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先生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理论研究者与策展人，同时他也长期担任《中国网》的专栏作家，其深刻的见解与推动力使他被西方重要媒体的专栏作家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在长期的编辑与批评工作中，他曾在权威杂志上主导并组织了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自我表现”以及“艺术中的抽象”等一系列关键理论议题的深入探讨，这些讨论极大地活跃了当时艺术界的学术氛围。作为中国艺术批评领域的重要人物，栗宪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工作对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萌芽、兴起与深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栗宪庭便通过官方的《美术》杂志，率先向国内艺术界系统地介绍了“星星画派”及其他具有前卫精神的实验性艺术作品，为当时相对封闭的环境打开了新的视野。从八十年代中期直至1989年，他在担任《中国美术报》编辑期间，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的传播与组织工作，为其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舆论基础。在这一阶段，他特别推崇南京艺术家丁方的创作，并撰写了堪称当时中国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文章——《时代呼唤大灵魂的生命激情》，以此文高度肯定了丁方艺术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与价值。 1989年之后，栗宪庭持续敏锐地观察并介入新兴的艺术实践，他不仅为一系列新的艺术现象进行了精准定名，还对其展开了较为系统化的学术梳理与研究，由此推动并确立了“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以及“艳俗艺术”等影响深远的艺术流派。到了九十年代末，为了支持年轻一代艺术家更为激进的表达方式，他亲自策划了颇具争议的“尸体艺术”展览《对伤害的迷恋》，展现了他对艺术探索边界一贯的包容与推动。进入2000年以来，栗宪庭的公开艺术活动虽逐渐减少，但仍在持续关注艺术生态，其中于2003年在北京大山子地区东京画廊策划的展览《念珠与笔触》，便是他在这一时期为数不多但依然重要的策展实践之一。
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期间，栗宪庭担任《中国美术报》的编辑职务，他通过一系列富有远见的编辑方针，成功地将该报转型为当时推介新思潮与新观念的核心平台。在此期间，他积极推动并深入报道了如“85美术思潮”、“新文人画”等重要艺术运动，使其在艺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他也敏锐地关注并组织了对若干具有敏感性与前瞻性的艺术观念问题的深入讨论，其中包括“后现代主义”、“大灵魂和语言纯化”、“现代设计”以及“城市雕塑”等关键议题。因其在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奠基性作用，栗宪庭被广泛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他主要依托编辑刊物和报纸的工作，持续为新兴艺术的萌芽与成长营造舆论氛围、提供理论支持，起到了显著的推波助澜作用。为配合这些编辑与推广工作，他撰写了大量艺术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成册，即文集《重要的不是艺术》。自一九九零年起，栗宪庭转变身份，开始以独立批评家和策展人的角色活跃于艺术领域，并持续活动至今。 在其策展生涯中，他策划并参与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国内外展览：一九八九年二月，他作为主要策划人，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策划了《中国现代艺术展》；一九九零年三月，在日本东京的世田谷美术馆策划了《中国现代水墨展》；一九九三年二月，在香港艺术中心和大会堂策划了《后89中国新艺术展》；同年五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划了《Mao Goes Pop．》；同年六月，又参与了在意大利策划的《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走向东方》。一九九四年十月，他出席了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组织的《当代艺术讨论会1994——亚洲思潮的潜能》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文革后的三代艺术家》和《中国近代艺术思潮》的演讲。 一九九五年五月，他应加拿大温哥华美术馆及西蒙·菲莎大学当代艺术学院的邀请，前往加拿大进行讲学活动；同月，又应美国纽约当代艺术新博物馆及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亚美研究中心的邀请，赴美国进行访问与讲学。同年九月，他在德国汉堡的国际前卫文化中心策划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中国当代艺术展；十二月，出席了由韩国95年艺术组委会组织的《远东亚洲艺术——今天和明天》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了《引进与再创作》的演讲。 一九九六年五月，他与廖雯合作，共同在北京艺术博物馆画廊和云峰画廊策划了《大众样板》与《艳妆生活》艺术展；同年十月，出席了德国世界文化宫组织的《形象的空间：文化的地志和乌托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了《当代艺术，挑战艺术的西方概念》的发言。一九九七年五月，应新加坡艺术博物馆、南洋艺术学院、LASALLE SIA艺术学院以及’97宝藏国际艺术博览会的联合邀请，他赴新加坡进行了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专题演讲。 一九九九年一月，他成为在德国波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时代转折》国际艺术展的策展人之一；同年五至六月，他在北京中山公园策划了《酚苯乙烯》展览，并与廖雯再度合作，在天津泰达艺术博物馆策划了《跨世纪彩虹》展览。从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零零零年四月，他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文化协会（ACC）的研究基金资助，赴美国进行当代艺术领域的专题研究。二零零零年五月，他策划了《对伤害的迷恋》展览。 二零零一年五月至十二月期间，他策划并创办了《新潮》这份另类艺术档案月刊；同年九月，他担任了首届日本《横滨三年展》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此外，他还策划了《大众样板》，并在二零零一年三月至十月期间，策划了《12花月》与《死亡档案》展览。
栗宪庭于1978年顺利完成了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的学业。自1979年起，他进入《美术》杂志社工作，担任编辑职务直至1983年。随后在1985年，他转入《中国美术报》继续从事编辑工作，这段任职期持续到1989年。同年，由于外部环境变化，《中国美术报》在北京的出版活动被迫中止。进入1990年代后，栗宪庭开始以独立自由批评家的身份活跃于艺术领域。此外，从1992年起，他还曾一度兼任《艺术潮流》的编辑工作，持续参与当代艺术的评论与推广。
在一九八九年，栗宪庭先生策划了《中国现代艺术展》展览，该展览于中国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行。随后在一九九零年，他又策划了《中国现代水墨展》展览，此次展览的地点位于日本东京的世田谷美术馆。时间来到一九九三年，他策划了《后89中国新艺术展》展览，展览在香港的香港艺术中心举办。同年六月，他参与策划了《45届国际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部分《Mao Goe`s Pop》巡回艺术展览，该展览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呈现。同样是在一九九三年，他还参与策划了《从国家意识型态出走》展览，展览地点设在德国汉堡的国际前卫文化中心。进入一九九六年，他参与策划了《大众样板》与《艳妆生活》艺术展，展览于北京的北京艺术博物馆举行。同年二月，他策划了《中国！》艺术展，展览在德国波恩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一九九九年，栗宪庭先生作为全球范围内遴选出的三十三位顶尖策展人之一，参与策划了《时代转折》展览，该展览在德国的波恩艺术博物馆展出。同年，他还参与策划了《跨世纪彩虹—中国艳俗艺术展》展览，地点位于天津的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此外，他在一九九九年策划了《酚苯乙烯》艺术展，展览在北京的中山公园举办。步入新千年的二零零零年，他策划了《对伤害的迷恋》艺术展，展览地点设在北京的雕塑研究所。二零零一年，他策划了《十二花月》艺术展，展览在北京举行。同年，他还策划了《十字路口》艺术展，展览地点在成都的成都现代艺术博物馆。在二零零零年，他受邀担任了日本横滨三年展《横滨2001》的国际艺术委员会委员。二零零一年，他再次策划了《死亡档案》艺术展，展览于北京举办。二零零二年七月，他参与策划了《专·业·余》艺术展，展览地点在成都。二零零三年八月，他策划了《念珠与笔触》艺术展，该展览在北京的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空间呈现。
栗宪庭先生始终秉持着严谨的策展态度，从不轻易举办展览，这一点使他与当下许多活跃的新兴策展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幽默地将此归因于自己“拉赞助”能力不足，但这番戏言背后，恰恰折射出其不随波逐流的独立姿态。老栗所策划的每一个展览都极具分量，往往精准地捕捉并预示了重要的艺术思潮与方向，这得益于他异常敏锐的艺术感知力与卓越的专业判断力。相较于那些更热衷于社交与频繁“在场”的同行，老栗在观展方面所投入的精力与专注度亦令人钦佩，他是笔者所见过的观看展览最多、也最为认真的批评家之一。 栗宪庭身上延续了他所深深敬仰的鲁迅、陈寅恪等学者的风骨，同样具备一种不媚权贵、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与独立人格。他坚信，“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人的生存境况所持有的良知”，无论对艺术家还是批评家而言都至关重要。年过四十五岁后，老栗愈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宿命感：中国儒家文化中“内圣外王”的理想，在历史长河里常常陷入分离与断裂，这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某种分裂性人格，而他也坦言，这种内在的张力在自己身上同样存在。因此，老栗长期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够弥合传统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的路径——一种超越功利目的、却又积极入世的转换方式，他期盼中国知识分子能跳出“达”与“穷”的循环，塑造出一种既非功利驱动、又积极进取且关怀现实的新人格。 事实上，老栗一生都在有意逃避名利场的漩涡，竭力抗拒被体制化收编，尽管他深知这十分艰难。他坦承，历史上对他影响最深远的两个人是司马迁和孔子，他们的精神遗产让他不断思索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正如中央美术学院学者尹吉男所言，栗宪庭是“一个战士而非学院学者”。在尹吉男看来，“他始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考者，而非混迹于人群之中的随波逐流者”。昔日那些曾被官方艺术机构排斥、像盲流一般辗转于圆明园、东村、宋庄为生计奔波的前卫艺术家们，正是在老栗数十年如一日的竭力推介下，逐渐成长为国际艺坛上炙手可热的明星与文化偶像。然而，当这些艺术家声名鹊起之时，老栗却依然安居于宋庄的朴素农家小院，谈笑风生，接待着八方来客。 有一件小事颇能反映其生活态度：曾有一伙窃贼深夜潜入栗家小院（估计使用了迷香），趁全家沉睡之际盗走了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及少量现金，却对墙上悬挂的、由艺术家友人赠送的作品视而不见——其中任意一幅的市场价值都远超所失财物。尽管当今许多红极一时的艺术家可说是由老栗一手推介而出，在艺术品市场交易日趋火爆的今天早已身价不菲，但老栗对于作品的态度始终基于其文化价值的认同。如果一位艺术家的人品不为他所看重，即使对方坚持赠送，他甚至会选择出资购下，以示界限。在他心中，艺术创作首要的是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市场价值并非他关注的核心。这份始终如一的立场与操守，在他近期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对于许多普通大众而言，“栗宪庭”这个名字或许显得较为陌生，然而在艺术领域内部，这三个字却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几乎达到了无人不晓的程度。迄今为止，关于这位被亲切称为“老栗”的人物的各类评述与报道已经相当丰富，倘若在互联网上搜索“栗宪庭”一词，能够轻易获得超过十万条相关信息。不少西方主流媒体的专栏作者曾将他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这一称号也成为了传播最为广泛的评价；此外，亦不乏“孤胆英雄”、“前卫艺术的战神”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赞誉。不过，对于这些外界加诸自身的头衔与光环，老栗本人向来持以淡然甚至疏离的态度，他并不愿意多谈，也似乎并不十分在意。然而，当我们回顾中国当代艺术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时，便会发现，“栗宪庭”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他的影响与痕迹深深嵌入这段历史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曾有人向我提议：“不如让我正式引荐您与评论家栗宪庭先生见一面吧。”我当即回应道，见面是必然要见的，但眼下时机尚未成熟。我初到宋庄不过五六年光景，如今还只是藏身于穴中的一只小老鼠，若由您引荐，恐怕您面上无光，对方也未必会将我视作值得重视的人物。不妨等到我成长为一头大象，或是一头雄狮之时再行相见，届时您介绍起来也更有体面，对方自然也会给予我应有的尊重。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终究未能成为狮象般的庞然大物，而仅仅是一只游走于广袤荒漠中的“孤狼”，那也未尝不可。这段往事记载于北京荣宝画院林青老师为栗宪庭先生所绘的漫画之中。
《重要的不是艺术》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