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权泽出生于一个经济条件颇为贫寒的家庭，早年为了维持生计，他曾在一家鞋店从事体力劳动以赚取生活所需。后来，机缘巧合之下，鞋店的老板决定前往汉城开拓事业，创办了一家电影公司，林权泽便跟随这位老板的脚步，由此踏入了电影行业。在电影界的起步阶段，他完全是从最基层、最辛苦的职位开始做起，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摸索学习，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坚持，一步步成长为韩国电影史上备受尊敬的重要人物。
1962年，韩国电影导演林权泽正式开启了他的电影创作生涯，其首部执导的作品是《再见了豆满江》。在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保持着极高的创作效率，共计拍摄了三十一部电影，这些作品大多以古装、战争、武打等深受市场欢迎的商业类型片为主。到了1973年，林权泽执导了影片《杂草》，其艺术风格开始呈现出一种更为古朴和沧然的美学倾向。1981年，他执导的《曼陀罗》成功入围了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标志着其作品开始获得国际影坛的关注。1987年，他凭借执导的《种女》再次获得国际认可，该片入围了第4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1993年，林权泽拍摄了一部歌舞题材的影片《悲歌一曲》，这部电影改编自作家李清俊的短篇小说《仙鹤洞旅人》，影片深情讲述了一位浪迹于民间的“潘索里”（一种韩国传统清唱艺术）艺人所经历的坎坷人生。次年，即1994年，他执导的战争片《太白山脉》获得了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1998年，在韩国电影界为保护本土电影产业而发起的著名“光头运动”中，时年六十二岁的林权泽身先士卒，以剃发明志的方式表达了坚定的立场。 2000年，林权泽执导了爱情片《春香传》，这部作品以韩国传统的说唱艺术“潘索里”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并巧妙地采用了戏中戏的表现形式，它成为了韩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入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影片，具有里程碑意义。2002年，他执导的影片《醉画仙》，通过描绘朝鲜王朝著名画家张承业落魄坎坷却又顽强奋进的一生，深刻表达了导演本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切热爱与执着坚守，以及对民族精神的深入挖掘和不懈追寻，该影片为他赢得了第5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殊荣。2004年，林权泽拍摄了动作片《下流人生》，这部电影聚焦于黑帮社会的纷争，并获得了第6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提名。2005年，他在第5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被授予名誉金熊奖，成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亚洲电影人。 2007年，林权泽迎来了其导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拍摄了个人第一百部作品《千年鹤》，该片由演员赵宰贤和吴贞海共同出演。影片根据作家李清俊的《仙鹤洞旅人》改编而成，这也是林权泽首次正式地、集中地描述一个爱情故事，他借助声音等元素细腻地表达了男女主人公之间深刻的爱情与绵长的思念。2009年，他执导了第一百零一部影片《拉升月亮》，首次在创作中采用数字摄影技术进行制作，由姜受延和朴重勋担任主角，影片生动展现了复原韩国传统全州汉纸的复杂工艺与过程。2014年，林权泽执导了他的第一百零二部作品《花葬》，该片由安圣基主演，改编自金勋作家的同名小说。同年，他还受邀担任了韩国仁川亚运会的开幕式导演，将其艺术视野拓展至更大型的舞台。
林权泽的电影创作在视觉构图上尤为考究，其画面呈现出优美而严谨的特质，这种风格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国画的审美意蕴之中。他的叙事方式工整而浑朴，构筑起一种在韩国电影中较为罕见的建筑美学。影片中的人物往往承载着传统美德与泛义上的古典情怀，生动地体现了韩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细腻刻画了当代韩国社会正在逐渐流逝的民风民情。作品中的台词精炼而富有深意，配乐则优美动人，共同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林权泽始终将探寻韩国人的精神原形与韩国文化的本质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其作品始终充盈着深厚的人本主义思想。与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相似，林权泽也是一位对女性命运充满同情与关切的导演，女性和母爱是其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重要元素。这种对女性的悲悯视角，进一步折射出他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他通过历史的反思与自我的不断追问，持续深化对于人性复杂面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来观照和审视韩国的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传统。 在林权泽的影片中，情节的铺陈往往以人物为核心展开。其叙事模式经历了明显的演变：从早期较为典型的好莱坞情节剧式的封闭结构，逐渐转向一种更为内敛、节制戏剧冲突、情节安排更为松散的叙事风格。作为韩国影坛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他相对更为重视电影所承载的教化功能，这一特点也使其创作理念与新一代韩国电影人有所区别。林权泽的电影风格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并蕴含着丰富的感性智慧，其作品整体上呈现出风格多样、类型多元的繁荣局面。作为韩国电影史上公认的教父级人物，林权泽不仅是韩国影史上拍片数量最多的导演，更是韩国电影发展历程中一块永远值得纪念的活化石。他堪称韩国传统电影艺术硕果仅存的一根重要标竿。即便在九十年代之后，他仍以将韩国的风物人情与文化杂谈推向世界为首要责任。其创作手法虽越发显得老到沉郁，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与韩国人内心那种难以排遣的历史悲情和深层的民族症结，产生了一定的疏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