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的绘画生涯始于一个偶然的建议——2004年初，一位朋友为他购置了颜料和画布，鼓励他尝试绘画。尽管此前对绘画毫无兴趣，也未曾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芒克却毫不犹豫地提笔开始涂抹。用他自己的话说，起初纯粹是“瞎画”，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随性而自由的状态。颇具戏剧性的是，就在他开始画画的同一年年底，他的作品便得以展出，并且全部售出。因此，自2004年起，绘画对芒克而言不再仅仅是消遣，而正式成为一门职业和赖以生存的手艺。他拥有了自己的经纪人与独立画室，每年稳定创作二十余幅作品，依靠卖画收入维持生计。这位曾经以诗闻名的作家，如今转而以画笔供养家庭。其艺术履历包括：2004年3月于“尚艺术中心”举办首次个人画展，作品被悉数收藏，其中一幅《睡》由艾未未购藏；2005年1月在浙江安吉“吴昌硕纪念馆”举办个人油画展，作为该馆首次油画展览，全部展品被安吉当地收藏；2006年6月于新成立的青岛美术馆举办个人油画展，这也是该馆的首场油画展；2009年，在北京宋庄杰森画廊推出“另一种诗”芒克画展；2011年7月，在古巴哈瓦那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今天就是那一天”芒克个展；2014年10月，“天地色”芒克个展于成都白夜艺廊呈现。 时间回溯至1976年1月，在白洋淀经历了七年知青生活的芒克返回北京。他与岳重、多多等人同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核心成员，这也使得后来的“今天派”诗歌常被视作与“白洋淀诗群”有着深厚的渊源。“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被号召前往农村务农，回城后则等待国家分配工作。那时谋得一份差事实属不易。若没有分配，就只能在家闲着，焦急也无济于事。但每个人总得设法活下去——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在作品《天地色》系列中，芒克记录了那段闲居在家的岁月。由于当时政治氛围压抑，他仅与严力等少数诗友保持往来。因住所相近，他时常与严力同住，与其他朋友则几乎断了联系。“母亲叮嘱，出门必须佩戴黑纱，这是不能回避的规矩。”“1976年，领袖逝世，唐山大地震造成惨重伤亡，随后‘四人帮’倒台……”面对这段沉痛的历史，芒克并未表现出过多狂热，他只是朦胧地察觉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社会面临变革，人们也将有新的道路可走。“对我们而言，有变化总比一成不变要好。”必须承认，因其叙述中带着某种模糊性，读者难以确切判断他当时是满怀抱负，还是暗藏忧郁。“二十多岁的人，总在父母眼前晃荡，终究不是办法。”那年十月，他终于获得分配，进入北京造纸一厂，成为一名国营企业职工。单位分配了一间宿舍给他，这让他感到了久违的自由。起初，他的工作是和两位老工人一同看守草料场，负责收储稻草和麦草。草场中堆积的草垛高达数层楼，曾因电路短路引发火灾，风助火势，在郊野间迅速蔓延，烈焰席卷数十米，灼热难当，众人只能等待消防队救援。芒克当时奋力扑救，还因此受到领导“干得不错”的表扬。芒克作品《天地色》系列便折射出这段经历。 这份国家工人的职位是他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先后在纸浆车间和出纸车间劳作，机器轰鸣震耳欲聋，连日常交谈都难以听清。“我极其厌恶工厂里的工作，但别无选择。那时也不能随意写作。”每月38元的工资常常入不敷出。“当时的生活无疑十分乏味。”可接触的读物有限，芒克对读书的热情也消退了许多。闲暇时，他便与老工友们喝酒闲聊。工厂里无人知晓这个年轻人私下还在写诗。1978年厂里组织篮球赛，担任后卫的芒克从中获得了一段难得的愉快记忆。除此之外，仅有的慰藉便是偶尔与严力、北岛等老友小聚。“我们的聚会并不严肃，很是随性——不谈论诗歌，也不刻意探讨什么。”“那时还有合同制工人与国家工人的区别，厂领导曾对我说，‘不容易，你可是国家正式工人。’同事们都待我不错，但我不够‘争气’——毕竟后来去办那本《今天》了。”高考恢复后，芒克并无太大兴趣参加，至今他的最高学历仍是初中。不能不提及他与北岛的情谊，尽管如今往来渐疏。“我们自1972年相识后，关系一直非常亲密。他年长我少许，十分仗义，每当我遇到困难，比如衣食无着，他总会接济我。我们从未红过脸、吵过架或闹翻。”1978年底，芒克与北岛等人共同筹办诗歌杂志，他向工厂请假未获批准。厂方得知他在外从事“这类活动”后，更加不予同意。工厂方面表现出宽容，希望他迷途知返，允诺他可返回岗位，但前提是必须递交“深刻的检讨”。时年28岁的芒克性格倔强，拒绝书写检讨，索性放弃工作，全心投入杂志事业。后来，他收到工厂一封加盖公章的来信，称其“旷工数百天”。他因此被开除。2014年9月回顾此事，芒克只是淡然道：“开除就开除呗！”然而可悲的是，父亲也因此与这位“逆子”关系破裂。失去工作的诗人芒克，一度在复兴医院担任临时门卫，“干一天才有一块钱，不干就没有。那还是多人担保才得到的临时工作机会。”
自那时起，芒克便彻底告别了体制内那种安稳的工作状态。直到一年多以前，他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依然登记为“待业”。他坦言：“那段日子里，我也很少再提笔写诗。”从1988年开始，贯穿整个九十年代，他的足迹遍布法国、日本、美国，受邀参加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等众多国际活动。“那段时间在各国家之间辗转，机票、食宿通常由邀请方承担，参加朗诵会还能获得一些报酬，就像演员一样，有一笔出场费。报酬数额还算可观，在日本朗诵一首诗大约能得五万日元，在美国是一千美元左右，在法国则是三千法郎。不过，单靠这些出场费维持生活仍然不够——但在当时的北京，只要有点吃饭的钱，日子就能过下去。”芒克创作了一部小说《野事》，这部作品源于他在白洋淀插队时的亲身经历。作家阿城对《野事》给予了极高评价，称其“情感饱满，元气淋漓，透着一股少年人的直率质朴与温柔”。芒克是“白洋淀诗群”中最后一批返回城市的成员。在回城当工人之前，他毅然烧毁了自己六年间写下的全部诗稿。仿佛早在二十岁之前，他就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流浪者”的形象。二十岁那年，他身无分文，独自前往山西、内蒙古等地，举目无亲，甚至买不起火车票，只能冒险扒乘火车。旅途中，他与素昧平生的人们结交为友，靠着这些陌生人的接济解决吃饭问题。“我母亲往白洋淀给我寄信却始终收不到回音，一度以为我可能已经不在了。等我回到家，母亲看到我这副模样回来，我才向她讲述自己去过的地方。年轻时确实没少让父母操心。我胆子特别大，觉得去哪里都无所谓，总是一个人闯荡。”
从外漂泊归来后，芒克便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家里人对我的写作一直不太在意，即便到现在，他们也还是如此。父亲在世时，对我的写作尤其反感，总觉得写东西容易招惹是非，甚至让我丢了工作——他早在1991年就离世了。”芒克长久以来都被视为“一生放纵爱自由”的典型“浪荡者”，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仿佛已完成某种“转型”，以画家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众人视野中。“我从未拥有过大笔财富，也不对此抱什么期待，但至少我完好地活到了现在，连医院的点滴都没打过，不也过得不错吗？去年我开始画画，实在是因为妻子怀孕，租房压力迫在眉睫，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我原本毫无绘画经验，根本不会画。”“画布和颜料是艾丹资助的——我那时连购置油画材料的钱都没有。我只负责画，画完他帮忙拍照、印制请柬、安排展览场地，就这样我摇身一变换了行当，硬是画了起来。过去从未想过会涉足绘画，如今竟要靠它谋生了。”他埋头画了三个月，完成十余幅作品。朋友们热心捧场，为他筹办了一场画展，没想到——观众真被他那些色彩鲜明、充满生命力的画作所吸引，不少画作顺利售出。靠着这笔收入，他在北京东边的四惠地区付下了房子的首付。购房之后，他再度囊空如洗，但总算能与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一起，过上他口中“最为稳定”的一段日子。“我这人容易满足，欲望也不大，只要不愁吃穿就够了。眼下就是画画，说不定哪天心血来潮，我又会重新写诗，这谁说得准呢。”“今天”这个名字，源自二十八岁时还在草场工作的芒克。一九八零年代初，《今天》的几位诗人——后来被评论界归入“朦胧诗”的代表——在玉渊潭举办诗会，无数青年爬上高树，只为仰望他们心中的文学英雄。北岛当时走到麦克风前宣布诗会开始，但台下始终人声嘈杂，难以平静。阿城后来回忆道：“芒克走到台前，目光向台下扫了一圈……场面顿时安静下来。”而被芒克本人轻描淡写、几乎“忽略”不提的是：《今天》这份刊物，被视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具有思想启蒙色彩、并与“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的重要文学阵地。当年活跃的“朦胧诗人”，如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等，后来皆成为文坛中声名显赫的人物。而作为这一流派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芒克本人在读者心中，也始终享有广泛而深远的声望。
你是否注意到了阳光照耀下的那棵向日葵？请你仔细看看它，它并没有选择低下自己的头颅。芒克头像 史宏伟拍摄的那幅作品，正是捕捉到了这株向日葵怒视着太阳的瞬间。它的花盘如此昂扬，其巨大的轮廓几乎要将太阳的光芒都遮蔽起来。即便是在没有太阳、天空被阴云笼罩的时刻，它的头颅也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姿态，仿佛内在的火焰与坚持从不因外部的明暗而改变。
但最终还是从污垢里钻出了草它只是用它那让人揣摸不透的眼神
此刻的黄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质感，仿佛一张被完整剥离并凝固下来的、属于芒克的面容肖像。与此同时，史宏伟的镜头所捕捉到的，却是远比这黄昏景象更为锐利、更为野性、也更令人心悸的存在——那是猛兽的眼睛，其中蕴含的光芒与力量，比眼前的暮色更为深沉，也更为凶猛。
那是一只毛色黑白相间的狗，它仿佛化作了夜间的月亮，那月亮时而像是它伸出的舌头，星星则宛如它偶尔露出的锋利牙齿。这只狗总是警惕地围着我们的房屋转悠，它发出的吠叫声常常将人们从安深的睡眠中惊醒。这持续不断的骚扰使我不得不对着浓重的黑暗愤怒地斥责，然而，黑夜并没有因为我的怒斥而有丝毫退却。自然，它的叫声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穿透寂静的夜晚，牢牢缠绕着人们的耳际。最终，我因为极度的疲惫而在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并在梦境中看见眼前已然是一片春暖花开、生机盎然的景象。
早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绘画的呢？听说您之前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绘画训练。芒克：那是在2004年年初，我的一位朋友给我买来了一些颜料和画布，他提议说我可以试着画一画，于是我就直接动手尝试了。其实我也就是随意涂抹，直到现在也还是在凭感觉画。在此之前，我对绘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也从未进行过任何系统性的学习。说起来有点荒诞的是，我从2004年初才开始画画，到了年底竟然就举办了展览，而且还有作品被买走了。所以从2004年起，我就把绘画当作了一份正式的职业，一门可以谋生的手艺。我有了自己的经纪人，也有了专门的画室，每年大概会完成二十多幅作品，就依靠这个来养家糊口。我这个诗人，到头来是靠画画吃饭的。早报：当年与您同时期的许多诗人都陆续进入了高校，例如北岛、西川、多多等，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机会呢？芒克：从来没有大学正式邀请过我，即便有大学请我去做演讲，我也都拒绝了。我能去讲什么呢？我并没有太多的校园经历，这辈子干得最长久的一份工作就是在白洋淀插队的那七年。我十八岁去了农村，回城后在工厂待了一年多，后来因为办杂志的事情被开除，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进入过任何单位。年轻的时候，迷迷糊糊就成了诗人，胡乱涂抹又成了画家，好歹就这样活到了现在。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真要是让我去单位上班，我反而不习惯。这大概和我的性情有关吧，人各有命。带孩子玩玩，习惯了，觉得挺自在的。“那时候，我们一激动就扒火车”早报：可以谈谈您在白洋淀插队那七年的经历吗？芒克：在农村的时候，我也不怎么正经劳动，一年的工分算下来居然还是倒欠的。我整天在外面游荡玩耍，他们也不太管我。我在村子里混得特别熟，和当时的玩伴们关系都非常好。那个时候的玩伴后来居然都成了大人物，而在当时，他们不过是村子里的几个“坏小子”。以前我每年都会回白洋淀看看，但现在很少去了。几年前，和我玩得最好的那位朋友去世了，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怎么睡着，心里特别难受，就是觉得那个地方我不应该再回去了。早报：在当时的背景下，写诗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芒克：那个时候写诗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件事，只要有笔和纸就能写。写诗其实就是因为没事可干。在白洋淀，我们村和别的村的知青都在写诗，但大家基本上是各写各的，真正热闹起来还是在后来一起办杂志的时候。年轻时候写诗，哪里会想到出名什么的，只要别被抓起来就行了。那个社会太沉闷了，写诗无非是想追求一点自由，不想别人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非得说什么。我们看了一点书，接触了一点西方的东西，我们内心向往自由，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去农村插队也算是一件好事。城里管束得那么严酷，到了农村却发现，农民对“文革”那些事并不是太关心。自己写点东西，老百姓其实也不懂。那时候纯粹是出于兴趣，翻了几本外国书就想着自己也写点什么，真没想到后来还能成为什么名堂。你现在问我那些诗具体是怎么写出来的，我都忘了，感觉好像不是我写的一样。早报：但当时你们使用的诗歌语言，在今天看来已经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了。芒克：当时，诗的语言就是大家自己瞎琢磨出来的，也没有太刻意去讲究。我们这帮人都没经过什么正规训练，能读到的东西也有限。反正就是凭感觉，觉得这样写不错，大家彼此之间也基本认同。早报：听说在那个时期，您还曾经学着《在路上》的样子去流浪了一回。芒克：那是1972年，我和彭刚他们一起，这些人里有画画的、写诗的、搞音乐的，对西方的东西也看了不少，然后我们就一时心血来潮地说：我们也当一回先锋派吧。我们对“先锋”的理解就是超前，于是很冲动地学着《在路上》的样子就上路了，结果没几天就被遣送回来了。当时，我俩身上一共就只有两块钱。那时候真的很天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那时候，我们一激动就去扒火车，一路上居然都没被查票，直到汉口才被查出逃票。然后我们又扒火车往回跑，在信阳的时候又被赶了下来。我们实在没办法，找谁要饭呢？满大街都是要饭的人。后来实在饿得发晕，遇到民政局的一位好心人，她给了我们两块钱买吃的，还让我俩去民政局找她。彭刚编了个瞎话，说我们的钱丢了什么的，其实我们哪有什么钱啊。后来她打电话到我妈的单位——北京阜新医院，我妈接到电话问，“这几天不见人，你跑哪儿去了？”后来我们就上了火车回北京，在火车上又忍不住大吃大喝起来。早报：对比现在这样安定的生活，三十多年前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感觉已经非常遥远了？芒克：真的是非常遥远了，而且有时候觉得那好像不是我自己经历的事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回忆录，我觉得没什么值得回忆的，我连做梦都不怀旧。只有百无聊赖的时候才会去怀旧，要是再觉得百无聊赖，那就喝酒去。
“我如今的生活重心主要放在绘画、孩子以及家人身上。”芒克这样描述他当下的状态。他坦言，“如今我这个诗人，反倒是依靠画画来维持生计。”当被早报记者问及儿子是否知晓他的诗人身份时，芒克回答道：“他还在上幼儿园，有一次回家后突然问我，‘爸爸，你是个诗人吗？’这大概是幼儿园老师告诉他的。我想，等他再长大一些，自然会慢慢明白。”记者继续追问他现在是否还进行诗歌创作，芒克表示：“已经写得很少了。我的写作习惯是阶段性的，往往集中在一段时间内爆发，我出版过的那些诗集，几乎都是在几个月内一气呵成的，我从不刻意日常积累。所以，连我自己也无法预料下一本诗集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实际上，我对出版诗集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太大兴趣，现在也抽不出太多时间去细细琢磨诗歌，心里盘算的更多是一年要完成二十多幅画作。”当话题转向诗歌界的老朋友时，芒克说：“我基本上已经和诗歌圈没什么来往了，联系非常少，各类活动更是极少参与。过去那些老友，像多多，我们如今也只在偶尔的诗会上碰面，平时并无联系。现在和我保持交往的朋友，大多都和诗歌没有关系。我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怀旧的人，总觉得过去的事情没什么可反复谈论的。虽然依然有不少朋友邀请我外出聚会，但我个人常常懒得动身，况且还要考虑孩子谁来照顾。我现在的生活比较安定，讲究规律，年纪虽然大了，内心却反而更踏实。回想年轻时，几乎天天都在外约会、喝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那时酒量也好。像北岛，他就不太能喝，稍微喝一点就容易醉。其实，喝酒本身是对写作压力的一种放松，如果连酒都不沾，创作的热情又从何而来呢？不过，我所有的诗都是在清醒状态下写成的，如果不写诗，心里反而会觉得空落落的难受。”
在二零零三年，他曾撰写了一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瞧，这些人！》，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聚焦于描绘他身边的诸位友人，行文风格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与审慎的态度，娓娓道来关于他们的种种轶事。例如，他在书中刻画陈凯歌时，形容其口才极为伶俐，“几乎能够用嘴唇演奏出一整部交响乐曲”；描述北岛时，则写道他的双眼微微突出，“仿佛两颗坚硬的石子，随时都可能从眼眶中弹射出来”；而对于顾城，他提及了那位诗人常戴着一顶用牛仔裤裤管改制而成的、被其本人认为有些“晦气”的帽子；他还回忆了自己与诗人多多交换诗集的场景，将那情景比喻为两位决斗者在交锋前郑重其事地“交换手枪”。此外，书中还涉及了一九七九年顾城与《今天》编辑部同仁们于紫竹院公园留下的一张珍贵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