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三月三日，刘震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今孝感市）小悟乡刘家咀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作为家中独子，他自幼便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五岁时不幸遭遇母亲离世，生活更为艰辛。他曾断续读过四年私塾，接受过传统启蒙教育，自十岁起就开始协助父亲从事各类农活，经常上山砍柴以换取微薄收入补贴家用，其间还曾短暂做过木工学徒，以此磨练生计技能。至十二岁时，他得以进入当地的新式小学继续求学，这段早年的艰苦经历为其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8年，年轻的刘震投身革命事业，加入了当地的儿童团组织。两年后的1930年，他进一步参与到赤卫军的武装活动中。1931年10月，刘震正式成为（黄）陂孝（感）北县游击大队的一员，并在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经受了实战考验，曾在一次战斗中成功抓获两名敌军俘虏，并缴获了两支步枪。1932年，他被调至鄂东北道委特务大队担任特务员；同年8月，刘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从地方武装转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被编入红25军。1934年，刘震担任第75师224团1营1连的政治指导员，先后参与了长岭岗战斗以及攻打太湖县城的军事行动；同年11月，他随红25军主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在此期间，他从224团调至225团，继续担任1营1连的指导员。长征途中，当部队行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一带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在时任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的果断指挥下，刘震率领所属部队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最终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此后，他积极参与开辟鄂豫陕苏区的斗争，并升任第225团1营政治委员。1935年，刘震先后参加了九间房、袁家沟口、板桥等多场重要战斗，在激烈的作战中曾多次负伤。随部队抵达陕北后，刘震历任红15军团第75师225团、223团的政治委员，先后参与了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以及东征战役。1936年4月，原223团扩编为73师，刘震担任该师政治委员；同年6月，他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至同年底，又被任命为第75师政治委员，继续在军事与政治工作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震同志历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8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随旅部南下五台山地区，在侧翼对进攻太原的日军展开有力牵制与打击。1937年12月，刘震率部随344旅开赴冀西平山、井陉、获鹿三角地带，积极寻找战机，对正太铁路与平汉铁路沿线的日军运输线及据点进行袭扰。1938年3月，他奉命率部转战晋东南地区，积极参与粉碎日军所谓“九路围攻”的重大作战行动。同年夏季，刘震带领688团一部深入中条山区，广泛发动群众，扩充抗日武装力量，积极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至11月，344旅组建独立团，刘震出任独立团团长，奉命前往冀鲁豫边区开辟新的斗争局面。抗日战争期间的刘震1939年2月，冀鲁豫边区部队统一整编为冀鲁豫支队，独立团改编为该支队第1大队，刘震担任大队长，率领部队投身于鲁豫边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1940年4月，刘震升任第344旅旅长，率部南下挺进豫皖苏边区。此后他担任八路军第4纵队4旅旅长，在宿县、蒙城、凤台、怀远等多地协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并壮大地方武装，持续开展游击战争。抗战期间，刘震（左二）和金明、李一氓等合影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刘震调任新四军第4师10旅旅长；同年5月，他奉命率10旅东进至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在洪泽湖以北及以东一带坚持边区斗争；9月，10旅奉命划归新四军第3师建制，调往苏北淮海地区，执行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方针，刘震继续担任10旅旅长并兼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在刘震的周密领导和果断指挥下，10旅在淮海区深深扎根、逐步成长、不断壮大，从初入淮海时的2个团发展至6个团，成功实现了从“主力部队——地方化——成长为更强大主力”的完整发展历程。1942年9月起，刘震先后兼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等职务。他率领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有力巩固并进一步扩展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4年春季，苏北新四军开始对日军展开大规模反攻，刘震指挥部队先后发起高沟战役、杨口战役、林公渡战斗和叶圩子战斗等一系列作战。此外，他还率部参加了阜宁战役，给予苏北地区的日伪军沉重打击，使淮海与盐阜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体，显著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的范围。1945年1月，中共华中局决定由刘震兼任淮海地委书记，他率部参与阜宁战役，并先后指挥了攻克响水口、陈家港、新安等城镇的战斗；同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盘踞在淮阴、淮安两城的伪军仍拒绝向抗日军民缴械；9月6日，刘震指挥部队采取重点爆破与猛烈火力相结合的战法，一举攻入淮阴城内，击毙伪军第28师师长，全歼该师9000余人，为部队从长期游击战转向对设防坚固城市的攻坚战积累了宝贵经验。随后，他又率领部队投入解放淮安城的战斗，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震担任新四军第3师副师长，协助师长黄克诚率领部队向东北地区进军，执行开辟新局面的任务。1945年11月底，第3师在锦西地区正式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随后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同年12月下旬，刘震奉命指挥五个团的兵力在义县一带组织阻击，成功掩护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安全撤离辽西前线，保障了指挥体系的有序转移。进入1946年1月，刘震率领第8旅主力及师属特务1团发起攻势，一举攻克吉林通辽，全歼当地国民党守军1400余人；同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兼吉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在此期间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斗争，逐步巩固并创建根据地，同时参与了解放长春的重要作战行动；6月，刘震奉命与吴法宪共同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9月，正式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司令员。此后，他率领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及东北战场1947年夏季、秋季和冬季的系列攻势作战。1947年春季，在“三下江南”战役中，刘震指挥第2纵队于靠山屯、新立窑等地连续作战，累计歼灭国民党军3200多人，通过实战锻炼显著提升了部队进行运动战和攻坚战的能力；5月，他率部投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在攻克怀德的战斗中全歼守敌5000余人，随后又指挥部队展开大黑林子歼灭战；6月，刘震带领第2纵队成功攻克昌图；9月，他继续指挥部队参与秋季攻势；12月，在冬季攻势作战中，率部攻占彰武，全歼国民党守军第49军第79师共计9000余人。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刘震奉命率部参加攻克锦州的战斗；10月15日，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第2纵队在此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几天后，他迅速率领部队赶赴辽西地区，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全歼廖耀湘兵团；11月1日，刘震指挥第2纵队与第1纵队共同担负主攻沈阳的重任，彻底歼灭沈阳守敌，其中第2纵队在沈阳战役中共计歼灭国民党军3.1万余人。辽沈战役结束后，第2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刘震任军长，随即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解放天津的作战中，第39军承担从城东方向突破的艰巨任务，成功歼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1949年4月，刘震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14兵团副司令员兼第39军军长，继续指挥部队向华中南地区挺进；8月1日，他改任第1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39军军长；9月至10月间，率部参加衡宝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2万余人。此后，他又指挥部队投入广西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残部3.2万余人，并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协同完成了解放广西全境的作战任务。
1950年10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同年11月，其职务发生变动，调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1年3月，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刘震奉命赴朝参战，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在此期间，他负责领导刚刚组建不久的志愿军空军部队，并于同年9月至12月间，以志愿军空军第4师作为主要作战力量，连续组织并指挥了多次大规模空中战役。在这一系列激烈的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共取得击落、击伤敌机73架的显著战果，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抗美援朝时期的刘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年轻空军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1952年9月26日，刘震奉命从朝鲜前线返回国内，再次出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职务。1954年3月，他的职责进一步扩大，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同时继续兼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同年10月，他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进行系统学习，以提升自身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战役指挥能力。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是对其革命战争年代卓越贡献的肯定。1958年9月，刘震又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投身于空军高级指挥人才的培养工作。1960年，一张刘震（中间戴帽者）视察空军学院幼儿园的照片，记录了他关心部队子弟教育的生活侧面。 然而，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风气也逐渐影响到刘震。当时担任空军政治委员的吴法宪，无中生有地编造了刘震与黄克诚所谓“关系不正常”的谎言，企图将刘震与彭德怀、黄克诚等被错误定性为“反党集团”的问题牵连在一起。吴法宪还对刘震在空军学院的各项工作横加指责，施加了多方面的政治压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刘震的迫害进一步加剧，手段更为残酷。他被罗织了诸如“反对毛泽东思想”、“彭黄反党集团成员”、“在空军系统搞罢官夺权”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先是被停止一切职务并勒令反省，随后批斗会成了家常便饭，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即便身处如此逆境，刘震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分裂军队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斗争，表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1973年5月，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刘震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工作，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7年7月，他的工作再次调动，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并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三书记（后调整为第二书记）。在新疆主持工作期间，刘震深入边防一线，先后走访调研了北疆和南疆的大部分边防哨所。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边防情况后，他主持修订了军区的作战预案，并牵头制定了边防建设五年规划（草案），为巩固西北边防做出了切实努力。一张摄于1976年的照片，记录了刘震（右）和战友吴信泉的合影，见证了那段岁月。1980年至1985年，刘震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致力于军事理论研究工作。1985年，他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主动离开了领导岗位，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1992年8月20日，刘震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为重新打通宿迁与淮阴之间的水陆联系，并试图再次分割淮海与淮北抗日根据地，驻守宿迁城的日军第七十二旅团第一三五大队派出金井中队八十八人及伪军九十余人，前往位于宿迁、泗阳两县交界处运河沿线的重要水陆枢纽——林宫渡，企图在此设立据点。为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刘震果断决定发起攻击。他调动分区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支队参与作战，并亲自随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二支队行动。九月六日黄昏，部队从崔镇渡过运河，随后刘震指挥六个主攻连分东、西、南三路展开包围，于九月七日二十时前完成对敌据点的合围。与此同时，他命令第一、第四支队分别向宿迁、淮阴方向派出阻击部队，以防范并阻止可能出现的敌军增援。当晚二十一时总攻正式开始，激战持续至九月八日凌晨三时，残余敌军被压缩至最后两幢房屋内固守。刘震当即下令集中所有迫击炮及部分爆破手，对残敌据守的房屋进行密集炮击与爆破，致使屋内的三十多名日军全部葬身火海。拂晓前，刘震率领部队成功拔除林宫渡据点。此役共计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六十六人，俘虏日军五人，毙伤及俘获伪军九十余人。 一九四七年五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刘震率部沿中长铁路向南推进途中，通过侦察获悉战略要地怀德守敌兵力薄弱且处于孤立状态。他分析认为，若能迅速攻占怀德，必将调动长春、四平等地守敌出援，从而创造在运动中歼灭援敌主力的有利战机。于是，刘震立即向总部建议以第二纵队主力远距离奔袭怀德、速战速决歼灭守敌。在尚未收到总部回电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轻装疾进，直扑怀德。五月十四日凌晨，部队抵达并完成对怀德城的包围。此时总部指示亦到，同意攻城部署并要求放手作战。五月十六日下午总攻开始，经大半夜激烈战斗，守敌大部被歼。为实现围城打援的作战意图，在怀德战斗尚未完全结束之际，刘震于五月十七日凌晨三时许率领第二纵队主力迅速实施迂回机动，在大黑林子地区成功包围并歼灭了增援怀德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全部、第八十七师大部及第七十一军军部。当天上午，刘震指挥部队全歼残敌，并击毙敌团长项殿元。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为创造有利战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以第一纵队第三师佯攻法库，同时以第二、第七纵队及炮兵主力，在辽吉第五军分区等地方武装配合下，由刘震统一指挥发起彰武战役。十二月二十二日拂晓，第二、第七纵队完成对彰武的合围；十二月二十三日，各部队相继展开外围作战。至十二月二十七日黄昏，攻城部队肃清了城厢外围各据点，从四面逼近城垣。十二月二十八日晨，解放军对困守彰武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上午九时，攻城部队全面突击，第二纵队第五师与第七纵队第二十一师分别向城东南角与西北角发起猛攻。第五师第十四团及第二十一师部队相继突破城防。后续梯队入城后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多次打退敌军反扑，并将残敌分割围歼。战斗于当日十四时胜利结束。此役在刘震指挥下，第二、第七纵队共歼敌一万零五十六人，其中毙伤一千八百六十人，俘虏八千一百九十六人，并缴获包括山炮、战防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以及子弹、炮弹、手榴弹、汽车、电台等众多军用物资。 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即将打响，刘震所率的第二纵队奉命与第三纵队协同作战，从锦州西北方向实施突破。十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许，攻城部队向锦州城发起总攻，五百余门火炮对城墙及碉堡进行猛烈轰击，迅速打开多处缺口。在刘震指挥下，第二梯队第五师第十四、第十五团各派出两个爆破队轮番突击，并以三百五十公斤炸药炸毁护城壕。配属第二纵队的坦克迅速超越步兵，冲向城垣。第十五团尖刀第三连紧随坦克冲击。十一时，第十四团与第十五团并肩突破城防。刘震随即进城指挥纵深战斗，战果迅速扩大并与兄弟部队成功会合。经三十一小时激战，东北野战军彻底摧毁了锦州守敌七次增修的防御工事。此役中，第二纵队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五千余人，其中俘虏包括国民党军冀热辽区中将副司令贺奎在内的官兵一万一千余人。 攻克锦州后，刘震率领第二纵队连续急行军两天两夜向沈阳挺进。东北野战军总部判断沈阳守敌可能南逃营口并从海上撤退，遂命令第二纵队加快速度向营口、鞍山之间开进，以粉碎敌军从海上逃跑的企图。当第二纵队主力进抵新立屯时，获悉沈阳守敌尚未弃城南逃。刘震根据当前态势建议总部调整原定部署，令各部队直逼沈阳，对敌实施聚歼。这一建议获得总部同意，并指示在攻打沈阳时，第一纵队与第十二纵队归第二纵队统一指挥。部队抵达沈阳城下后，刘震进一步掌握到，除青年军第二〇七师仍在第一线顽抗外，沈阳城内敌军各部及机关已陷入混乱。刘震据此通知第一纵队与第十二纵队，不再实施统一指挥，第二纵队亦采取同样方式，令各师、团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歼敌、向纵深发展。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拂晓，各师均攻入沈阳城内，第一纵队与第十二纵队也先后进城。十一月二日，沈阳宣告解放。在解放沈阳的战役中，第二纵队共歼敌三万余人。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面对当时志愿军空军组建时间短、实战经验缺乏的实际情况，他明确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在于迅速健全各级指挥与保障机构，组织全体人员深入学习和掌握空军业务，以期尽快形成可靠的作战能力。同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以及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六日，在刘震的亲自筹划与领导下，志愿军空军相继开展了两次大规模、贴近实战的演习活动。通过这些演练，飞行人员与指挥人员的业务水平与协同能力得到了切实的提升。在组织业务学习和战术演习的过程中，刘震始终坚持与机关同志一同听课、参与研讨，并亲自指挥部分演习，共同探索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空中作战这一全新而复杂的课题。 在航空兵部队大批量快速组建、并陆续投入高强度战备训练的同时，刘震基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现实以及战场紧迫需求，经过深思熟虑，为志愿军空军确立了明确的作战指导方针。其核心内容是：坚持在实战中经受考验，在战斗里求得成长；注意积蓄和保存力量，把握有利时机，实施集中运用；一切行动以支援地面部队为宗旨，以地面战役的胜利为最终目标。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机关和部队展开了针对性极强的训练，力求在较短时间内掌握空军指挥、飞行驾驶与空中格斗的关键技能。这一方针的全面贯彻，为志愿军空军各项建设与作战工作确立了统一的努力方向，对部队的快速成长和后续作战行动的顺利展开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在兼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期间，刘震亲临前线实施指挥。他指挥志愿军空军第四师在朝鲜上空与美国空军展开激烈交锋。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连续三天的空战中，该师共击落美军飞机二十六架，击伤八架，并首创击落美军当时最先进的F-86型战斗机的战绩。毛泽东主席在审阅相关战报后，欣然提笔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同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双方又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空战，敌军在遭受打击后，一度采取回避交锋的策略。针对这一新情况，刘震及时召集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与飞行员，共同分析敌情变化，研究制定应对之策。最终确定将陆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空战，即详细研究并掌握敌机的活动规律——包括出动时间、批次、架次、常用空域等，据此提前起飞，利用云层或地形隐蔽待机，然后伺机发起突然袭击。在随后发生的大机群空战中，这一战术得到了充分运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五日和八日，刘震指挥志愿军空军第三师再度迎战美国空军，累计击落敌F-86型飞机九架、F-84型飞机四架，击伤F-86型飞机两架。毛泽东主席得知捷报后，再次挥毫勉励：“向空军第三师祝贺。”截至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在刘震的率领下，志愿军空军秉持着在战斗中学习、在战争中提高的原则，先后共有九个师十八个团按计划轮番投入实战锻炼。在此期间，志愿军空军共出动八十五批一千六百零二架次进行空战，累计击落敌机一百二十三架，击伤四十一架；己方损失飞机八十四架，被击伤二十八架，敌我飞机损失比达到一点四六比一。这一系列战果，标志着年轻的中国志愿军空军在严峻的战争考验中迅速成长，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空中力量。
一九五七年十月，刘震将军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在学院建设初期，面对边建设、边训练的双重任务，刘震将工作重点放在教材体系的构建上。他明确提出，教材编写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根本指导，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与作战指导原则为基本依据，同时充分汲取空军在建军和作战训练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他还强调，要深入研究对手的战术技术特点，立足于中国空军建设的现实条件，并前瞻性地考虑到未来可能的发展变化，以此为基础编写出适合自身需要的教材。在教材编写与教学实施的全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始终坚持几项关键原则：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确保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将编写工作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并使教材编写与课堂教学相互促进。 刘震亲自组织教员深入学习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系统钻研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对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亲自讲解。他反复强调，必须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并将其真正贯彻到教材编写和日常教学中去。对于学院内重要的学术议题，刘震善于在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研究讨论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的概括与提炼。他多次亲自主持学术讨论会，逐步提出了关于未来卫国战争中空军应当承担的任务、基本使用原则，以及在多种复杂战场环境下可采取的不同战法。这些研究成果被及时纳入教材编写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试用与检验。 刘震还经常深入课堂一线听课，实地检查教学工作的开展情况，认真听取学员对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反馈意见，并在教学的组织领导与方法创新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在他的有力领导下，学院逐步统一了教员备课的基本要求、重点把握环节与具体方法；同时也统一了学员对以自学为主这一学习模式的认识，从而密切了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有效调动了教员教学与学员学习的双重积极性，确保了各项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 刘震高度重视空军部队在实战空战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强调必须将这些鲜活的作战经验充分吸收并运用到教材内容之中。他还亲自带领教员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将调研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最新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里，使教学更加贴近部队实际和作战需求。在刘震的精心管理和率先垂范下，空军学院的学术研究氛围十分活跃，为空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一九六一年，刘震（右一）曾亲自参观空军学院的教学设备，体现了其对学院教学保障工作的高度关注。
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在此背景下，刘震同志以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积极参与了该馆早期的组织与筹建工作。他多次出席建馆委员会召开的重要会议，认真听取建馆办公室关于工程进展的详细汇报，并对建筑预算方案进行了审阅。此外，他还深入参与了陈列内容的设计与审定，仔细审查了各类展览样稿，为纪念馆的筹备贡献了重要力量。以下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成后的外景图片。
一九八三年，刘震同志作为《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的重要成员，在陈云同志与杨尚昆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具体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及《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的共同领导之下，全身心投入了相关文献的编纂与审定工作。这项任务历时多年，直至一九九二年，他持续参与并最终协助完成了《辽沈决战》《辽沈决战（续集）》的编审与出版工作。刘震同志所参与编审的这部重要图书《辽沈决战》，不仅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权威而系统的文献基础。
刘震与妻子李玲的相识始于1939年，当时两人均在八路军第344旅工作。李玲此前刚从延安女子大学完成学业，最初被分配至八路军总部参与相关工作；其后经过刘少奇同志的亲自协调与争取，她与数十名女大学生一同被调往新四军工作。在途经冀鲁豫地区的途中，这支队伍与344旅相遇，旅长杨得志决定将其中部分人员留在旅部工作，李玲便是被“强行截留”的几位女干部之一。随着344旅改编为冀鲁豫支队，李玲被安排至支队随营学校担任文化教员，因而与时任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的刘震有了正式的工作交集。在部队整训与行军作战的间隙，两人时常利用休息时间交谈聊天，逐渐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在相处过程中，李玲被刘震年轻英武的相貌与卓越的军事才能所吸引，对他产生了真挚的感情。1941年4月，经组织审核并批准，刘震与李玲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刘震同志的个人爱好十分广泛，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尤为喜爱通过多种文体活动来放松身心。他热衷于跳舞、打猎与摄影，也享受驾驶摩托车带来的自由感。他曾多次骑摩托车前往郊外游览，有一次在急速转弯时不慎失控翻入路沟，事后他索性弃车步行返回，此事亦成为一段趣谈。篮球运动更是刘震长期坚持的爱好，他在这项运动中甚至留下了一些令人津津乐道的“辉煌战绩”——比如在比赛中不慎撞倒过朱德总司令，也曾因积极拼抢而违规断过陈毅同志的球，还曾失手误伤过吴法宪、吴信泉等同志。在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期间，他每次深入基层部队视察时，常常会抽空与连队官兵们进行一场篮球友谊赛，真正做到了“走到哪里，篮球就打到哪里”。因此，许多部队官兵都亲切地称赞他“战场上是位威名赫赫的指挥名将，球场上同样也是一位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名将”。这张拍摄于1978年夏季的照片，正是刘震同志（画面右侧）与战士们一同在球场上奔跑、竞技的生动瞬间。
一九八六年七月八日，刘震同志于辽宁锦州出席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的首次全体会议，并就相关工作发表了意见；随后在七月十日，他又亲自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的奠基典礼，为这一重要纪念设施的开工建设揭开了序幕。时隔近一年，至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刘震再次前往辽宁锦州，出席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了建馆办公室关于工程进展情况的详细汇报以及建筑工程预算的专项说明，并对纪念馆的陈列内容样稿进行了深入审议，同时重点审查了以《攻克锦州》为主题创作的全景画油画初步草图，对艺术表现和历史真实性提出了具体意见。
长达数十年的戎马生涯在刘震同志身上留下了多达五处的战斗伤痕。其中，一九三五年四月在陕南地区进行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刘震的右侧下颌不幸被敌军手枪子弹击中。值得庆幸的是，相较于步枪子弹，当时手枪子弹的穿透力较弱，加之子弹在飞行过程中恰好被他的数颗牙齿所阻挡，从而避免了伤及颅脑等要害部位。然而，这次负伤仍然在他的面部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一道永久的伤痕，并且导致他在说话时嘴角会不自觉地微微歪斜。正是这一鲜明的特征，让他在战友之间赢得了“歪嘴子政委”这个充满革命情谊与亲切感的称呼。
生活中的刘震是一位性格鲜明且充满生活情趣的人物。他始终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强烈好奇心，不仅热衷于研究各类新式武器，更善于在实战中创造并运用新颖的战法。即便身处条件极为艰苦的战争岁月，他也格外注重个人仪表，总是尽力保持衣着整洁、面容干净，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震身负要职，工作日益繁忙，但他依然坚持着严谨的个人习惯：每隔两周必定修剪一次头发，每日清晨上班前，都会将面颊刮得清爽光洁，一丝不苟。他讲究服饰搭配，注重整洁卫生，这种贯穿始终的优雅风范，使他在同僚与部属中赢得了“潇洒将军”的亲切赞誉。
一九四九年，随着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向南推进，时任第三十九军军长的刘震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率领所属指挥人员昼夜不停地赶路。同车乘坐的包括当时担任副军长职务的吴信泉、参谋长李雪山等重要指挥员。某一天，当车辆行驶至湘西地区的雪峰山一带时，山路崎岖险峻，吉普车在爬坡过程中突然熄火，随即不受控制地向后滑行，险些坠入路旁深达百丈的悬崖。千钧一发之际，车辆被路旁一块突出的岩石挡住，才避免了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惊魂甫定之后，随行人员苦中作乐，即兴编出了一段顺口溜，内容大致是：“刘军长，技术高，开车上山往后跑，不是石头大哥保，百丈崖下全报销。”这段略带诙谐的调侃，生动记录了当时的惊险一幕。自此以后，刘震将军再也没有亲自驾驶过汽车，这段经历也成为南下征程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插曲。
在解放军空军学院任职期间，刘震曾促成一段特殊的姻缘，扮演了“红娘”的角色，而这段姻缘的女方正是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后，刘思齐独自生活了六七年之久，毛泽东一直十分疼爱这位干女儿，曾多次表示她还年轻，应当重新寻找一位合适的伴侣，共度余生。为了落实毛泽东的这一心愿，刘震与夫人李玲仔细商议，决定在空军系统的干部中为刘思齐留意合适的人选。经过多方打听、反复比较和慎重衡量，他们注意到空军学院的一位飞行干部杨茂之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出众，为人正直、业务扎实，是个值得考虑的对象。毛泽东以及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在分别了解杨茂之的情况后，都表示认可与满意；刘思齐本人经过接触，也对杨茂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随着双方逐步加深了解、感情日益增进，刘思齐与杨茂之最终幸福地结为连理。在他们举行婚礼时，刘震夫妇还以介绍人的身份出席，共同见证了这段美满姻缘的缔结。
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七日题词，赞誉其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崇高品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首道同志在一九九五年元月的题词中写道，他战斗一生，其英名将永远留存于后人心中。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于同年四月题词，称颂其英勇作战的卓越表现，功绩已庄严载入人民军队的光荣史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在一九九五年的题词中，同样表彰其英勇善战的军事才能与屡次建立的显著功勋。此外，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萧克同志早在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的题词中，亦高度概括其毕生追求，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奋斗到底。这些题词共同勾勒出一位革命者坚定无私、功勋卓著的鲜明形象，其精神与事迹将持续激励后来者。
一九九七年，湖北省孝感县小悟乡党委与政府于阳林村刘家嘴后山主持修建了“刘震将军陵园”。作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刘震将军纪念馆坐落于湖北省孝昌县观音湖景区内。该纪念馆于二零一四年建设完成，并于次年正式对外开放，整体占地面积约一点一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九百五十平方米，陈列展览区域面积达四百八十平方米。纪念馆主要由陈列馆、刘震将军铜像、陵园以及纪念广场等多个部分构成。馆内现有各类馆藏文物一百八十件、文献资料六套、展板二十四块以及历史图片五十二幅，这些陈列物品主要来源于孝昌县博物馆的原有馆藏、刘震将军家属的慷慨捐赠以及面向社会进行的广泛征集。整个陈列布展内容划分为红色大别山、红二十五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以及开国上将共六个主题部分，系统而清晰地展现了刘震将军一生中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事迹与贡献。刘震将军故居位于湖北省孝昌县小悟乡阳林村，是一栋具有近三百年历史的老式民居建筑。在故居内部，保存着刘震将军年少时在家乡读私塾期间所使用的文房四宝等珍贵物品。此外，另一尊刘震将军铜像安放于江苏省泗阳县爱园烈士陵园的昭忠祠内，这尊铜像创作于二零零七年，像高三米，通体为铜质铸造，采用全身站立姿态，基座上镌刻有“开国上将刘震”的醒目题字。
二零一五年三月八日，为纪念刘震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一场庄重的纪念活动于将军的故乡——湖北省孝昌县隆重召开。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多方的缅怀者，其中包括刘震将军的亲属、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后代，以及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等代表，共计七十余人参与了此次具有深厚历史意义的纪念仪式。与会者们共同回顾了刘震将军光辉的革命生涯与卓越贡献，在缅怀与追思中，进一步传承了宝贵的革命精神与传统。
刘震同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位功勋卓著的杰出将领，其能征善战、不畏艰险的威名早已传遍军内外。他始终秉持着勇挑重担、敢打恶仗、敢啃“硬骨头”的顽强战斗作风，这种鲜明的风格成为其军事生涯的显著标志。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岁月，乃至在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刘震将军都指挥若定，屡建奇功，以卓越的战绩赢得了广泛的尊敬。纵观其革命历程，从土地革命时期投身赤卫队开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抗美援朝战争，他始终冲锋在前，骁勇善战，威名远扬，所建立的卓著战功与其一贯的顽强作风紧密相连。 刘震同志不仅军事才能突出，更具备坚强的党性原则与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他始终以大局为重，顾全整体，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展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他为人襟怀坦白，处事光明磊落，在原则问题上敢于坚持真理，同时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体现了严肃认真的党内生活态度。在学习和工作中，他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地探索军事理论与实战结合的道路。他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各级干部，时刻关心群众生活，体贴爱护下级部属，深得官兵拥戴。 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刘震同志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积极参与了鄂豫陕苏区的创建以及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工作；在民族存亡关头，他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坚决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宏伟进程中，他同样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并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精力，其贡献深远而重要。他的生平事迹与精神品格，在《###BOOKTITLE_1###》与《###BOOKTITLE_2###》等著作中均有翔实记载与深刻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