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本名马树槐，于1934年8月2日出生在北京一个寻常的商人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少年时期，马季就读于北京皇城根小学，课余时间常常通过贩卖冰核来为家庭分担生计。由于他与相声名家常连安的一位亲戚是同窗，这个年幼的孩子便时常挎着装满冰核的篮子，溜进常家经营的启明茶社，一边蹭听免费的相声表演，一边暗自揣摩，由此获得了对相声艺术最初的认识与熏陶。十三岁那年，父亲不幸离世，家庭经济骤然陷入困境，马季不得不中断学业，被送往上海宏德织造厂成为一名学徒工；正是在这段艰辛的异乡岁月里，他逐渐掌握了流利的上海方言。1950年，马季返回北京，进入培德中学继续初三的学业。次年，他通过考试加入北京市新华书店华北发行所，担任一名普通的售书员。工作之余，他几乎将所有空闲时间都投入了对相声表演与京剧演唱的刻苦钻研与反复练习中，为其日后深厚的艺术造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九五四年，当时已对自身水平颇有信心的他，独立创作了一段名为《伟大的祖国》的相声作品，并以此参加了北京市轻工业工会所组织的文艺汇演。然而，由于作品内容在构思和深度上仍显稚嫩与浅薄，此次演出并未获得成功。这次挫折让马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意识到必须从创作这一根源着手，彻底改变自己过去的思路与方法。正是这种痛定思痛后的决心与转向，为他日后成长为一位优质且高产的相声作家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到了1955年，随着表演能力的逐步提升，他开始尝试登台表演传统相声。但在公开演出《黄鹤楼》后遭遇外界批评，这促使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积极拜访同行前辈，虚心求教，同时还参加了由刘宝瑞、郭全宝等名家亲自指导的工人业余艺术团，进行系统学习。1956年初，马季在北京市工人业余曲艺观摩会上表演了相声《找对象》，并凭借此作荣获一等奖；同年六月，他又作为北京赛区的代表，参加了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在会上，他表演了一段内容讽刺邮政工人工作马虎、差错频出却还强词夺理的相声《都不怨我》，该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使他一举夺得全国冠军。正是这次出色的表现，令侯宝林、刘宝瑞等相声大师对他青眼有加，随后他便被调入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从此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进入说唱团后，组织上特意安排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大家共同担任他的老师，并由侯宝林作为责任老师，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在如此优良的学习环境中，马季进步神速，不到一年时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六段传统相声，同时创作了四段新节目，并推出了自己正式的相声处女作《打篮球》；也是在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老师侯宝林认为马树槐这个名字念起来有些拗口，作为演员，艺名应当更加响亮、笔画简单，才易于被观众记住。当时北京影院正在上映一部名为《牧鹅少年马季》的匈牙利喜剧电影，受此启发，马树槐便取“马季”作为自己的艺名；同年四月，他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参加巡回演出。演出期间，他与侯宝林的另一位弟子杨紫阳合作，共同创作并表演了《王金龙与祝英台》、《跟谁结婚》、《请医生》等新相声，同时也献演了《对春联》、《空城计》、《扒马褂》等多段传统相声经典作品，展现了其全面的艺术才能。
自一九五八年开始，马季的创作进入了极为旺盛的阶段。同年，他当选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既是对其艺术成就的认可，也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就在这一年的十月，马季作为慰问团的一员，奔赴福建前线进行演出。在前线的所见所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期间他完成了相声《英雄小八路》。这部作品被视为他艺术生涯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歌颂型相声，标志着他创作方向的一个重要拓展。紧随其后，他又以中国登山队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一振奋人心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创作了另一部歌颂型相声《登山英雄赞》，用幽默而深情的方式礼赞了英雄们的壮举。一九五九年，他的创作力持续迸发，又一部新作相声《找舅舅》问世。 时间来到一九六一年，全国曲艺界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挖掘与整理传统遗产的活动。在此背景下，众多艺人共同回忆并系统整理了八十段珍贵的传统相声作品，最终汇编付印成《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这套资料在曲艺界被俗称为“四大本”。马季对这套“四大本”进行了反复而深入的研读，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掌握了大量传统相声的精髓与技巧，这为其日后创作奠定了更为深厚的传统功底。同样是在这一年，他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创作完成了体育题材的批判型相声《球场上的丑角》。此后，马季对体育题材的兴趣不减，又陆续创作了多部与体育及足球相关的相声作品，其中包括《看球记》和《三比零》等，形成了其创作中一个鲜明的主题系列。 一九六二年，马季再度当选，成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次年，即一九六三年，他积极响应号召，随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深入基层，前往山东文登等地体验生活。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扎根于群众之中，累计演出一百零四场，在丰富实践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这段宝贵的经历直接催生了他的新作品，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相声《画像》和《跳大神》，这些作品生动反映了当时的农村生活与时代风貌。
一九六六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著名相声演员马季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此遭受了频繁的批斗与迫害。在此期间，他被安排在北京从事清扫厕所、涂刷标语牌等体力劳动，处境十分艰难。直至一九七一年春季，马季又与唐杰忠、赵连甲一同被污蔑为“马唐赵反党小集团”，随后被下放至淮阳五七干校下属的张庄村进行劳动改造。同年秋季，这段插队劳动的任务告一段落，马季得以返回北京。一九七二年，怀着对那段岁月的复杂情感，马季特意重返淮阳五七干校，为当地的干部群众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一九七三年，马季与搭档唐杰忠共同改编并表演了旨在歌颂中非人民友谊的相声作品《友谊颂》，这部作品在当时的环境下为相声艺术的逐步复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一九七六年，青年演员姜昆赴京参加全国曲艺调演，担任评委的马季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在征得姜昆本人同意后，将其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并正式收其为徒。同年，马季还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时代伤痕的相声，包括《白骨精现形记》和《舞台风雷》，以及具有讽刺意味的《多层饭店》与《北京之最》。其中，作品《北京之最》由于对社会现象的讥讽过于直接和尖锐，上演后不久便遭到了禁播。从一九七六年年底至次年三月，马季带领弟子姜昆深入湖南省桃源县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在此期间两人合作完成了相声《新桃花源记》的创作。
1978年，马季先生以其在文艺界的卓越影响力，成功当选为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委员。次年，即1979年，他随中国艺术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与文化交流；也在同一年，他先后被推选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以及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进一步参与到文艺事业的组织与建设工作中。1980年8月，他的著作《马季相声选》正式出版发行；紧接着在同年11月，另一部由他精心撰写的图书《相声艺术漫谈》也得以面世，这部作品对相声艺术的起源流变、内容题材、表现形式、独特的艺术手法、各种包袱的分类构成以及表演实践中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均进行了颇为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1982年，随着电视媒介在中国社会的迅速普及，马季敏锐地察觉到相声艺术面临从纯粹听觉艺术向综合视觉艺术转型的契机与挑战，为此他专门组织创作团队，与赵炎、幺树森等同行一道，连续尝试编排了十三部电视小品作品，最终将这些作品汇编成册，定名为《笑的窗口》；也是在这一年，他再次随团前往香港，参与了两地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1983年2月12日，由马季担任主持人的首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向全国播出，在这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晚会上，他不仅承担了串联全场的主持工作，还亲自表演了《山村小景》、《小小雷锋》以及《说一不二》等三段相声节目；同年，他再度荣获信任，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2月1日播出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马季为观众奉献了《春联》与《宇宙牌香烟》两个精彩的相声节目；也在这一年，他创作了具有社会批判意味的讽刺相声《百吹图》，并又一次赴香港进行交流演出。1985年2月19日，马季继续担纲主持了当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凭借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他在同年被广大观众与专业机构评选为“全国十大笑星”之一。1986年，马季前往湖南常德参与公益义演，随后将演出所得的五千多元收入全部无偿捐赠给当地桃花源景区，用于文化保护与建设。同年，他还潜心创作出了新作品《一仆二主》。1987年1月28日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马季与刘伟、冯巩、赵炎等多位相声演员合作，共同表演了场面热闹、构思巧妙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1988年，马季继续在参政议政舞台上发挥作用，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2月5日的春晚中，他与搭档刘伟表演了相声《送别》；同年，其作品《打电话》因艺术成就和市场反响突出，荣获了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首届金唱片奖。也是在这一年，他着眼于社会现象，创作了讽刺相声《特种病》，该作品以幽默犀利的笔触，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嫉妒与攀比的不良心态。1990年，马季将相声艺术带出国门，前往马来西亚进行多场表演，有力地推动了相声在海外的传播与文化交流；他的巡回演出在当地激发了热烈反响，甚至带动了马来西亚本土的相声启蒙运动蓬勃开展，鉴于其贡献，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特聘他为客座教授。1991年2月14日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马季表演了相声《训徒》。1992年，马季在赴广东惠州参加全国名人钓鱼比赛期间，受到河源市政府领导的盛情邀请，随后加盟了当地一家文化实业总公司，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地方文化建设。1993年，他将本人的党组织关系正式转入河源市文化局，为表彰他对河源文化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显著贡献，河源市政府特授予他“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同年，他再次当选，成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2月18日的春晚舞台上，马季与老搭档刘伟合作，表演了相声《老少乐》。1998年，他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进入新世纪后的2003年，他依然活跃在参政议政的舞台，成功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持续为国家文艺事业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六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完成了其艺术生涯中的一场告别演出。两年后，即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五日，正在日本访问的马季与搭档刘伟一同在东京登台，为当地的华侨华人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相声表演。同年七月，马季携其子马东前往广东，参与了一场名为“慈善爱心献河源”的公益演出活动，旨在为河源市人民医院新院区的建设筹集善款。紧接着在九月二十三日，马季荣获了中国曲艺界的重要奖项——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其一生对曲艺事业的卓越贡献。十月，他又以评委或嘉宾的身份出席了第三届CCTV相声大赛。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同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时二十五分，马季先生因突发心脏病，虽经全力抢救仍不幸离世，享年七十二岁。次年，即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一日，马季先生在生前亲自审定完成的自传《一生守候》正式出版发行。同年五月，一部马季生前参演的民国背景情感剧《旗袍》与观众见面，他在剧中生动塑造了一位热心肠的汤老板形象。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在铁道兵文工团团长焦乃积的热心引荐之下，相声演员马季与文工团中一位名叫于波的歌唱演员初次见面。两人相识后情投意合，感情迅速升温，不久便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结为夫妇。次年，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们的儿子马东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顺利降生，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新的喜悦与期盼。
一九八七年，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在长沙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病情一度十分危急，经过长达三个月的系统住院治疗与精心调养，方才得以康复出院。然而，他的健康状况并未就此完全稳定，由于长期患有糖尿病，加之体内胆固醇水平持续偏高，这些基础性疾病相互交织影响，使得其心血管系统的根本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根治，后续仍需长期进行严格的健康管理。
马季先生早年曾有幸拜在多位相声名家门下，师承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与郭全宝等诸位大师，这种由数位顶尖艺术家共同培养一位弟子的情况在相声界颇为罕见。在艺术传承方面，马季先生一生共正式收徒二十人，其门下弟子人才济济，从最早入门的大弟子姜昆开始，陆续包括赵炎、刘伟、冯巩、王谦祥、李增瑞、彭子义、韩兰成、刘喜尧、常佩业、黄志强、黄宏、笑林、赵龙军、侯冠男等多位活跃于舞台的演员。此外，他的弟子还跨越地域，涵盖了来自台湾地区的李国修，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的姚新光。而总政歌舞团的尹卓林则作为关门弟子，为马季先生的收徒历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些弟子在相声及表演领域各有建树，共同延续并光大了马季先生的艺术风格与精神。
马季在个人生活方面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他不仅热衷于参与篮球和足球这类团队运动，也享受垂钓带来的宁静与乐趣。每逢假日闲暇，他常常约上几位好友一同前往上庄水库、青年湖等风景宜人的水域，享受钓鱼的悠闲时光。此外，马季还具备出色的烹饪手艺，尤其擅长制作馅饼、红烧肉和炸酱面等家常美食。由他亲手烙制的馅饼被亲友们亲切地称为“马家馅饼”，其特点是饼皮薄而酥软、内馅饱满丰富、油润而不腻、味道鲜美独特，这份精湛的厨艺甚至常被人拿来与他精彩的相声表演相提并论，成为他多才多艺的生动体现。
马季在探索相声语言艺术的过程中，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个人条件与时代机遇，这使他能够博采众长并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个人语言艺术风格。纵观马季的相声作品，其语言艺术风格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鲜明的特点：
马季的相声语言艺术无疑呈现出高度生活化的特征，同时又彰显出极为鲜明的艺术特质，其语言的生活化取向与前辈艺术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相声演员，马季虽然出生于城市，但对于相声生活化的理解却突破了以往的局限。他不再仅仅局限于描摹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或者单纯站在市民视角，将农民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视为被嘲笑与挖苦的对象；相反，他主动尝试转换立场，努力选取那些长期被传统相声表演者所忽视甚至戏谑的农民视角进行创作。与前辈艺人大多扎根城市舞台不同，马季相声的生活素材并未拘泥于北京、天津这类大城市，而是广泛深入到中国辽阔的乡村地域。他曾长期以山东文登、湖南桃源等地作为创作基地，扎根农村，细致观察并学习农民日常使用的语言，切身感受农民的实际生活状态，深入了解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情感需求。在这些实践中，他不仅致力于在相声中塑造积极、正面的农民形象，而且刻意运用广大农民所熟悉、易于接受并感到亲切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真正让农民群体喜爱上相声这一艺术形式。这一转变无论从相声创作的题材范围，还是从其受众的覆盖面上来看，都实现了显著的拓展。加之广播、电视等新兴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推广与普及，相声艺术的影响力逐步跨越了以往以京津为中心的地域限制，真正辐射至全国各地。例如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画像》、《海燕》等经典作品，均成功塑造了勤劳朴实、贡献突出的农民劳动模范形象，无疑是马季在这一探索方向上极具代表性的成果。马季作为新相声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人物，其“新”不仅体现在表演风格与内容形式上，更关键的是体现在对相声语言生活化道路的坚定坚持与持续拓展之中。而这种在坚守本质基础上的大胆开拓与延伸，对于整个相声艺术的演进与繁荣，贡献尤为深远和重大。
相声语言向文学层面的升华与追求，其脉络可追溯至前辈大师张寿臣先生，并在侯宝林先生的艺术实践中臻于高峰。作为在新中国文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相声演员，马季先生不仅师承侯宝林，得其亲传，更对相声语言的文学化抱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感知时代变迁，结合新的社会精神与个人艺术特质，在前人基础上展开了富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在传统相声中，语言文学化的实现往往依赖于对姊妹艺术——尤其是戏曲——的借鉴。即便有如老舍这般的新文学巨匠参与创作，其基本范式仍未发生根本转变。马季所处的全新社会文化环境，则使他得以突破以往主要参照戏曲文学元素的局限，将借鉴的范围拓展至更为多样的文艺门类。 其中，《新桃花源记》作为歌颂型相声的重要代表作，在形式上融合了代言体与化妆相声等艺术手法。作品别出心裁地假托东晋诗人陶渊明穿越重生，生动展现桃花源在新时代的建设新貌，同时巧妙嵌入了陶渊明的原有诗篇，这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文学底蕴，也使笔下的陶渊明形象更为丰满可信。此外，作品还大量模拟古典诗歌的句式与意境，将其转化为人物台词，通过机智的戏仿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堪称一篇在语言文学化程度上达到相当高度的相声佳作。 另一方面，《诗情画意》则在常见的讽刺型、歌颂型与娱乐型相声中，另辟蹊径地开拓了知识型相声这一崭新领域。作品通过对大量古典诗词的引用、别具匠心的解读（其中亦包含诙谐的歪讲），在制造笑料的同时，也实现了传播古典文化知识的功能。这使得该作品内涵丰富、雅俗共赏，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不言而喻。 至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代表作《宇宙牌香烟》，则以讽刺伪劣商品为主题，体现出鲜明的现实关怀。在语言运用上，该作品也展现出显著特色：主要借助倒口与贯口的表演方式，以代言体形式塑造一位伪劣香烟推销员，通过其自我介绍展开叙述。文中大量使用文学修辞手法，尤以排比最为突出，部分段落更采用铺排手法，使语言如江河奔涌、气势连贯。这不仅彰显了马季先生深厚的语言驾驭能力，也与其热情奔放、火爆生动的舞台风格相得益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总体而言，相声语言的文学化是马季先生艺术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他的文学化特质，有别于侯宝林先生清雅俊逸的风格，更倾向于贴近生活、汲取民间养分，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语言艺术风貌。
马季始终将宣传中国崭新面貌与弘扬时代精神视为自身的重要使命，不仅在创作题材上紧密贴近现实生活，编演了大量生动反映新时代气象与社会新风尚的相声作品，同时在语言艺术层面不断钻研、精益求精，致力于以更为精准而生动的表达方式来有效呈现各类题材内容，并充分展现语言本身的多样性与表现力。得益于众多相声前辈大家的倾囊相授与悉心指导，马季在相声语言的运用上广泛汲取各家之长，积累了深厚而丰富的艺术底蕴。其早期代表作《登山英雄赞》以歌颂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英勇健儿为主题，在语言处理上独具匠心：一方面细致描绘了珠峰严峻的自然环境、攀登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登山队员们团结拼搏的艰辛历程，这些内容都是以往相声作品中较少触及的领域；另一方面，作品通过深入角色内心，直接抒发了登山队员们的真实体验与豪迈心声，无论是旁白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充满奋发向上的壮志豪情。这种具有崇高美学意蕴的语言风格，在传统相声中是较为少见的。同一时期的另一部代表作《找舅舅》，则通过对比包头市在旧时代与新时代截然不同的社会面貌，在笑料组织上主要依托误会与错位等传统相声常见手法，同时在语言表述上着力强化新旧对比，从而鲜明而有力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此外，在马季相声的语言体系中，融合了多种语体风格：既有文言色彩的运用，如前文提及的《新桃花源记》、《诗情画意》等作品；也包含生动活泼的民间俗语，例如《劳动号子》、《英雄小八路》中的精彩段落；甚至还将外语元素创造性地纳入表演范畴。虽然在相声中引入外语，侯宝林先生实属先行者，但以往外语多限于制造笑料，例如通过外语发音方式模拟汉语以产生喜剧效果，真正意义上的外语并未成为相声表演的核心组成部分。马季在此方面实现了显著突破：在作品《友谊颂》中，他为歌颂援建坦赞公路的中国工人，大量正面使用了斯瓦西里语，并且完全摒弃了以往对外语可能存在的调侃或扭曲态度。为此，马季专门向相关使馆工作人员认真请教学习，使外语不仅作为点缀，更成为贯穿整段作品的一条重要语言线索。这一实践无疑进一步丰富并拓展了相声艺术的语言表现维度。
马季无疑是中国相声艺术发展历程中一座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中国相声史上占据着独特而关键的位置，既继承了传统相声的艺术精髓与表演范式，又直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文化转型所带来的全新形势与时代任务。传统相声在某种意义上仍承担着“高台教化”的功能，而马季的相声则更多是作为一项文艺生产任务出现的，其面对的观众也转变为拥有固定职业与坚定信仰的新社会群体。凭借其身后团队的系统性力量，马季基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他的作品不仅在当年广受欢迎，即便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艺术风格与创作理念仍深刻地影响着广大观众对相声的认知与期待。作为承前启后、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一代宗师，马季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艺术作品范畴，他的探索为相声在新时代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那便是始终面向未来，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进取精神，勇于担当文艺创新的先锋，同时又要将双脚深深扎根于现实土壤，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或许正是相声艺术在当今时代应当秉持的姿态。从这个角度审视，马季相较于马三立、侯宝林等前辈大师，更展现出新时代艺术家的开阔气魄与探索胆识。马季对幽默艺术的理解尤为独到，即便在创作歌颂题材作品时也能令观众会心一笑，足见其深厚的艺术功力。他的歌颂体段子节奏分明、富于韵律，如同《游击小英雄》所呈现的那般，何处应当严肃叙事，何处需要调节气氛，哪里适时插入唱段，整体编排缜密精巧，堪称鬼斧神工。即使在自身嗓音条件并不突出的情况下，他几乎挖掘出了语言表现力的全部潜能。此外，马季对广东粤语相声的推动与发展也曾作出诸多实质贡献。他的作品往往包袱密集、笑点纷呈，内容贴近日常生活，许多经典桥段至今仍能让观众捧腹不已、前仰后合。马季老师是相声界公认的领军者，是开创一代风气的大师。阅读他的遗作《一生守候》令我深受启发、获益良多。在生活中，马季老师为人善良、胸怀宽厚、品格坦荡。他始终深爱着相声事业，并一直期盼能有一支与其艺术理想相契合的相声队伍。可以说，马季老师是对曲艺尤其是相声艺术倾注了全部热忱的人，这份对事业执着而纯粹的热爱，正是他取得卓越成就的根本动力之一。他用整整一生的时光，坚定不移地守护并耕耘着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这份深沉的热爱与不懈的坚守，已成为马季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
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为了深切缅怀并永久纪念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与桃花源景区之间所结下的深厚情谊，在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正式批准后，湖南省常德市相关单位特别选址于马季先生当年进行文艺创作的旧址——秦人宅，隆重举行了马季与桃花源纪念馆的开馆仪式。该纪念馆完整保留了马季先生昔日居住过的房间原貌，并设立了多个专题展室，系统陈列了马季先生在桃花源期间进行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的珍贵历史图片、详实的文字资料以及丰富的影像记录，生动展现了这位艺术家在此地留下的深刻足迹与美好回忆。
二零一一年一月，为纪念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逝世五周年而精心编纂的书籍《马季生前与身后》正式面向公众出版发行；随后在同年三月十八日，中国曲艺家协会与中国广播说唱团于北京共同组织并举办了一场以“纪念与传承”为主题的“《马季生前与身后》出版座谈会”，业内众多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共同回顾马季先生的艺术成就，并就该书的出版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二零一七年三月，一项面向全国高校学生的相声专项展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被命名为“马季杯首届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此次展演由多家专业机构与单位联合发起并共同主办，其中包括中华曲艺学会、中国曲协相声艺术委员会、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以及天津师范大学马季艺术研究会。这些主办方汇聚了学术研究、艺术指导、地方文化及政府支持等多方力量，旨在搭建一个高水平的平台，鼓励青年学子继承和发扬相声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动校园曲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