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雪松于1914年诞生于河北省蠡县的梁庄，他在十一岁那年离开故土，进入县立高等小学求学，并在求学期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启了其早期的革命启蒙。1930年，他考入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继续学业，在校期间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亲身经历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学潮，同时也密切关注并参与了家乡一带农民的革命斗争实践，这些经历深刻塑造了他的社会认知与创作根基。至1934年，他的文学才华开始崭露，在北平左联主办的刊物《伶仃》上发表了以河北地区著名的“高蠡暴动”为背景的小说《夜之交流》，初步展现了其将革命历史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笔力。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岁月里，他毅然投身于实际革命工作，参与了诸多地下斗争与游击活动，并曾担任中共蠡县县委的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与生活素材。1942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随后又以此为基础进行拓展与深化，完成了中篇小说《父亲》的写作。1948年，他跟随部队南下，先后在湖北的襄阳和武汉等地负责宣传与新闻方面的基层领导工作，为新中国的事业贡献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长期在文艺战线担任重要职务，包括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以及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主席等，致力于推动地方文学艺术的发展。自1953年起，他开始潜心创作其里程碑式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红旗谱》，该作品的第一部于1958年正式出版，因其宏大的叙事和对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历程的深刻描绘，被广泛赞誉为一部具有史诗气魄的文学巨著，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并相继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1963年，该系列的第二部《播火记》问世；历经岁月沉淀，第三部《烽烟图》也于1983年出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创作活力得以重新焕发，于1977年推出了长篇小说《翻身纪事》的上部。1996年6月，梁雪松先生与世长辞，其骨灰安葬于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长眠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作家梁斌早年在华南地区工作期间，曾偶然收养了一只濒临死亡的华南虎幼崽，他对这只虎崽关怀备至，此后即便因工作调动辗转多地，也始终将它带在身边悉心照料。随着时间推移，这只华南虎逐渐长大，体型壮硕如猪，每日食量亦变得十分惊人，出于实际饲养条件的考虑，梁斌最终只得将其送至保定的动物园安置。在当代文人群体之中，像这般亲自饲养猛虎的经历实属罕见，或许再无第二例，如此奇特的人物与特别的事迹，确实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气象与生命情怀。（假日100天文/黎家明）
二零零五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红旗谱》，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问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及其作者梁斌。梁斌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河北省保定蠡县的梁庄，十一岁时便离开故土，进入县立高小求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五岁那年，他考取了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一九三二年春天，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保定二师的学生们也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同年七月六日清晨，国民党当局突然发动袭击，武装人员冲入校园并向学生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六”惨案，导致十二名党员和一名团员不幸遇害，另有四十名学生遭到逮捕。梁斌后来曾沉痛地回忆道：“自从加入共青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头的第一根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第二根荆棘；而接下来的‘高蠡暴动’则是第三根荆棘。这些惨痛的经历让我毅然决定，要以笔为枪，与敌人战斗到底！”早在一九三五年，梁斌就开始构思并酝酿其代表作《红旗谱》。在最初的十年里，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作品，后来构成《红旗谱》的许多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在这些早期创作中已初现端倪，例如《夜之交流》和《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等篇章。在随军南下的岁月里，梁斌辗转于束鹿、衡水、石家庄、邯郸等地，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以及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工作。在此期间，他始终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悉心记录沿途百姓讲述的生动故事，其中不少素材后来都被融入了《红旗谱》的创作之中。一九五三年六月，梁斌正式动笔创作《红旗谱》，历时一年完成了《红旗谱》第一部的初稿。他的创作状态异乎寻常地专注，完全沉浸在《红旗谱》的世界里，几乎忘却了日常生活的琐事，每天伏案疾书超过十个小时。梁斌曾如此描述那段时光：“我的创作欲望和灵感达到了巅峰，根本无法停笔。每天黎明即起，简单洗漱后便立刻开始写作。常常到了早餐时间，一个情节还未写完；待写完一个段落，早已错过了饭点。午餐和晚餐也常常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才想起自己还没吃饭，实际上已经连续错过了两餐……”梁斌的夫人散帼英回忆丈夫创作《红旗谱》时的情景说：“他那段时间就像着了魔一样，送饭来就吃，不送就饿着。他不主动与人交谈，别人说话也听不进去，但一旦谈起《红旗谱》里的人物，立刻就会眉飞色舞、神采奕奕。写完作后，他的大脑依然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难以平静，除了失眠还是失眠。”那时，他的脑海里除了《红旗谱》的故事脉络与人物命运，几乎容不下其他任何事情。夏天与人聊天后，他常常忘记拿走扇子，一个夏季竟丢失了一百多把。武汉的夏季闷热难耐，空气中弥漫着黏稠的热浪，而梁斌写作的地方缺乏任何避暑降温的设备，埋头写作时，汗水时常滴落打湿稿纸。为此，梁斌自创了一种“湿被单降温法”：他将被单浸透凉水悬挂在屋内，同时准备一盆冷水，里面泡着一条毛巾；感到酷热难当时，便用冷毛巾擦拭头脸和身体；如果仍觉炎热，索性将冷水盆放在书桌下，把双脚浸入凉水之中。为了专心致志地完成《红旗谱》，梁斌曾先后三次辞去官职：第一次是辞去新武汉日报社长的职务；第二次是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的职务；第三次更是辞去了天津市副市长的显赫职位。他辞官的初衷朴素而坚定，只用了一句话概括：不写好《红旗谱》，无颜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最终，这部总计一百二十万字的宏篇巨制《红旗谱》三部曲，即《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以磅礴的气势问世，在中国文坛奠定了其不朽的地位。梁斌的性情十分倔强，这种倔强中透着硬气与刚烈。“文革”期间，他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当被质问《红旗谱》是否是大毒草，是否在宣扬“王明左倾”路线时，梁斌坚决地回答：不是。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命令他站在高凳上，随后一脚踹倒凳子，使他重重摔在水泥地上，并逼问他承不承认，梁斌爬起来后依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平日闲暇时，梁斌最爱与普通百姓拉家常，门口卖菜的、修鞋的、拉煤的工人无不称赞“梁老是个大好人”。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他必定挺身而出。一位革命老同志的遗孀生活拮据，相关部门却以老同志已去世为由表示不再经常关照。老太太向梁斌哭诉后，他当即发火，立刻向该部门负责人提出质询，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梁斌一生最为珍视的，莫过于他的手稿。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人们纷纷逃离房屋，梁斌却反而冲向书房，不顾一切地高喊：“我的手稿！我的手稿！”他将手稿紧紧抱在怀中。当时书柜里还存放着他多年收藏的近三百幅珍贵名画，但在危急关头，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只有手稿。梁斌用毕生心血书写了《红旗谱》，而《红旗谱》中也深深铭刻着梁斌一生的革命足迹与文学追求。梁斌革命的启蒙老师、《红旗谱》中贾湘农的人物原型喜庆，以及《播火》作为其续篇的创作历程——这些都在一次对年逾花甲的作家梁斌的访问中得以揭示，该访问记录发表于北京《北京晚报》一九八零年六月十日的第四版。许多读者都对作家梁斌及其长篇小说《红旗谱》耳熟能详。晚报的老读者们也一定记得，《红旗谱》的第二集《播火记》最初正是在晚报上进行连载的。时光荏苒，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如今这位老作家的近况如何？不久前，我们在天津拜访了梁斌同志。在他家中，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红旗谱》。梁斌同志向我们讲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红旗谱》中的贾湘农先生，其形象源于他在家乡上高小时一位教导过他的老师。当时，他家乡的学校里有三位教员是共产党员，其中两位为革命牺牲，幸存的那位名叫刘宪曾，正是《红旗谱》中“贾湘农”先生的原型。他不仅是梁斌革命的启蒙老师，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听到这里，我们不禁追问道：“刘宪曾同志知道自己就是‘贾湘农’吗？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梁斌笑了，他回答说：“这位老同志一直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战争年代，无论通信多么困难，我们都保持着联系。解放后我们见了面，他现在居住在陕西。但我一直未曾告诉他，也未向旁人提起过，‘贾湘农’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我们听后打趣道：“这可真是一条从未披露的新闻啊！”生活往往如此奇妙，被描绘的人物并不知道自己成了作家笔下的模特，而作家却依据他塑造出了鲜活生动的角色。然而谁也没想到，《红旗谱》中的人物与事件，后来给梁斌带来了不少麻烦。梁斌同志于一九三零年考入河北省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曾参与驱逐反动校长的护校斗争。一九三二年河北省发生著名的“高蠡暴动”，此事对他影响至深。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三年他开始创作小说《红旗谱》，当年的“保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都成为作品的重要题材。结果，在十年动乱期间，因为这些书中的情节，梁斌被诬陷为“替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他拒绝承认强加的罪名，不肯低头，其倔强耿直的脾性，恰如他笔下所塑造的“朱老忠”一般……一九八零年，梁斌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他抓紧时间，完成了三万多字的回忆录《在战乱纷飞的年代里》，随后又着手重新整理长篇小说《烽烟图》。他告诉我们，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甚至在动笔撰写《红旗谱》之前就已开始，原拟书名为《战寇图》，后因与电影《战洪图》片名有些近似，故而改名为《烽烟图》。《红旗谱》和《播火记》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前两个部分。经过修改整理后的《烽烟图》，依然以朱老忠等核心人物为主线展开叙述。
为了继承和发扬党的宝贵优良传统，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与卓越风范，并进一步强化对青少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情怀与革命传统教育，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与梁斌文学研究会携手合作，共同发起并建立了文学巨匠、人民作家梁斌先生的纪念园。该纪念园以梁斌先生纪念碑作为核心主题建筑，整体规划由三个部分有机组成：先生雕像、主碑以及辅碑。其中，栩栩如生的雕像塑造得自然丰满，展现出先生生前一贯的洒脱气度；主碑正面精心设计了三幅浮雕，分别以梁斌先生代表作《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为创作原型，背面则依照先生的《千年难忘的白洋淀荷花图》为范本，采用细腻的影雕工艺雕刻成一幅精美的艺术画卷；副碑以黑色花岗岩为基底背景，运用特殊工艺将由于立群夫人亲笔手书的郭沫若先生题词镌刻于正面的玻璃幕墙之上，背面则铭刻着梁斌先生绝笔所题的“满天星斗日，一华落地来”十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墓盖部分别具匠心地以书本造型进行加工雕琢，翻开的书页上镌刻着先生巨著《红旗谱》中的经典内容摘抄。整座纪念碑选用高档花岗岩与汉白玉石料构筑而成，色彩以红、白、黑三色为主调，其中红色象征着先生的文学巨著在火红的革命年代曾红遍祖国大地，并且深刻影响与教育了数代广大读者，而黑与白的结合则生动体现了先生是非分明、刚正不阿、真诚正直以及淡泊名利的高尚人格品质。梁斌先生纪念碑并非一座普通的纪念碑，它是先生卓越文学艺术与当代创新科技及传统艺术手法相互融合的结晶，周边配以青翠草坪、缤纷花卉以及典雅的南京雨花石加以点缀，其本身即构成了一件极具观赏价值的艺术珍品。梁斌纪念园的顺利落成，为该市增添了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使其成为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场所，同时也新增了一个蕴含深刻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从而为该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事业贡献出积极而持久的力量。
雪野皑皑，松岭苍苍，在2010年新岁即将来临之际，京津地区的画友们相约齐聚于蓟城盘山东麓，共同前往瞻仰梁斌纪念园，并深入研讨这位文学大师的艺术人生。大家着重论述了梁斌先生如何以其大气磅礴、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凭借亲身革命经历描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足迹，从而创立了红色文人画的典范意义，并探讨这一艺术形式如何顺应时代需求，得以代代传承与弘扬。西源坦率地指出：梁斌先生确实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新文人画杰出代表……综合学界诸多评述，近年来美术界更明确提出梁斌先生创立“红色文人画”的观点，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画史早有记载，中国绘画最令人自豪的成就之一，便是文人画阵列的涌现及其前赴后继的不断发展与壮大。据相关著作所述，文人画的构思萌芽于战国时期，在晋代初见端倪，至唐代已具初步面貌，宋代则确立了理论体系，到了元、明、清三代，各种画派更是纷纷兴起。众所周知，文人画注重气质与神韵，更强调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推崇个性的张扬，倡导诗、文、书、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融会贯通，它是在中国哲学、文学、美学等宏大文化形态滋养下孕育而成的中华民族艺术瑰宝。亦有文章界定，文人画家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精湛的艺术素养，并且本身应以文人身份参与书画创作。陈衡恪曾提出文人画家的四要素：首重人品，其次学问，再次才情，最后是思想。有人列举，历代堪称典范的文人画家众多，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唐代的王维，宋代的苏轼、米芾，元代的黄公望、倪瓒，明代的董其昌、徐渭，清代的石涛、髡残，民初的吴昌硕、陈师曾，以及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关山月等。千百年来，这些艺术家犹如璀璨群星，光芒照耀画史。虽值大雪节气，天气却并不十分寒冷。站在纪念园中梁斌先生的雕像前，众人怀着崇敬之情追思这位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卓越的文学贡献，同时联想到他在书画领域造诣精深、风格独特的成就，大家一致认为：将他视为中国文人画传统的优秀继承者，以及当代文人画的楷模，实在是众望所归。而依据其坚定的革命信念与理想追求，加上在书画领域开创的业绩，冠以“红色”二字，更能彰显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精神旗帜。从梁斌先生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出：他幼年在村学读书时，便主动接受革命启蒙教育，于1927年毅然加入少年共产主义组织，积极参与贫苦大众反抗“割头税”的斗争，堪称典型的红色少年。“九·一八”事变后，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保定第二师范学潮的骨干力量，并经历了高蠡暴动的战斗洗礼。随后他赴北京刻苦求学，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又于山东剧院学习艺术，开始进行小说与杂文创作，由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长征。1937年，他返回家乡组织并发动游击战争，在出生入死的考验中成长为一名愈战愈勇的青年指挥员，并受命担任冀中新世纪剧社社长，兼任冀中文建会文艺部长，为抗战文化运动播撒艺术的火种。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以新区干部的身份，领导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为建立红色政权呕心沥血，取得了显著成绩。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专业文学创作，潜心耕耘；历经四年艰辛写作，终于在1956年底，使长篇小说《红旗谱》问世，震动中国文坛，被誉为一里程碑式的杰作。随后，《红旗谱》第二部《播火记》、第三部《烽烟图》相继出版，整套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红色经典。加之先生晚年向读者奉献的《笔耕余录》《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等著作，这位文学大师以二百余万字的心血结晶，让世人深切感受到其高洁的品格、渊博的学识、隽永的才情和忘我的奉献精神。同时也使艺术界认识到，梁斌先生从事书画创作，必将为中国文人画传统增添新的光彩。梁斌先生终生难忘沙场烽火中的战斗岁月，时刻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英勇战友。《梁斌画集》中的第一幅作品《今日陈庄》，正是为纪念贺龙元帅当年率军在冀中歼灭日寇精锐的陈庄战役而创作，堪称一曲歌颂军民团结、精忠报国的英雄赞歌。以狼牙山为题材的一组画作，分别描绘了在抗日战争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中，五位壮士跳崖殉国的即时场景，映现出中华民族义胆包天、忠肝盖地、誓驱敌虏的大无畏精神。画集中多次出现白洋淀的场面，那是因为作者曾冒着战火硝烟五次进出白洋淀，与战友们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故而时时魂牵梦绕，屡屡提笔留下永恒的纪念。又如《阜平大黑山》这幅画，记载的是1943年转战保定途中穿越敌占区时的惊险经历；《豫北金镫山》则描绘了奔往前线途中夜探山谷的一幕。尤为令人感动的是那幅《大柿树下》，先生特别注明描绘的是1942年突破敌军重围后，随军驻扎牛棚村的场景，正是在那里他利用战斗间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父亲》，以歌颂一位抗日模范人物。同时，他首次读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而确立了投身文学事业的坚定方向。还有《太岳途中》，画的是1948年南下孟津抢渡黄河的激烈战事；而《城头远眺》，又将思绪拉回到全国解放初期的襄阳岁月……这位红色战士所有缅怀战斗历程的画作，镌刻的是由血与火熔铸的生命轨迹，成为记录革命往事的珍贵艺术史料，在我国近代美术领域中独具价值。梁斌先生胸怀天下，以人民的忧乐为己任，所作每幅书画，几乎都承载着他作为革命者的理想与寄托，体现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追求，并通过继承传统、开拓新境，将个人独创与技艺融合为一体。例如在画荷时，他时而以赤子之情描绘擎天碧盖的恢宏气势，以表现当年战友们的凌云壮志；时而又选取荷塘秋色，将意境引向清爽与沉静，抒发出革命根据地军民之间浓厚的鱼水深情。他甚至精巧地构思出花朵相互对话的奇妙画面，借以寄托白洋淀乡亲们对幸福未来的向往……那朝阳东升、霞光万道的景象，松涛贯耳、清风满山的意境，是他献给朱德总司令等传奇人物的礼赞；而那古木参天、寒梅竞放、青嫩春草、翠绿芭蕉的描绘，则是他对乡民百姓淳朴品性的深情颂歌。他以简练笔触绘出的瓜棚豆架、金橘鲜桃、蜡烛鞭炮，处处迸发着青春的活力；而那一叶轻舟、半坡幼林、初绽的玉兰、出巢的欢雀，则处处透露出天地的灵气与生机，在自然万象与野逸幽趣之间，呈现出高雅的韵致。综合来看，梁斌先生这位红色人物心中所系、笔墨所至，既有大气磅礴的挥洒，也有明快空阔的展现，既包含丰富的内涵，又体现简洁鲜活的特质，正如专家所言，梁斌之作去愚生智、除俗至清，思维超常，特立独行，正是出于红色战士的坚定信念，绘出了红色革命的真挚情愫，称其为红色文人画的依据正在于此。由于时间所限，本次蓟县之行的探讨，仅就梁斌先生创立红色文人画的主旨，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阐释，记下了以上几点认识。在告别梁斌纪念园的路上，蓦然想起宋代张载的一段名言，说的是凡有大志者必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想来梁斌先生为革命事业、为文学艺术所具备的器识与实践，正与这段名言相契合，当之无愧。因此，人们才会如此崇敬他睿智宏阔的胸怀、爽直畅达的追求、深邃执着的笔墨和坚实精湛的造诣，进而推崇其红色文人画独树一帜的佳作。艾青曾有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恰恰是梁斌先生艺术生命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根本投向。梁斌先生以红色革命者的忠诚与笃实，让红色史迹的光芒永恒留存，使红色文人画在华夏大地深深扎根，并推动着中国书画艺术变通无极的发展进程。当几位画友登上返程列车时，都在心中自问：“时代需要红色经典，梁斌先生早已率先垂范，成为榜样，而我们今天又该为后人奉献怎样的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