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棠的人生轨迹可谓跌宕起伏，他从舞台上的“洪常青”最终成为文化部副部长，却又因其所作所为积累了极大的民愤。凡是欣赏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观众，无不对剧中那位英姿飒爽、气度非凡的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记忆犹新。作为这一角色的首代扮演者，刘庆棠曾一度是那个时代许多年轻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形象。然而，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曾经身居高位的刘庆棠也骤然坠落，最终接受了人民的审判与历史的裁决。回溯其艺术起点，刘庆棠直到二十四岁才正式开始学习芭蕾，这在一个通常需要自幼训练的领域里堪称“高龄”。他的艺术之路始于东北地区早期的文艺培养体系。1946年初，中共辽东省委创办了白山艺术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专业艺术院校，为新中国孕育了大批艺术骨干。1948年2月，白山艺校再度招生，当时来自辽宁盖县联合中学、年仅十六岁且尚未初中毕业的刘庆棠也前往应试。他原本一心报考军政大学，却因年龄未满十八岁而被拒之门外。这次报考艺术学校时，他特意虚报了两岁，自称已满十八。面试中，考官对他的身高与年龄的匹配度提出疑问：“你真有十八岁？个子怎么这样矮小？”刘庆棠则以“家境贫寒，常年吃不饱饭”为由搪塞过去。在那个年代，每当东北人民军队解放一座城市，艺校师生便会组织扭秧歌等演出以示庆祝。作为戏剧系的学员，刘庆棠积极参与了这些秧歌表演，由此迈出了他舞蹈生涯的第一步。 1951年，为筹备参加“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节目遴选。东北地区有两个民族舞蹈作品脱颖而出：其一是刘庆棠参与演出的《扇子舞》，另一个则是来自长春的《红绸舞》。《扇子舞》由七位演员共同完成，其中一名男演员在前方舞动纸扎的蝴蝶，其余六名女演员则演绎各种扑蝶的舞姿，那位担任核心角色的男演员正是刘庆棠。同年8月，这两个东北节目均在联欢节上荣获金奖。活动结束后，代表团又受邀前往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奥地利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巡回演出。在此期间，他们有机会观摩了多场芭蕾舞表演，这进一步拓宽了刘庆棠的艺术视野。巡演归来后，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这批演员多数留在北京，成为筹建中央歌舞团的基础力量。1952年12月，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歌舞团体——中央歌舞团正式成立（该团于1996年与原中国轻音乐团合并，组建为中国歌舞团）。进入中央歌舞团后，刘庆棠主要担任民族舞演员。当时，团里邀请了苏联芭蕾舞专家前来授课，苏联老师根据男演员的实际水平将其分为高、中、低三个班级。起步较晚的刘庆棠被分在最低的第三班，起初甚至连基本的芭蕾术语都难以掌握。但他身上有一股勤勉好学的劲头，通过不懈努力，仅用一年半时间便跃升进入了代表最高水平的第一班。 1954年9月6日，北京舞蹈学校（1978年更名为北京舞蹈学院）成立，由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出任校长。戴爱莲在国际舞蹈界享有崇高声誉，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内陈列着全球四位杰出女性舞者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便包括她的石雕头像，可见其影响力。1956年，刘庆棠刚从南美洲演出归来，便得知北京舞蹈学校新设立了芭蕾舞专业，并由著名芭蕾编导艺术家彼·安·古雪夫等五位苏联专家执教。早已对芭蕾舞产生浓厚兴趣的刘庆棠立即申请转入学习。尽管中央歌舞团的领导最初并不赞成，但刘庆棠态度坚决，最终团里只得同意他的请求。就这样，时年二十四岁的刘庆棠正式开始了他的芭蕾舞专业学习生涯。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宣告成立，该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淑湘等二十二名演员及十八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建团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舞团开始排演芭蕾舞剧《天鹅湖》。在遴选男主角王子的扮演者时，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均显力量不足，唯独刘庆棠能够较好地完成这一技术动作，因而被确定为王子一角的人选。《天鹅湖》的首演在中国芭蕾舞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着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以及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此后，《天鹅湖》、《海侠》、《泪泉》等多部舞剧均由刘庆棠与白淑湘联袂主演。1961年，实验芭蕾舞团首次赴缅甸进行访问演出，这也是中国芭蕾舞团首次在海外上演《天鹅湖》和《海侠》。国外观众将此次演出盛赞为“亚洲人的骄傲”，并认为中国芭蕾艺术“已接近世界水平”。客观而言，刘庆棠与白淑湘同属新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两人都为我国芭蕾艺术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同行与观众眼中，他们曾是一对配合默契的舞台搭档。然而，随着白淑湘的声誉日益高涨，刘庆棠内心逐渐产生了不平衡之感。尽管在排练与演出中同样付出了大量汗水与艰辛，但公众的目光似乎更多地聚焦于白淑湘身上。当时已有业内评论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刘庆棠的气质更近似一名战士，而非一位高贵的王子……”这种评价或许也隐约折射出他后来人生道路转向的某种内在特质。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刘庆棠的“革命斗志”燃烧得更为旺盛。他振臂一呼，许多人当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刘庆棠踌躇满志的刘庆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更变本加厉地整人。但是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对他进行了批斗。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无奈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有了江青的撑腰，刘庆棠没有气馁，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自然越来越受江青的赏识。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再次吃香的刘庆棠，整人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整人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就在刘庆棠奇迹般“大踏步”进军高层政治领域之际，检举揭发他在生活上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这个生活极不检点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多次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了“文革”大权在握，他的风流成性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刘庆棠然而，那些女演员用血泪蘸写的控诉信，到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轻描淡写地告诫几句，丝毫无损刘庆棠的仕途。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他跑到江青那里告状，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经这一折腾，舞剧团以后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了，但人们心里对刘庆棠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阴谋攻击周总理、邓小平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中国访问，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舞剧。演出结束后，礼宾司为了增加欢迎的效果，提议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为“文革”时已被打入冷宫，猛然听有人提议唱这支歌，见周恩来总理也在场，大家就和周恩来一齐唱了起来。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刚上任的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为什么唱这支歌？去查一查。不几天，吴德对江青说：是《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头头刘庆棠同意的。江青马上叫来刘庆棠。刘庆棠一口咬定是周总理布置的，谁料，江青把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追问总理，最后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兴许是自知作恶多端，刘庆棠身居高官后，他对自己的不齿行径偶尔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青年演员邓元森受他陷害出狱归团后，被派在制鞋间劳动。一次刘庆棠见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递烟，并颇为负疚地说：“怎么样？对我还有气吗？”血气方刚的邓元森倔强地回答说：“反正我没罪！你办事就是太‘左’。”刘庆棠深吸了口烟，矜持着半晌才说：“让你们吃了苦头，这我认账，可是我必须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正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刘庆棠越走越远，死心塌地充当“四人帮”的马前卒。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秉承“主子”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四人帮”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刘庆棠从上海回京后，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军代表迟群串连，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自己把持部门的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3月，他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他亲自抓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是他执迷不悟，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替自己评功摆好。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鉴于他在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刘庆棠进行公审，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发了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在公审期间，刘庆棠对起诉书所列的他的罪状供认不讳，只是在做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己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为自己开脱。经过3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脱离了关系。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刘庆棠或许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断然离开大连，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刘庆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深思。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于北京天桥剧场举行了首次正式彩排。时年三十二岁的刘庆棠饰演男主角洪常青，其表演备受关注。随后，《红》从天桥剧场一路演至中南海小礼堂，毛泽东同志亲临观看，并对这部将西方宫廷艺术进行革命性创新的作品给予肯定，指出：“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红》被确立为革命样板戏之一，江青更将其誉为“世界芭蕾舞坛上的一面战旗”。凭借此剧，刘庆棠的政治生涯亦步入快车道，他从中央芭蕾舞剧团核心小组副组长逐步升任剧团党委书记，并于一九七四年获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至此，他脱下舞鞋，转身投入政坛，志得意满。当时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暗指的正是刘庆棠凭借一出舞剧平步青云的经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随之而来的政治清算中，刘庆棠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被正式羁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经审理认定，其“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领导，制造假案，犯有诬告陷害罪”，依据《刑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自羁押之日起计算。一九八六年春，刘庆棠因确诊食道静脉曲张，病情危重，经公安部批准获准保外就医。此时距离其刑满尚有八年时间。他的二弟刘庆孟担任了保外就医的担保人。事实上，刘庆棠所患的食道静脉曲张是由肝硬化引发，而肝硬化则是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罹患的。入狱前他的身体素质原本颇佳，即便在接受审查或监禁期间，他也始终注意锻炼身体，条件允许时仍会练习舞蹈基本功。 导致其健康急剧恶化的转折点，发生在其原配妻子徐杰前来探监并提出离婚之时。刘庆棠起初并不同意，恳求妻子宽恕，但徐杰态度坚决，数日后便将法院的离婚判决书送达狱中。这对刘庆棠而言无异于致命一击，他未细看内容便将判决书撕毁。时值一九八三年底，刘庆棠与徐杰育有三名子女：长女刘英时年二十四岁，次女刘红十五岁，儿子刘忠十二岁。自一九七六年入狱以来，他相继失去了事业、名誉与自由，而今在竭力洗刷政治罪责的同时，家庭亦宣告破碎，终因悲愤交加、郁结伤肝，导致食道静脉破裂大出血。了解两人关系的知情者透露，刘庆棠当年仕途得意时，曾在感情上深深伤害过徐杰；徐杰则是借其政治失势之机，彻底了断了这段婚姻。 早在一九五八年，刘庆棠便已担任中央歌舞剧院舞蹈队副队长，其形象、舞技、气质乃至心性在同辈中皆属突出。主演《天鹅湖》后，他更在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当时徐杰在中央歌舞团领舞《荷花舞》，同样光彩夺目。他们这一代人的婚恋年华，恰逢革命与阶级斗争日益高涨的年代。刘庆棠后来坦言，当初选择徐杰为妻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她出身好，且是共产党员，这在当时年轻貌美的女演员中十分罕见；二是徐杰在民族舞领域已取得一定成就。然而，随着刘庆棠因《红色娘子军》而红极一时，他对徐杰的态度日渐轻视。“四人帮”倒台后，许多曾受其打压的群众纷纷声讨，徐杰亦在公开场合谴责了刘庆棠的所作所为。 数次吐血后，刘庆棠经医院检查，确诊为食道静脉曲张。此病属重症范畴，难以根除，若出血无法及时控制，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公安部将其病情紧急上报中央，很快便获得了“同意保外就医”的批复。刘庆棠提出返回原籍治病，获得了公安部门和文化部的批准。他的老家位于辽宁省盖县太阳升乡光荣村，距离县城不远。刘家在山坡上有四间陈旧瓦房，一端住着鳏居的老父亲，另一端则是年过四十仍未成家的三弟庆诗与四弟庆哲。母亲已于一九八三年因心脏病去世。在“文革”十年间，刘庆棠曾为这个家庭、这个乡镇乃至整个盖县带来过无上荣耀——洪常青给娘子军上党课的巨幅剧照曾矗立于火车站前，当地老少皆知这位“洪常青”正是盖州人。然而，当他时隔二十年重返故里，早已物是人非，无人能认出这位面色苍白、形销骨立的老者。 在十年牢狱生涯中，刘庆棠曾无数次梦想归家，而今真正回到生养他的旧屋，欣慰之余，心中却涌起万千凄凉。次日，他独自前往母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并清理了坟头的杂草乱石。因心情郁结加之劳累，当天下午他便再次便血。他未将此事告知任何人，而是提笔给在北京的次女小红与已移居香港的长女小英各写了一封长信，晚间又致信早年白山艺校时期的挚友韩振。韩振时任大连歌舞团编导，两人当年因志趣相投结为至交，但自刘庆棠入狱后便断了联系。刘庆棠在给韩振的信中写道：“一晃四十年，我们都近晚年了，一个时代的喜剧和悲剧都让我们演足演过了，都可以休息了，可是我，无法退场，恐怕死都无法退场……而今，我为罪囚，不敢有狂妄之想，所能奢望唯有当年小伙伴不弃之情。” 韩振收信后立即动身赶往盖县。大连距盖县约四百里，他抵达刘家时已近黄昏。在简陋的草棚之下，两位老友重叙旧谊，这份深厚情谊是刘庆棠昔日在芭蕾舞台辉煌之时、在政治舞台得意之际都未曾充分体味过的。把酒叙旧间，两人不禁潸然泪下。第三日，韩振携刘庆棠前往大连。白山艺术学校成立于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初期，由来自鲁晋察冀解放区的部队文艺工作者白鹰、田少伯、田凤等人，根据中央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创办，是一所旨在培养革命文艺人才的教育机构。校址最初设在丹东，后迁至瓦房店。该校在两年半时间里共培养了三期学员，刘庆棠属于第三期。韩振将刘庆棠引入大连的白山艺校老战友圈子，刘庆棠倍感振奋。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在韩振引荐下，刘庆棠拜访了当年白山艺校第二期女学员沙音。刘庆棠对沙音尚有印象：她是学校音乐队的成员，擅长拉二胡，眼睛不大，肤色白皙，常穿一身列宁装，气质清高却不失随和，在人群中并不张扬，却令人过目不忘。韩振此前向刘庆棠多次提及沙音，提到她丈夫三年前去世，如今寡居，有一套两居室住房。刘庆棠对此行充满期待。沙音本名陈琦，“沙音”是她在白山艺校使用的艺名。一九四八年底学校改编后，沙音被分配至辽南市委从事妇女工作，后编入南下工作团，因革命需要放弃了艺术道路。 韩振突然带领刘庆棠登门，令沙音颇感意外。韩振进门便问：“沙音，你看，我把谁领来了？”刘庆棠称呼她为“沙音大姐”，沙音端详许久，却未能认出。她后来回忆道：“我是二期学员，庆棠是三期，我对三期学员不太注意。后来他名气大了，别人指着照片告诉我刘庆棠就是这个小男孩，我这才有点印象。他那时很漂亮，梳着分头。来的那天我看他很瘦，脸色苍白，双眼无神。我虽对‘文革’种种深恶痛绝，但那天看见他，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刘庆棠对沙音的记忆则更为细致，他娓娓道出许多沙音当年在校时的音容笑貌。趁韩振暂时离开之际，刘庆棠轻声询问沙音能否赠他一张单人照片。沙音指着几本影集让他随意挑选，他翻阅良久，最终选定了一张。 第三天上午，天空飘起小雪，刘庆棠独自前往寻找沙音住处，只记得那是一个陡峭的山坡，却记不清门牌号码。他多方打听仍未找到，只得作罢。同日，刘庆棠在日记中写道：“我喜出望外，感动。她的各方面条件比我好许多。我爱她！我需要！她也会如此。近日兴奋劳累，又有血便。生命滋味，婚姻滋味，政治滋味，种种，可谓饱尝。” 回到盖县老家后，刘庆棠面对的是无法抵御严寒的破旧老屋。即便烧着火炕，室内最高温度仅八摄氏度，清晨时常在零下。幸得弟弟妹妹帮忙用薄膜钉封窗户，并筹措了一些煤块，老父亲则终日为他添柴加煤，勉强维持温暖。遵照韩振的建议，他给徐杰写了一封短信，如实告知病情，恳求她春节携子女回盖县老家团聚一次。此信实为试探复婚可能。徐杰很快回信，明确表示盖县并非她的故乡，自己永远不会再踏足此地。刘庆棠深感内疚与愁苦，心境如秋蝉般凄惶。这亦是他十一年监禁后首次以自由之身度过春节。 节前，长女刘英从香港来信，并汇来五百元钱。她在信中谈及父母关系：“至于你和妈妈之间的事，我的看法是顺其自然。我没有权力要求你们任何一方服从另一方，因为在一起真正生活是你们而不是我。”然而，沙音的出现为刘庆棠灰暗的生活带来一线生机。他再次致信大连：“我是很愿意能在大连工作的，至少也要常去疗养和旅游的。下回再去也一定想法多住些日子，也要在姐姐家多住几天，你说好吗？欢迎吗？我想念你。”但他并不确定沙音是否有勇气为他敞开家门。 除夕清晨，乡邮递员为刘庆棠送来一个包裹，内装沙音从大连寄来的两本挂历、若干食品以及一封信。信中仅有两行字：“我们相识是缘分。你如果为我而来大连，我就在家等你，任你住多久。”刘庆棠几乎不敢置信，后来他回忆当时“怀着高兴和激动的心情连看了三遍，喜极而泣”。他当夜便给沙音回信：“沙音姐姐：感谢你的信和挂历。那幅芭蕾明星掀起我心底无限波澜，谢谢你理解我。我已是彻底的孤家寡人。你已为我生命和灵魂全部的渴望，我只想飞到你身边，我就去，我这次去不惊动别人，你到车站接我，直接到你家，哪儿也不去。” 由于沙音未收到他临行前发出的电报，刘庆棠抵达大连火车站时已是夜晚。当晚，他悄然入住沙音家中。沙音渴望与他结婚，但刘庆棠沉默良久后告知，自己并无结婚的权利。依据当时我国婚姻法规定，被判处徒刑的罪犯禁止结婚，而刘庆棠属于监外执行人员，同样受此限制。此时距离他刑满释放尚有七年。刘庆棠坦言：“我不具备结婚的法律条件。另外，有件事我必须向你坦白：我的病情并非你想象的那样轻微。我的食道静脉如同破旧的胶管，随时可能出血，随时都会死亡。”沙音问他之后去向，刘庆棠答：“回老家，等到一九九三年刑满。如果等得到，我就来找你；等不到，请你将我安葬，我在阴间也会感激你。”沙音轻声安慰：“别想那么远了。”当晚，沙音将儿子徐立新、女儿徐虹叫回家中，向他们介绍刘庆棠，并郑重说道：“这是我的白山老战友，他以后住在我们家。” 此后，刘庆棠接受了一次大手术，脾脏也被切除。他感激涕零地对沙音说：“沙音，我大难不死，是你救了我。”刘庆棠还与医院院长结为朋友。院长坦诚相告：食道静脉曲张的最佳预后是维持现状，重点在于防止出血，一旦大出血，生死便悬于一线。后来刘庆棠又经历了三次大出血，均侥幸生还。至一九九二年，他与沙音皆已年过六旬。长女小英移居美国后放弃舞蹈，打工维生；次女小红离开北京歌舞团，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儿子小忠考入北京计算机学院，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就在此时，孔力重新走进了他的生活。孔力是白山艺术学校第一期学员，曾与刘庆棠同台演出小戏。她相貌并不出众，宽额方嘴的特征或许限制了她日后在表演艺术上的发展，但其聪慧与意志力远超寻常女性，这也是当年白山艺校文学部主任谢力鸣独钟情于她的原因。解放后，谢力鸣赴京担任《大众电影》主编，孔力则一直默默无闻。那些年，刘庆棠常去谢家请教，在艺术上深受谢力鸣指点，谢力鸣也十分喜爱这位英俊勤奋的学生。“文革”初期，谢力鸣病逝，后事由刘庆棠协助料理。一九八九年，孔力从北京市演出公司独立出来，组建了个体性质的文艺演出部，毅然“下海”经商。 重逢后，孔力对刘庆棠依然保持着“师娘”般的关怀与叮嘱，并看似随意地赠予他一件“金利来”衬衫。次日，孔力亲至沙音家中，百感交集地拥抱沙音，说道：“谢谢你这么多年替白山战友照看刘庆棠，我代表他们感谢你了。”沙音听出了话外之音。刘庆棠对此感到十分愉悦，甚至尝试说服沙音接受孔力的存在。他致信孔力，提及病情不稳，希望赴京治疗，询问能否协助联系海军总医院。孔力迅速回信，表示一切均可安排妥当。 刘庆棠随即向沙音提出前往北京的计划，此行的目的一是办理刑满释放相关手续，二是治病，需在京停留较长时间。他解释道，这仅是孔力出于同情想帮助他，并无他意。沙音同意了。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刘庆棠启程赴京，此去未归。此后他共给沙音写了十二封信，信中的语气逐封变化，从最初的安慰、解释、表白，逐渐转为亲切、正式，最终趋于冷淡直至置之不理。 刘庆棠在孔力家中居住了一年半。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其弟刘庆诗来到沙音家中，转告道：“我哥哥让我告诉你，因他和你感情合不来，就让你不要等他了，他让我把他的东西取走。”刘庆棠所指的“东西”是他多年积存的书信、日记以及旧日各类照片，这些是他最为牵挂的私人物品。沙音随后亲赴北京，前往中央芭蕾舞团找到徐杰。昔日风采照人的舞蹈家徐杰，此时已被类风湿疾病折磨得形销骨立、容颜憔悴。沙音触景生情，不禁泪流满面。徐杰却平静地说道：“要哭的不应是你我，而应是刘庆棠。他的心，他的灵魂都已坠入地狱，至死都不会安宁。他是一个精灵，在创造与欺骗间飞舞，闪着耀眼的光，但最终落入了地狱。他若能自救，就让他自救吧！” 一九九五年五月，刘庆棠与孔力正式登记结婚。
如今，在北京西山脚下、燕山山脉的环抱之中，坐落着一所名为北京刘庆棠艺术学校的教育机构。关于刘庆棠本人的介绍中如此描述：刘庆棠校长是我国舞蹈界资深的舞剧表演艺术专家与公认的艺术大师，他早年曾师从苏联专家进行长期系统的学习，其后历任中国芭蕾舞团团长、文化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在艺术生涯中，刘庆棠教授曾亲自担任主演并成功首演了多部经典芭蕾舞剧，包括《天鹅湖》、《海侠》、《泪泉》、《红色娘子军》、《沂蒙颂》；此外，由他亲自领导并参与创作的舞剧作品也有许多，例如《红色娘子军》、《沂蒙颂》、《草原儿女》、《纺织女工》、《杜鹃山》、《苗岭风雷》、《闪闪的红星》等，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学指导经验与舞台艺术实践经验。刘庆棠的家庭中有两女一子，大女儿长期居住在美国，二女儿和小儿子则生活在北京，而他本人目前独自一人生活。他曾受聘前往广州某大学担任舞蹈教授，并在谈及教学时表示：“虽然现在大蹦大跳的动作已经难以完成，但像芭蕾舞史、中外舞蹈名作赏析这类课程，我依然能够胜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活才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刘庆棠还精心编创了一部以古代历史为题材的芭蕾舞剧《岳飞》，他阐述道：“全剧共分为六场，从岳飞投军报国一直演绎到他蒙冤遇害。虽然整体是一部悲剧，但基调悲壮而崇高。主要人物除了岳飞之外，还包括岳母、岳妻等；‘岳母刺字’这一经典情节必然会在剧中呈现。我这出戏，既要着力刻画岳飞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对母亲的深切敬重，也要展现他真挚的爱情故事。可以说，一个主题是‘爱国’，另一个主题是‘爱情’——这两者，恰恰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历久弥新的永恒主题。”关于创作缘起，刘庆棠回忆说：“萌生编排《岳飞》的想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有了。当时，我们赴巴西圣保罗进行演出，当地有一位姓王的华人先生，祖籍福建，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中做客。他感慨地说道，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海外华人的政治地位。‘我虽然拥有一定的财富，可是过去当地政府根本不愿理会我。自从抗美援朝胜利之后，我竟被推选为当地的议员了！’王先生当时还为我们动情吟唱了岳飞的《满江红》，一边唱一边禁不住流下热泪……”正是这段难忘的经历，深深激发了刘庆棠创作芭蕾舞剧《岳飞》的艺术灵感。为此，他广泛搜集并反复研读所有与岳飞相关的书籍文献，还专程前往岳飞的故乡河南省汤阴县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实地考察与体验。目前，芭蕾舞剧《岳飞》的音乐主调与舞台美术设计均已全部完成。然而，排演这样一部大型舞剧需要投入可观的资金，而且绝非小数目。刘庆棠坦言，曾有几家剧团主动上门与他商谈芭蕾舞剧《岳飞》的排演合作事宜，但最终都因为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而不得不搁置。“我内心深处始终无比热爱芭蕾舞事业。如果最终无法将《岳飞》成功搬上舞台，我实在心有不甘！”刘庆棠说这话时双眸炯炯发亮，“我渴望通过这些作品来回报人民，为观众奉献艺术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