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十月，当时正忙于奔波于各类影展活动的李烈不慎患上重感冒，但她刚返回台湾便立即出席了音乐人保卜的个人专辑发布会，以实际行动表达对这位挚友深厚情谊的坚定支持。记者会现场，李烈全然不顾感冒带来的不适，一时兴起与保卜共同把玩吉他，瞬间展现出宛如摇滚巨星般的飒爽风采，令在场众人眼前一亮。李烈在发言中由衷表示：“我真心为保卜终于实现发行个人专辑的梦想而感到高兴。多年来，保卜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为我的戏剧作品创作音乐，我们曾一同度过制作经费颇为紧张的阶段，他始终凭借对音乐的热爱坚持创作。与其说我是他的恩人，不如说更应该由我来感谢他长久以来的付出与才华！”现场同时记录了李烈参与活动的多张照片，其中包括她位于画面右侧或左侧的多个留影，这些影像生动捕捉了她当日支持好友、全情投入的各个瞬间。
在大学期间，她攻读的是国际新闻编辑采访专业，内心一直怀揣着成为一名杰出记者的理想，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另一条道路。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电影《小城故事》中饰演了一个角色，由此以清纯的“玉女”形象迅速踏入电视圈，随后在《天长地久》、《上错天堂投错胎》、《一剪梅》等多部广受欢迎的电视剧中都能看到她的精彩演出。或许是由于内心深处对父亲那份深厚的情感，年仅23岁的李烈在拍摄电影《海滩的一天》时，遇到了与父亲气质相似的毛学维，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她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毅然舍弃了备受追捧的“玉女”头衔，选择步入婚姻。当时毛学维刚从国外返回台湾，收入并不稳定，李烈便在台北市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段租下一间房子，用自己的积蓄一点点支撑起两人的生活。可惜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两年，在李烈复出拍戏之后，她便很少再公开谈及这段往事。 通过拍戏和拍摄广告赚取收入后，李烈将大部分资金交给母亲用于房地产投资。“在31岁那年，我做出了一个不够明智的决定，”她后来回忆道，“与朋友共同投资一千多万元，在大连开设了一家成衣工厂，同时还在北京、上海、南京、沈阳等地设立了门店。”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她频繁搭乘飞机往返于各个城市，入住不同的旅馆与饭店，尽管在大连租有一间小屋，过的却依然是“一只皮箱、一个家”的漂泊生活。“努力经营了好几年，生意最终还是失败了。回到台湾那天，我两手空空，存折里一分钱不剩，整个人仿佛被掏空了，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于是，她投向了久违的恋人罗大佑的怀抱——这位她在二十多岁便已相识，三十岁于香港重逢并相恋的伴侣。搬进他的花园洋房后，李烈开始了两人共同的生活，跟随罗大佑往返于美国、香港之间，进出录音室灌制唱片、筹备专辑。四十二岁那年，两人十分低调地办理了结婚手续，但这段婚姻更为短暂，仅仅维持了一年。即便离婚已过去三年，每当提及罗大佑，李烈的泪水依然会夺眶而出。她恳请记者不要追问为何非要离开那个“家”不可，“我想，从情人、夫妻，再到感觉他像我的孩子，关系就这样慢慢变了。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几乎不再交谈，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继续待下去了。” 离开罗大佑时，李烈身边没有带走任何值钱的物品。据侧面了解，在与罗大佑共同生活的那些年里，她从未向他索取过生活费。他三餐吃什么，她便跟着吃什么，也从未购置过首饰或珠宝。因此，当离婚后她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安身之所时，仍是硬着头皮向朋友借钱才租到房子。“三十岁以前，我是个不怎么用大脑思考的女人，”李烈反思道，“到了四十二岁，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生恐怕再也找不到像父亲那样的男人。两段婚姻让我明白了一件事：自己爱自己，比任何人爱自己都更重要。”在找到租住房屋的同时，李烈也下定决心去实践埋藏心中多年的梦想——与朋友合伙创办一家制作公司，取名为“宽苹”，一切从“负债”状态重新开始。自此，她转型担任制作人。或许正是得益于二十多年来历经风雨所积累的人生体验，她制作的第一部电视剧《MR．．COM之死》便一举入围九项金钟奖（台湾电视大奖）。2002年，她又相继制作了《摘星》、《花车假期之恋》、《台湾灵异事件》等多部电视剧作品。 对于一个四十五岁、依然在职场中奋力拼搏的女性而言，白天忙于撰写剧本，夜晚投身剪辑工作，生活充实而紧张。她的家中没有男主人的陪伴，也没有余裕的资金用于装饰布置。然而，李烈却感到十分满足，尽管物质不算丰裕，但屋内的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情感与趣味。她喜爱收集蜡烛和经典电影的VCD，房门上贴满了外甥与外甥女可爱的照片。她的衣柜里没有裙子，数十条长裤正是她辛勤工作的真实写照。偶尔偷得半日闲暇，倚靠窗边眺望远方的景色，对她而言也算是一种生活的慰藉。后来，李烈凭借参与作品《艋舺》荣获第四十七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称号，这无疑是对她职业生涯的一种重要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