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七日，马识途出生于四川省忠县石宝乡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年起，他便在本族祠堂所设立的私塾中诵读经典古籍，研习传统语文，由此深深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此后，为顺应时代潮流，他转入新式学堂求学，所入读的是一所乡村初级中学。该校校长师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积极倡导“生活即教育”的理念，鼓励学生实行自我管理，其住宿区亦以“新村”为名，颇具新风气。在初中求学期间，马识途广泛涉猎各类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杂志，以及探讨富国强兵之道的进步书籍，同时也格外喜爱阅读如《江湖大侠》《孽海情天》等反映时代风貌的新小说。恰逢此时，学校新近从武汉黄埔军校分校聘请了数位教员前来任教。在这几位教员的积极宣传与启蒙教育之下，马识途逐渐萌生了追求革命、改造社会的思想意识，并开始投身于一些早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例如发动周边农民群众，乃至参与破除封建迷信如打倒庙宇神像等行动。
一九三一年，在完成初中学业之后，马识途遵循家族中“本家子弟年满十六必须出峡”的训诫，乘坐船只向东驶出三峡，前往北平求学。当轮船经过三峡险峻的夔门时，他心中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一首题为《出峡》的诗篇。同年，他顺利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然而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的炮火震动了全国，也彻底击碎了他内心怀揣的“强国梦”，促使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浪潮之中。一九三三年，随着日军进一步进逼北平与天津地区，形势危急，他被迫辗转逃难至上海，随后进入浦东中学继续高中学业并毕业。一九三五年，他以笔名“马质夫”在叶圣陶先生主编的上海《中学生》杂志“地方印象记”专栏中，发表了散文作品《万县》，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了该杂志举办的征文奖项。一九三六年，他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在上海求学期间，他广泛阅读并深入接触了《大众哲学》等社会科学类书籍，以及《新生》《生活》等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还积极参与了“一二九”运动相关的请愿游行活动；与此同时，他也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以上便是马识途在青年时期所经历的重要人生轨迹与思想转折。
一九三七年七月，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马识途毅然放弃了原先“工业救国”的理想，离开校园投身抗日洪流。他先是参加了农村服务团，在南京郊区的晓庄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同年十月，他携同挚友、机械系同学刘惠馨，手持董必武所写的介绍信，徒步前往鄂豫皖边区的中心地带——黄安七里坪，进入由方毅主持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在武汉经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同月，他担任了“蚁社”支部书记，负责职工运动相关工作，并加入汉口职工区委参与领导工作；到了十月，他遵照组织指示撤退至鄂北襄樊地区，被派往枣阳担任县委书记，同时兼任鄂北特委委员；同年，他还与胡绳共同创办了刊物《大众报》，并取笔名“马烈夫”——由于“马列”二字过于醒目、易引起敌人警觉，他特意在“列”字下添加四点，形成“烈”字以作掩护。此后，他又被调派至南漳，担任宜城、南漳、保康三县的中心县委书记，随后转赴老河口，出任光化、谷城中心县委书记，持续在农村地区开展党的组织与动员工作。一九三九年秋，他从鄂北转移至恩施，担任鄂西特委书记。一九四〇年八月，钱瑛从重庆抵达恩施，对鄂西特委进行了组织调整，马识途改任副书记，直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鄂西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就在组织紧急疏散之际，由于叛徒出卖，何功伟与刘惠馨不幸被捕，刘惠馨未满周岁的女儿也随母亲一同被关入监狱，马识途侥幸脱险，并于同年秋季转移至云南昆明；也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高中毕业证书上的名字“马千木”添了一笔，改为“马千禾”，以此身份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在外文系与中文系学习了四年，期间担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在联大期间，他以学生身份与罗常培、楚图南、李广田、吴晗等教授保持交往，又以共产党员身份同闻一多先生建立联系，并得到了闻一多先生的积极支持。马识途（前排右一）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曾与美国飞虎队成员合影。一九四二年，他与张光年、齐亮等人共同创办了文艺刊物《新地》，并与张彦一同主编《大路周刊》，以宿莽、劫余、子一等多个笔名发表小说、诗歌、杂文及时事评论文章；这段深入农村的革命工作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生活基础；正如他在《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一文中所回顾的那样，那段岁月里他每日面对的皆是生与死的残酷搏斗，是血与火的严峻战争；他的小说作品如《老三姐》《回来了》《小交通员》以及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等，其素材均来源于这一时期丰富而艰险的革命斗争生活。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被派往滇南地区，负责该地党的领导工作，并着手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一九四六年八月，马识途再次奉命调回四川，担任成都工委副书记。一九四七年，成都工委改组为川康特委，马识途任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为了维持家中数口人的生活，他同时在华西大学先修班与华西协中教授英语，还担任了法国驻成都领事家庭的中文教师；同年二月，《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川康特委决定由马识途与王放负责，创办了一份小型报纸《XNCR》（报名取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用以传播中共中央的声音与解放战争的前线捷报；从同年八月至次年春季，为牵制敌军力量，马识途在仁寿、荣县、大邑、冕宁等地组织领导了多次武装暴动。一九四九年一月，川康特委书记叛变革命，供出了马识途的身份，敌人随即四处搜捕他，但他依然坚守在成都指挥所属组织进行疏散转移；二月，他奉命前往香港汇报工作，因特务早已侦悉其行踪，无法乘坐飞机与轮船，只得搭乘私人汽车，绕道贵阳、柳州、广州最终抵达香港；四月，他又奉命从香港经烟台前往北平，随后跟随第四野战大军南下，参与接收武汉的工作，担任华中总工会副秘书长；九月，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战略行动，他奉命与其他几位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一同前往南京，向刘伯承、邓小平等第二野战军首长详细汇报四川情况；接着他被派往西安，随贺龙、李井泉率领的南下大军进入四川，于十二月迎来了成都的和平解放；同年，他被任命为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解放初期，马识途拍摄了一张家庭合影。一九五八年，他奉命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担任分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一九六〇年，他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科委副主任。一九六六年，马识途在“四清”运动期间接到西南局办公厅通知，返回成都参加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错误地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撰写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省第一个被公开揪出的领导干部。一九五〇年四月，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留下了合影。一九六七年夏天，四川省成立了一个专门清理地下党问题的专案办公室，马识途被诬蔑为所谓“叛徒集团”的首领，成为各大机关单位集中批判的对象，甚至曾被拉去接受小学生的批斗。一九七九年，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隔离审查与牢狱之灾后，他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平反。一九八〇年，他当选为四川省与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被推选为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作家协会主席。一九八二年，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并在一次国际作家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一九八五年离休后，马识途仍然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职务。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日，文化部批准成立中华诗词学会；在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上，马识途被推选为学会副会长之一。一九八七年秋天，巴金回到四川时，在成都李劼人故居与友人合影留念。
二零零五年，马识途先生的《马识途文集》十二卷本正式出版面世。时间来到二零一零年，其著名小说《夜谭十记》中一个精彩篇章《盗官记》，经由著名导演姜文的精心改编，被搬上大银幕，成为电影《让子弹飞》，受到了观众与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他荣获了首届“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这一奖项充分肯定了其在中国文坛的卓越贡献与深远影响。次年，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他又被授予了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再次彰显了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崇高地位。二零一四年一月，他举办了一场个人书法义展，所得善款共计二百三十余万元人民币，他将其全部捐赠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正是基于这笔慷慨捐赠，学院特别设立了“马识途文学奖”，以鼓励后学；同年，他还受聘担任了四川大学名誉教授。二零一六年，他的回忆录《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出版发行，为读者了解其生平与思想提供了珍贵文本；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四川省作家协会经过研究，决定推举马识途先生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二零一七年，他着手开始创作《夜谭十记》的续篇作品《夜谭续记》，然而在此期间的一次体检中，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癌，需要立即住院接受治疗，所幸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后得以康复。正如他本人所言：“打倒病魔以后，就想找点事情做。”于是，康复后的马识途先生将精力转向了学术研究，开始撰写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古代文字的研究文章。二零一八年，规模宏大的十八卷、总计七百万字的《马识途文集》出版，汇集了其多年的创作与思考成果。二零二零年七月四日，他的小说集《夜谭续记》正式上市销售；次日，即七月五日，马识途先生对外宣布封笔，结束了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他当选为四川省作家协会第九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他的新著《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在成都出版并上架销售。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关方面宣布，《魂系中华——马识途书法展》所产生的所有收入将全额捐赠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设立的“马识途文学奖”；捐赠仪式于二零二二年一月四日在四川大学隆重举行，仪式上，马识途先生再次向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慷慨捐赠了五十万元人民币。二零二二年一月，其著作《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是时年一百零八岁的马识途先生对早年于西南联大学习甲骨文经历的深情回忆。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第六届天府文化论坛上，他当选为二零二二天府文化·年度致敬人物。二零二三年二月，他获得了二零二一年度川观文学奖终身成就奖。令人深切缅怀的是，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晚十九时二十五分，马识途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一百一十岁。
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在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主政时期，曾先后担任过三任县长职务，其中两任是在洪雅县，另一任则在大邑县。洪雅县位于川西边缘地带，那里丛林茂密，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历来是土匪频繁活动的区域。1939年，马识途与志同道合的刘惠馨结为夫妻，此后两人共同投身于充满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1941年，由于党内出现叛徒告密，刘惠馨及其出生仅一个月的女儿不幸被捕入狱。当时担任鄂西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追捕，在形势极为危急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选择报考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借此转移到云南隐蔽身份。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马识途并未停止革命活动，他继续返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在这长达十年的地下斗争岁月里，马识途历经无数艰难与险阻，他的妻子刘惠馨、妹妹及妹夫先后不幸牺牲，女儿也在刘惠馨牺牲后失去踪迹，下落不明。直到1960年，在公安部门的不懈努力与协助下，马识途才终于找到了失散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女儿。1947年3月，正值中国内战激烈进行之际，马识途所在的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川康特委经过研究，决定由马识途负责紧急筹办一份秘密的油印小报，专门收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的电讯稿件，油印成报后，分发给党内同志以及进步人士阅读。同时，组织决定抽调时任市委委员、在四川大学负责党的领导工作的王放同志，由她来具体承担这项繁重而危险的任务。在此共同工作的过程中，马识途与王放相互扶持、密切配合，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两人最初的战斗情谊逐渐深化，最终升华为真挚的爱情。1948年7月，马识途与王放正式结为夫妻。然而长期超负荷的革命工作严重损害了王放的健康，1966年，她因肾功能完全衰竭而不幸病逝。1962年，马识途全家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后排中央那位便是失散二十年后终于团聚的女儿。需要说明的是，合影中后排左一为长子马建生，中间是长女吴翠兰，右一次女马万梅；前排左一为第二任妻子王放，中间是次子马万方，前排右侧则是马识途本人。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最初阶段，马识途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于充满危险的地下工作之中。一九四一年初，鄂西特委的组织系统不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重破坏，他的妻子刘惠馨与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儿一同被敌人逮捕，马识途本人也遭到公开通缉，形势万分危急，他不得不立即进行紧急转移，最终历经艰险抵达了重庆。正当马识途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之际，他的兄长马士弘——当时担任国民党少校参谋——谨记父亲的郑重嘱托，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赶赴重庆，经过多方打听与辗转寻找，终于成功寻获弟弟马识途，并将其秘密护送至忠县老家暂时隐蔽起来。正是在父亲的周密安排与兄长的全力协助之下，马识途才得以安然脱离险境，渡过这一重大难关。马家兄弟之间这段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国共合作”故事，此后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然而在整个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兄弟二人却因各自所处的阵营与任务，竟然未曾有过一次见面的机会。直到马士弘率部起义后的第二年年初，当他代表罗广文兵团前往向贺龙司令员报到时，竟意外地发现坐在贺龙身旁的，正是时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的五弟马识途。这对自从一九四一年在故乡忠县分别之后、阔别已达八年之久的亲兄弟，就在这样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场合下，戏剧性地重逢了。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马士弘与马识途兄弟二人再次相聚，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一九三八年，当马识途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完毕后，决定将自己的原名“马千木”更改为“马识途”。这一改动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既表明他寻得了正确的人生方向，也寄托了“老马识途”般的智慧与坚定。他在个人回忆录《百岁拾忆》中这样写道：“自入党之日起，我便更改了姓名。我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应走的道路，正如老马识途一般，从此方向明确，不再迷茫。”这本珍贵的自传《桂湖集序》之后，还留下了巴金、沙汀、艾芜以及张秀熟等多位文化界重要人士的亲笔签名，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一份厚重的见证。
马识途的文学创作生涯起步于其二十岁之时，当时他便开始陆续发表各类作品；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他笔耕不辍，以充沛的创作热情与扎实的文学功底，先后完成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包括《清江壮歌》和《夜谭十记》；在纪实文学领域，他也贡献了《沧桑十年》与《在地下》等重要作品；此外，他还出版了如《找红军》及《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短篇小说集，其创作体裁丰富，成果丰硕。
马识途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领域，其作品以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为主要形式。他的小说创作生涯始于1960年，当时其作品开始陆续在各类报刊上发表。在题材选择上，马识途的小说主要聚焦于两大方向：一是反映革命历程的历史题材，二是针砭时弊的现实讽刺题材。其长篇小说创作，例如《清江壮歌》《三战华园》《巴蜀女杰》《雷神传奇》等，大多源于作家本人丰富的革命经历与见闻，着力刻画和歌颂了坚定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在短篇小说方面，马识途的作品同样清晰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革命历史题材，代表性作品包括《老三姐》《找红军》以及收录于《夜谭十记》中的“十记”系列；另一类则是现实讽刺题材，旨在以幽默犀利的笔触揭示社会现象，这一类的作品主要有《最有办法的人》《挑女婿》《学习会纪实》《好事》《五粮液奇遇记》等。
马识途先生的小说创作素以情节丰富且富有典型意义而著称，这一点早已为读者与评论界所广泛认知。倘若我们对其作品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剖析，便会发现这些小说往往是由大量经过高度浓缩与精心提炼的素材严密构筑而成的。其中不少情节单元本身就具备独立成章的潜质，只需稍加铺陈与拓展，便足以衍生为一部完整的短篇或中篇小说。例如，在《破城记》中，那些原本仅作为故事背景呈现的游击队活动；《盗官记》里会计师爷巧施掉包计以及张牧之宦海浮沉的曲折经历；还有《老三姐》中所描绘的母子两代人前赴后继的斗争与牺牲历程，无一不是如此。然而，作家并未吝惜这些宝贵的素材，而是将它们悉数投入艺术构思的熔炉之中，施以足够的创作热情与艺术功力，反复锤炼，剔除冗余的水分与杂质，始终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最高目标，对材料进行创造性的重组与整合。在这样的作品里，人物形象与特定的生活情境，不仅获得了鲜明具体、可感可触的艺术形式，更蕴含着经得起反复思索与品味的思想深度与情感内蕴。作品的整体风貌，往往是作家苦心经营的结果，却最终呈现出一种古朴拙实的形态；其思想表达固然深沉厚重，叙述语言却力求明白晓畅。文字表面平易近人，然而总有无尽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弥漫于字里行间，令人回味无穷。百岁作家马识途在其创作中，将白描淡写的笔法、委婉有致的情节安排，同多层次的人物配置、多条情节线索的相互渗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其小说艺术独特的美学韵味。这种创作实践，既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优秀传统的自觉继承，也是对中外近现代小说艺术精华的有效借鉴，更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改造与融合，重新冶炼出一种既富有时代精神，又兼具作家个人风格，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以及在这场伟大斗争冲击下发生着剧烈变迁的中国社会，构成了马识途小说创作的核心表现对象。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复杂性与剧烈程度，使其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斗争都有了本质的不同。崭新的人物形象与崭新的生活内容，必然要求艺术形式与之相应的创造与发展。传统小说中那种单一线索贯穿始终、纵向推进的结构模式，将一切矛盾都扭结在单一主线演变上的做法，已难以充分适应表现如此错综复杂的现实斗争生活的需要。于是，我们在马识途的小说创作中，清晰地看到了传统技法既被继承、同时又被改造并向前发展的轨迹。从短篇小说集《找红军》、《接关系》和《夜谭十记》的诸多篇章中，都可以察觉到这种艺术探索的趋势。例如，《找红军》一篇便采用了视角交错的创新写法，通过两位主要人物的不同视角，立体地展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作品一方面通过“我”——一位以“军粮督办处少尉督导员”身份为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眼光，观察并揭示了王天林当时所处的困境，并隐约体察到他那些奇特行动背后所隐藏的、不甚明确的期待与追求。而在这一层生活图景之下，又隐隐透露出王天林同样在警惕地审视着这位“少尉军粮督导员”的目光，从而展现了生活的另一个复杂层次。这种处理使得两个人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充满戏剧张力、甚至带有些许紧张意味的关系。随着情节推进，最终引出了王天林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故事的重心也悄然从“我”转移到了王天林身上，叙述视角也随之发生巧妙转换。这种多层次的人物配置、视角的交错运用、双重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与充满传奇性且委婉有致的情节发展紧密结合，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短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容量。它巧妙地将一度遭受挫折的农民自发斗争，同党的有组织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让已经成为历史的斗争经历，重新焕发活力并作用于现实的斗争；使得作品既保持了为群众所喜爱的传统叙事风格，又获得了深厚的历史纵深感，其艺术效果远远超越了单独讲述王天林自立红军传奇故事所能达到的层次。 作为《夜谭十记》开篇之作的《破城记》，似乎更能集中体现马识途“摆龙门阵”式的独特艺术特色。初读开头几页，读者或许会以为这是一个类似果戈里《巡按》那样的讽刺官场的故事，但通读全篇之后，却不能不为其作者将浓郁的中国传统叙事风味与强烈的时代特色完美融合的功力所折服。在这篇作品中，两条情节线索在读者不知不觉间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演绎了一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戏剧。没有第一条线索——即县太爷迎接真假视察委员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排场与风波，就难以如此神情毕肖地刻画出那一大批贪婪、反动、腐朽、昏聩的“当道人物”的丑恶面目，也难以如此入木三分地揭示孕育这些人物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本质。反之，如果没有第二条线索——即游击队和地下党在幕后的革命斗争，作品就难以获得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思想教育意义，从而可能降格为对旧社会普遍腐败现象的一般性谴责。整个故事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真伪交织、真假难辨、跌宕起伏、委婉曲折，而可能走向另一条简单得多的路径，变成另一番模样。作家将第一条线索置于“明场”处理，使旧时代官场的种种腐败习气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戏剧化渲染与揭露。第二条线索则被完全置于“幕后”，直到故事接近尾声，读者才恍然大悟地发现，此前在前台演出的一切闹剧与风波，实际上始终处于这条隐蔽线索的左右与掌控之下。而所有这一切情节，又都是通过一个穷科员的口吻叙述出来的，其情绪时而诚惶诚恐，时而愤愤不平，时而惊骇万分，时而痛快淋漓，这为交错叠加的两层情节又注入了一个新的、能动的情感因素。所有这些艺术上的新探索与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巧妙融合，使得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呈现出强烈的立体感与纵深感，有力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现实斗争图景，有助于深刻揭示特定社会关系的本质。 富于传奇色彩，是马识途“龙门阵”——亦即其小说创作——一个尤为显著的艺术特征。情节发展的大开大合、转折的急剧与意外、巧合手段的运用，这些形式上的特点在其众多作品中都不难发现。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在表现这些突如其来、出人意表的事变时，作者同时又在着力淡化其表面的传奇性，或者说致力于使传奇性植根于现实土壤，使传奇性的情节演进获得坚实的现实品格，让人物始终活动在真实的、足以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阶级关系本质的典型环境之中，从而使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获得了高度的艺术真实感。这并非易事。但作家却成功地将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侧面统一起来，使它们融洽无间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仿佛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发展。通过对《找红军》、《接关系》、《西昌行》、《三战华园》、《夜谭十记》等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大起大落、突兀陡峭的情节转折，虽然在出现的瞬间显得猝不及防，一旦发生便立即改变整个局面，使人物的命运和人物关系发生戏剧性的突变。然而，究其根源，这些转折却并非凭空而来、无迹可寻。它们虽然来得突然，但却是现实生活矛盾运动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必然产物，是生活内在逻辑与人物性格发展的合理结果。从理性上认识这个道理或许并不困难，但要在作品所创造的形象体系与情节脉络中，艺术地、令人信服地再现这一点，却是相当不容易的。有时，由于体裁限制、篇幅约束或叙述视角的选定，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马识途凭借其深厚的生活积累与娴熟的艺术表现力，出色地克服了创作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例如在《接关系》中，被党组织派往大巴山接头的共产党员任道，反而被他苦苦寻觅的地下党同志抓获，并险些被活埋。这一变故来得极其突然，过程充满奇特色彩，瞬间将任道推向死亡的边缘，但转眼间又让他绝处逢生，并且使他和王家盛、王二木等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彻底改变了事件的全局面貌。这确实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但它在整个情节的推进中，却又显得十分稳妥、自然，仿佛是非如此不可。这其中固然有“一阵风”这个人物的冒失莽撞、“心血来潮就乱整一气”的性格因素，但作品对生活的揭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过这个传奇性情节，对人物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任道奉命前来接头的地点，是红军的老根据地。红军主力北上后，这里曾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与清洗。一年多前，党的地下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几位主要的农民领袖不幸牺牲。而当地的恶霸山主巴山虎，则是一个“老奸巨猾，和我们斗了十几年，警觉性高，有相当多的经验”的凶残敌人。任道本人年轻、热情，急于开展工作，却又缺乏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一到来就不慎中了叛徒的圈套，并与叛徒有过从甚密的接触。所有这些情况，落在当地坚持斗争、高度警惕的地下党同志眼中，自然会引起极大的怀疑乃至强烈的愤恨。正如作品中人物陈孟光所言，地下党的阶级警觉性和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不是抽象的认识，而是用多少同志的血换来的”。正是在这种极端严峻、复杂的特定环境下，任道险些被自己同志误杀的传奇性情节，才获得了充分的生活依据与令人信服的内在逻辑，具备了坚实的现实品格。类似这种将传奇性建立在严密现实逻辑基础上的艺术处理，在作家的其他作品中也屡见不鲜。 厚积薄发，耐人寻味；大巧若拙，举重若轻，可谓是马识途小说艺术的另一重要特色。这也使得他的“新传奇”、“新评书”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呈现出质朴平易的艺术形式，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马识途对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与事进行有意识的观察与了解，对于党在国统区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的亲身体验，始于20世纪30年代。然而，他比较系统、有计划地进行小说创作，则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这中间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生活沉淀、素材积累与艺术酝酿时期。在这三十年间，他始终怀揣着以小说艺术形式再现心中活跃着的人物形象的愿望，甚至已经写出或发表过一些作品片段，但又不断被日益严酷的白色恐怖和紧张尖锐的革命斗争所打断，不得不屡次搁笔。由此可见，这三十年里，他从未真正停止过对生活与人物的形象化思考，一直是在有意或无意间为日后可能的创作进行着体验、积累、消化与酝酿的工作。这真可谓是持满待发，水到渠成。但当真正投入具体作品的写作时，他又总是竭力克制着想要将长期积累的素材倾囊而出的冲动，严格依据塑造人物形象、深化主题思想的需要，对作品进行反复的浓缩与提炼，对材料进行精心的选择与剪裁，并竭力挖掘各种人物、事件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恰当地安排何处应置于前景重点刻画，何处应作为背景巧妙衬托。这些不懈的艺术努力，使他的作品不仅获得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充实丰满的情节与细节，更达到了使人物形象自己从纸面上凸显出来、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的艺术效果。这也使他的创作在当代小说艺术的百花园中，赢得了自己独特而稳固的位置。
二零一四年，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举办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百岁书法义展，通过展览中作品的公开售卖，最终筹集到总计二百三十一万元的善款。他毫不犹豫地将这笔款项全部捐赠给四川大学，专门设立了以他本人命名的“马识途文学奖”。该奖项的核心宗旨是资助和奖励那些在文学道路上怀抱热忱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面临挑战的在校大学生，旨在为他们扫清障碍，助力其文学梦想。时光流转，至二零二五年五月九日上午，第十一届马识途文学奖颁奖典礼与配套的捐赠仪式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隆重举行。在仪式现场，马识途先生的家属代表、同时也是四川文化产业学院副教授的刘晓远先生，受马识途先生委托，正式向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追加捐赠了人民币三十一万三千零八十四元。这笔新的捐赠将一如既往地汇入“马识途文学奖”的专项基金之中，持续为培养和支持青年文学人才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与精神鼓舞。
马识途先生是我们西南联大全体师生的骄傲。他作为学长的勤奋刻苦与不懈努力，始终令我们深感敬佩，更值得每一位后来者认真学习和效仿。这种精神品质，也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西南联大所倡导的“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崇高信念与传统。马识途在少年时期便负笈出峡，远赴他乡寻求立身报国之道，最终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心力，鞠躬尽瘁，无怨无悔。除了在文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之外，马识途在书法艺术方面的造诣同样极为深厚，其笔墨间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格力量。作为一位著名作家，他一生创作了数量庞大的散文、诗歌、小说等各类文学作品，其中许多作品真实反映了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深刻表达出一名忠诚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与炽热的爱国情怀。由于长期坚持笔耕不辍，马识途被公认为巴蜀现当代文学史上，继郭沫若、巴金等文学巨匠之后，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然而，或许很少有人了解，在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之前，马识途真正的身份其实是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也正是这段特殊而艰险的人生经历，使他的文学作品具备了与众不同的视角与气质，格外真切而富有力量。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此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历经艰险、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著功绩。革命胜利后，他在承担繁重政务工作的同时，依然利用业余时间坚持文艺创作，数十年来累计写下超过七百万字的各类文学作品，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息息相关，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文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笔丰厚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年少离家，胸怀报国之志，毕生奋斗已逾百年。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笔墨春秋，无论是革命事业还是文学创作，他都成功地将这两项事业完美地融合于一身，展现了非凡的人生格局。马老的责任心极强，即便年事已高，他依然保持着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坚持进行创作，并且在他的作品里完全看不到丝毫的老迈之气或沉溺于怀旧的情绪，反而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与思想活力。张炯在回忆中提到，从以往与马老的多次接触中，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为人的谦逊温和、平易近人，以及对后辈学人的真诚提携与慷慨鼓励。马老是当代文坛中少有的同时具备深厚知识分子素养与丰富革命生涯经历的老作家，在他身上，“实事求是”的作风体现得尤为鲜明。他以革命战争亲历者的独特身份进行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并对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了充满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深刻评价，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马老一生抱有坚定的信仰，能够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他不仅拥有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功底，同时还不乏幽默感与灵动鲜活的艺术青春活力。我们应当倍加崇敬像马老这样德高望重、潜心艺术、甘于孤独而又取得丰硕成就的艺术家，使其精神成为引领民族精神航程的重要坐标。马老不仅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战士，同时也是一位内心怀着巨大暖意、以宽厚胸怀对待他人的长者，他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人格修养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随着马识途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并逐渐成熟，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他培养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委派他承担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一系列关键职务与重要工作。马识途后来回忆道：“这项工作充满了极高的危险性，必须时刻做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为了应对严酷的斗争环境，他精心准备了多种伪装工具：一顶可以两面佩戴的罗宋帽，一面灰色一面黑色；一件能够内外翻转穿着、兼具不同样式功能的风雨衣；以及两副眼镜，一副是普通的黑框眼镜，另一副则是用作伪装的假金边眼镜；甚至连嘴唇上留着的两撇胡子，也是为紧急情况下刮除以改变容貌而特意蓄起的。为了有效摆脱国民党特务的持续追踪与监视，马识途不得不频繁地变换自己的公开身份，他曾先后伪装成流浪汉、街头小摊贩、学校教员、经商生意人，甚至还一度潜入地方政府部门，担任过县政府的科员。无论是在喧闹嘈杂的市集街头，还是在人来人往的茶馆店铺，他曾无数次遭遇特务的跟踪与盯梢，但每一次都凭借其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沉着冷静的应变能力，机智周旋，最终得以安全脱身。马识途在文学创作之外，亦在书法艺术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其书法作品独具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