新闻与动态用下划线标记出来，整理成舆情报告后呈交给父亲李秉喆审阅。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后，李建熙敏锐地察觉到产业转型的机遇，开始积极探索进入高新技术领域的可能性。他曾向父亲提议收购当时濒临破产的韩国半导体公司，但这一建议并未获得采纳。于是李建熙决定自行出资，收购了该公司50%的股权，以此迈出了进军半导体行业的第一步。此后，为了引进先进的半导体技术，他频繁前往美国硅谷进行考察与谈判，累计行程达五十多次，最终通过出让30%股权的条件，成功获得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技术转让。1977年，李秉喆正式对外宣布，确定李建熙为三星集团的继承人。次年，李建熙被任命为三星物产副会长，由此逐步进入接班程序；至1979年，他进一步升任三星集团副会长，全面参与集团决策与运营。1987年父亲去世后，李建熙正式继承父业，成为三星集团第二任会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李建熙着手对集团庞杂的业务体系进行梳理与重组，通过一系列分拆措施明确了各业务板块的产权归属，并确立了集中资源发展高附加值核心产业的战略方向。1991年，新世界集团和全州制纸（后更名为Hansol制纸）率先从三星集团独立运营；随后在1993年与1995年，第一制糖和第一合纤也相继分离出去，自立门户。经过这些调整，三星集团逐渐形成了以电子、重工、化工等为主力业务，以金融服务为重要支撑的清晰架构。1993年6月7日，李建熙正式发表“新经营宣言”，其核心理念强调“变化”与“革新”，主张从领导者自身开始转变，进而带动整个组织朝着统一的目标持续改进。他反复向员工告诫，如果产品不合格率达到3%，任何电子企业都难以生存，并将质量问题视为“罪恶之源”。为此，李建熙推行了“朝七晚四”工作制度，亲自倡导全体员工提早下班，以便有更多时间锻炼身体、学习外语、陪伴家人，旨在提升员工综合素质与生活品质。1995年3月9日，在三星电子两千多名员工的注视下，李建熙下令销毁了十五万部存在质量缺陷的Anycall手机，以这场公开的销毁行动向市场传递三星追求卓越品质的决心，迅速赢得了消费者与业界的积极反响。 然而，李建熙的职业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11月，他因涉嫌向前总统卢泰愚行贿而接受调查，并被韩国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起诉至法庭。除了企业经营，李建熙也曾活跃于体育领域，担任过大韩摔跤协会会长，并于1996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97年，他出任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会长，直接主导核心业务的发展。2008年4月22日，李建熙提出一系列经营整改方案，包括解散集团战略企划室、优化治理结构等，同时宣布辞去在三星集团的所有职务。次年8月，首尔高等法院刑事四庭认定其在向长子李在镕转让三星SDS附认股权债券的过程中存在玩忽职守行为，以变相赠与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一千一百亿韩元。不过，由于财经界与体育界多方呼吁，强调李建熙能为韩国申办2018年平昌冬奥会发挥重要作用，仅在判决四个月后，时任总统李明博便对其予以特赦。2010年3月24日，李建熙以三星电子总裁的身份重新回归三星集团管理层，再次执掌这一商业帝国的发展方向。
根据韩国国际广播电视台(KBS)发布的相关消息，三星集团前会长李建熙的健康状况自2014年起便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而急转直下，并因此长期住院接受专业的医疗看护与系统治疗。在随后的数年里，他的病情持续经历波折，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好转，最终于2020年10月25日凌晨，因病情恶化导致的并发症与器官衰竭，不幸逝世。这一消息的公布在当时引发了韩国社会各界乃至全球商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切哀悼。
李建熙的父亲是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喆。李建熙在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共有五个姐妹和两个哥哥，他在所有子女中排行第七。他的大哥是曾担任第一肥料会长的李孟熙，二哥则是创立了新韩（SAEHAN）集团的李昌熙，这两位兄长如今都已离世。1966年秋天，李建熙在东京的羽田机场与洪罗喜初次见面相亲，两人在洪罗喜大学毕业后不久，于次年四月正式结为夫妻。婚后，他们共同养育了一子三女。长子李在镕在首尔大学东方历史系完成学业后，前往日本继续深造，在庆应义塾大学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随后又进入哈佛商学院攻读并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如今他已接任三星集团会长一职。长女李富真毕业于延世大学的儿童学系，她进入新罗酒店学习经营管理并逐步继承了家族的相关事业，她曾与一位普通员工出身的任佑宰结婚，但这段婚姻最终在2020年年初以离婚告终。次女李叙显则毕业于美国帕森设计学院，她选择接管与自身专业较为对口的第一毛织公司，并与东亚日报社金炳琯会长的次子金载烈结为连理。小女儿李允馨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然而她在留学美国期间不幸离世，其死因被确认为自杀。
李建熙自幼便展现出对科学领域的浓厚兴趣，尤其对机械装置的好奇心早在小学阶段就已萌芽。少年时期，为了增添生活乐趣，他开始饲养犬只，并因致力于培育血统纯正的名贵犬种，前后累计养育过多达一百五十条狗。在日本留学的三年间，李建熙沉浸于电影艺术之中，观看了超过一千两百部影片，其中包含大量以幕府时代为背景的武士题材作品。他对于日本历史类影片尤为着迷，曾将四十五盘相关录像带反复观赏数十遍，其投入程度几乎可与日本本土的御宅族文化爱好者相媲美。在首尔师范大学附属高中求学期间，李建熙积极参与课外活动，加入了学校的摔跤社团，并于高二时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奖项。此外，他对橄榄球运动也抱有持久热情；后来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不仅加入了高尔夫社团，还广泛参与橄榄球、乒乓球以及网球等多种球类运动，展现出全面而活跃的体育爱好。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星集团会长李建熙及其夫人在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行程后，转而访问新加坡，并亲自出席了于新加坡隆重开幕的首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该届青年奥运会全球范围内唯一的首席赞助商，三星集团为赛事的顺利举办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其中特别包括对火炬传递活动的重要支援。时隔多年，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建熙会长的遗属正式对外公布了一项深具社会意义的遗产处置计划，郑重承诺将把李建熙会长所留遗产总额中的百分之六十，悉数用于回馈社会，以延续其生前对公益事业的关注与贡献。
李建熙所提出的“人才经营”战略，其核心内涵被明确界定为：高度重视天才型人物，合理并充分地运用各类专业人才，同时敢于接纳和任用那些具有独特才能甚至看似另类的奇才与怪才。在这一战略框架下，三星公司建立了一套细致的人才分级体系，将包括外派雇员在内的核心人才划分为三个关键等级：S级（Super，即超级人才）、A级（Ace，即顶尖人才）以及H级（High Potential，即高潜力人才）。为了切实强化人才引进与保留的重要性，三星制定了明确的制度，规定公司首席执行官每年绩效评估中高达30%的比重，将直接与其为公司成功招募和留住了多少S级人才挂钩。在核心人才的具体使用上，三星采取了一种直接而高效的方式，即赋予他们实质性的管理职权，通常让他们直接担任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从而确保其才能能够在关键岗位上得到充分发挥。
1993年，三星集团会长李建熙正式提出了名为“新经营”的全面改革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在于，坚决将企业发展重心从过去片面追求规模与数量的模式，彻底转向以质量管理和持续变革为驱动的全新道路。他率先倡导“变化先从我做起”的行动口号，并将其深化为整个三星集团的核心企业哲学与奋斗精神。这一哲学具体体现为：坚定不移地以人才积累和技术创新为根基，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始终秉持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崇高使命，主动贴近并深入理解消费者需求；同时，敏锐地洞察并勇敢迎接全球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各项挑战，最终旨在为全人类共创一个更加繁荣与美好的未来。这场深刻的“新经营”变革，成功引导三星迈入了依靠品质与信誉取胜的良性发展循环，不仅重塑了其市场竞争力，更从根本上培育出了创新、担当、追求卓越的崭新企业文化。
李建熙会长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成功引领三星集团从一家本土企业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巨头，并为韩国的经济腾飞与产业升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因此被广泛公认为韩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企业家之一。在他的带领下，三星集团在半导体、智能手机等一系列尖端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跃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了令韩国民众引以为傲的民族企业标杆。李建熙生前始终秉持着敢于挑战、不断创新的精神，将半导体产业培育成为韩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并推动三星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举措无疑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与带动作用。 然而，在肯定其辉煌商业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正视他所遗留的复杂遗产。在诸如家族企业继承安排、公司内部存在的非法交易行为、与政治权力之间过从甚密的政商关系，以及长期抵制工会成立等问题上，李建熙展现出某种超越法律约束的倾向与做法。这些行为构成了其职业生涯中备受争议的负面部分，它们不仅是三星集团自身需要反思的历史问题，更是韩国社会在迈向更加公平、透明和法治化的进程中，所必须直面并彻底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如何平衡对杰出企业家功绩的铭记与对商业伦理、法治原则的坚守，是韩国社会继续前行的重要思考。
在二零零八年，三星集团前会长李建熙因牵涉到集团内部设立所谓“秘密资金”的一系列事件，最终被法院判处有罪，随后他对外宣布辞去在三星集团内所担任的一切职务。然而事件并未就此平息，到了二零零九年，李建熙又因被指控通过向其长子李在镕变相赠与三星SDS公司的附认股权债券，再次面临司法审判，最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同时缓期五年执行。尽管其个人接连遭遇法律诉讼，但韩国国内的经济界与体育界人士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基于李建熙当时仍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一身份，公开呼吁让其有机会戴罪立功，借助其国际影响力与经验，为韩国成功申办二零一八年平昌冬季奥运会贡献力量。这一呼吁似乎产生了一定效果，仅在判决出炉四个月之后，李建熙便获得了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所签署的特赦令，从而得以免除其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