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倪匡在上海降生。他的童年时光大多在霞飞路一带度过，每日穿行于旧上海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与朴素狭窄的民间街巷之间，目睹街头艺人的各式表演，仰望富裕人家燃放的绚烂烟花，甚至还能看到绘有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故事的连环图画。十二岁那年，倪匡随全家迁至虹口的邢家宅路，并进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即如今的上海市上海中学）就读。自幼年起，倪匡便怀有成为冒险家的远大志向，尤其崇敬李时珍与徐霞客这两位历史人物。他常与伙伴们一道斗蟋蟀取乐，但若遇到争执斗殴的场面，他却从不参与，反而更愿意独自回家沉浸于书海之中，翻阅《徐霞客游记》《薛丁山征东》《聊斋志异》等各类书籍。
一九五〇年，倪匡的父母动身前往中国香港定居，而倪匡本人当时并未随行。次年，即一九五一年，倪匡决定中断学业，从上海转赴苏州，并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接受教育。在完成学业之前，倪匡便选择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其中一员。由于心中始终挂念远在香港的父母，他每逢行军出发前，都会提前写下大量家书，再想尽办法托付给内地的亲戚，请他们辗转将信件寄往香港；同时他也要求父母每隔十天或半个月就给他回寄一封信，以保持联系。在这些往来书信中，倪匡向父母详细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例如当时正在轰轰烈烈推进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及规模浩大的“淮河治理”工程。这些经历都深深烙印在青年倪匡的生命轨迹之中，成为他早年岁月里难以磨灭的记忆。
一九五五年，倪匡被分配至内蒙古地区，承担看管劳教人员的任务。当地冬季严寒刺骨，滴水成冰，有一回遭遇大规模雪灾，道路被积雪彻底阻断，运送煤炭的车辆无法按时抵达，导致倪匡与同事们所居住的宿舍煤炭供应中断。在零下数十度的极端低温中，常人实在难以忍受，倪匡情急之下，想起宿舍附近建有一座木结构桥梁，若将其拆除便可充当取暖的柴火。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倪匡风闻自己可能面临上级调查，此时他才深切意识到，拆毁桥梁的行为实质上破坏了交通设施，并对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造成妨碍，倘若真要追究责任，倪匡必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在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后，倪匡通过一位当地蒙古族弟兄的帮助，于当夜骑马悄然离开工作单位，朝着北方一路疾行。在接下来的数月时间里，他先后辗转于黑龙江、辽宁等地，继而向南抵达上海，又经广州中转至中国澳门，最终搭乘一艘运输蔬菜的船只，秘密渡海抵达中国香港九龙。
抵达中国香港之后，倪匡最初在一家工厂担任杂工，工作之余常常翻阅报纸消遣。他曾对周围的工友表示，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小说自己同样能够撰写，当时众人只当作是一句玩笑，并未当真。于是，倪匡花费了整个下午的时间，潜心创作出一篇短篇小说，并将其投递给《工商日报》。大约一个月后，这篇小说顺利见报。倪匡原稿约有一万字，经过报社编辑的删改，最终以九千字篇幅刊登。依照当时千字十元的稿费标准，他因此获得了九十元报酬。这次经历让倪匡清晰地意识到，写作对他而言似乎并非难事。自此，他开始积极向各家报刊投稿以赚取稿费，并且几乎每投必中，其顺利程度令身边许多人羡慕不已。 1958年，倪匡在工余时间进入夜校学习，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新闻系进修。求学期间，他持续向《真报》等刊物投稿。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真报》的社长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加入《真报》。当时的《真报》正处于人手紧缺的阶段，因此倪匡在《真报》承担了各种繁杂事务，从为同事下楼购买咖啡，到撰写无人问津的三百字影评，乃至替社长赶写急需发表的社论，他都一一接手。尽管工作琐碎，但每月110元的薪水足以维持他在香港的基本生活。 当时，中国台湾作家司马翎正在为《真报》的副刊撰写连载小说，后来因故中断了供稿。倪匡仔细阅读了司马翎已发表的作品后，自信能够写出更精彩的故事。于是，报社决定由他接续这个专栏。令人称奇的是，读者竟未察觉作者已然更换，报纸的销量甚至因此有所提升。1959年，倪匡在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上先后连载了两部武侠小说，其才华得到了金庸的赏识。随后，金庸亲自邀请他继续创作，并将月薪提高至630元。 1962年，倪匡偶然途经一个名为“卫斯理”的村落，这个地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他便决定以“卫斯理”作为笔名进行创作。次年，他完成了“卫斯理”系列的首部作品《钻石花》，并在《明报》副刊开始连载。自第四部小说《蓝血人》起，该系列正式转向科幻题材，逐渐发展成为倪匡最具代表性的科幻小说系列。同样在1963年，他还完成了《钻石花》的创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着武侠电影风潮席卷影坛，倪匡也将创作重心转向剧本写作。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他撰写的电影剧本累计达数百部之多。1967年，他参与编剧的电影《独臂刀》上映，片中由他塑造的独臂侠客方刚形象孤傲勇武，影片公映后引起了巨大轰动。1970年，由倪匡编剧的电影《报仇》上映；同年，他还参与了李小龙首部功夫电影《唐山大兄》的剧本工作。1972年，在发表卫斯理系列小说《新年》后，倪匡暂时中止了这一系列的创作。同年，他投身功夫片《精武门》的编剧，为李小龙量身打造了“陈真”这一影史留名的经典角色。 1978年，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小说《头发》问世，这部作品后来被评为最受中国香港青年欢迎的小说之一，也促使他重新回归科幻小说的创作轨道。1981年，他开启了另一个系列“原振侠”的创作。次年，该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天人》正式出版发行。 在电影领域，倪匡于1986年编剧的科幻电影《原振侠与卫斯理》上映。1987年，他与梁小中（笔名石人）、哈公、黄维梁等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香港作家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同年，由其编剧的另一部科幻电影《卫斯理传奇》也与观众见面。随后几年，他编剧的科幻电影《卫斯理之霸王卸甲》（1991年）和《卫斯理之老猫》（1992年）相继上映。1992年，倪匡与妻子一同移居美国旧金山。 1998年，由他担任编剧的科幻电视剧《卫斯理传奇》播出。2001年，他应邀担任首届“倪匡科幻奖”的评审工作。2002年，其编剧的科幻电影《卫斯理蓝血人》在中国香港及大陆地区同步上映。2005年底，倪匡在台湾省出版了新书《只限老友》，这部《只限老友》是“卫斯理传奇”系列的第143部作品，也被他宣布为个人的“封笔之作”。2007年，因妻子难以适应海外生活，倪匡决定返回中国香港定居。2012年，为表彰其卓越贡献，倪匡获颁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二零一九年，倪匡先生于香港书展公开亮相，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在访谈中，他透露自己已被一种顽固的皮肤病折磨了长达十余年，期间曾有医生诊断其为皮肤癌，并多次建议他通过手术及化疗进行治疗。然而，倪匡对此展现出一种超然的豁达态度，他淡然表示，自己或许很快便会与疾病一同走向终点，因此并不打算接受手术或化疗的干预。步入晚年之后，倪匡身上累积的各类健康问题多达十几种，其中腿部一个巴掌大小的肿瘤尤为引人关注，该肿瘤时常发生溃烂和炎症，需要每日涂抹药膏进行护理，而他只求症状稍有缓解便觉满足。最终，倪匡先生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与世长辞，走完了其八十七年的人生历程。
倪匡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七人，他在其中排行第四。1950年，随着时局变化，倪匡的父母选择离开大陆，举家迁往中国香港定居。在家庭合影中，少年时期的倪匡（位于画面右侧）与妹妹亦舒并肩而立，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两人的早年样貌，也预示了未来兄妹二人在文学创作领域各自绽放的非凡成就。
一九五八年，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求学的倪匡与李果珍在一次校园活动中初次相遇，随后两人在共同的学业与兴趣交流中逐渐熟悉，并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恋情。次年，即一九五九年，这对有情人决定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正式结为夫妻。婚后，他们的家庭迎来了新的成员，先后生育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共同构筑起一个完整的家庭。然而，倪匡在晚年的一些自述中曾坦承，自己一生中交往过数量众多的女朋友，其中更有一段与一名台湾女子持续多年的复杂情感纠葛，这段经历曾让妻子李果珍深感痛苦，甚至一度陷入伤心欲绝的境地。步入晚年后，李果珍不幸罹患脑部退化疾病，认知能力逐渐受到影响，她会反复地向倪匡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今天是星期几”。由于同样的问题被重复询问的次数过于频繁，倪匡有时也会感到不耐烦，甚至会带着些许怒气直接回答“星期八”。而听到这个显然不存在的答案后，李果珍往往会流露出如同少女般天真困惑又可爱的神情，这样的反应总是让倪匡转怒为喜，忍不住开怀大笑。尽管婚姻生活中曾经历风雨与考验，倪匡与妻子李果珍始终相互陪伴，共同走过了漫长的人生岁月。
倪匡对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情有独钟，他曾投入大量时间沉浸其中，最高纪录达到了惊人的三万多分。除了电子游戏，倪匡在生活中还拥有多项鲜明的嗜好。其一是对酒的喜爱，据身边友人描述，他酒量极佳，一天之内甚至可以饮下大约一公斤的XO。另一项伴随他多年的嗜好则是吸烟，他的烟瘾颇大，巅峰时期每天能抽完五包香烟。倪匡从十六岁起便开始吸烟，早年还曾因在家中吞云吐雾，将当时年纪尚小的妹妹亦舒吓得哭了起来。在饮食方面，倪匡特别偏爱鱼类，不仅喜欢吃鱼，也热衷于养鱼。他早年在家中安置了好几个大型鱼缸，精心饲养了许多观赏鱼，可惜有一次天气骤然变化，导致缸中的鱼全部死亡。恰逢当时导演张彻正在筹备拍摄电影《哪吒》，片中需要海底取景的画面，而普通的鱼缸体积太小无法满足拍摄要求。倪匡得知后，便将自己那个闲置的大型鱼缸灌满水提供给张彻使用，最终竟巧妙地模拟出了海底的视觉效果。此外，倪匡还对贝壳收藏有着深厚的兴趣，其鉴赏与收藏水平已堪比专业收藏家。出于对贝壳的热爱，他曾经为了从电影界朋友那里换取珍稀贝壳，主动提出免费为他们撰写电影剧本。更令人称奇的是，当他某段时间对某些贝壳失去兴趣后，即便它们价值高达数十万元，他也会慷慨地转赠他人，丝毫不会觉得心疼。
自1985年由许冠杰出演的《卫斯理传奇》开始，在随后的将近二十年时间里，倪匡所创作的“卫斯理”系列小说被多次搬上银幕与荧屏，陆续改编成了若干部电影与电视剧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视改编中有相当一部分都直接采用了“卫斯理”这一名称作为标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该系列在观众中的影响力与认知度。
倪匡的文学创作领域相当宽广，其作品类型远不止于科幻题材。在科幻小说之外，他还涉足灵异故事、侦探小说以及情色小说的创作，展现出多样化的叙事才能。在文体方面，倪匡同样多有建树，其笔触延伸至散文、杂文、报纸专栏乃至时事评论等多种形式，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字功底与广泛的社会关切。此外，他在影视创作方面亦成就斐然，曾亲自执笔撰写超过三百部电影剧本，为华语影坛贡献了大量精彩的故事蓝本。
倪匡在其科幻创作中深刻融入了自身对于人性本质的持续思索：人性始终包含着善与恶两种对立倾向，它们相互交织、彼此冲突，而在漫长的精神斗争中，善良终究会取得胜利。通览倪匡的科幻作品，读者常会感到一种深层的战栗以及对人性现实的失望。小说中，倪匡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人性中存在的种种阴暗面，其程度之深，甚至令那些科技与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屡次将地球人评价为“低等生物，是一种近乎愚蠢的极端低等存在”。倪匡通过其科幻叙事，全面展现了人类复杂多样的欲望图景：包括对生存的基本渴望、对财富的无尽追求、对权力的强烈野心等等。在倪匡的笔下，那些濒临饿死、只求获得维持生命最低限度食物的灾民，他们的求生本能是一种欲望；而那些已经统治辽阔疆域的帝王，仍企图吞并邻国、拓展领土，同样也是一种欲望。尽管欲望的层次与对象各不相同，但其作为欲望的本质却并无二致。倪匡正是借助一个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人性中各式各样的丑陋与邪恶。令人感到恐惧且无奈的是，这些人性之恶并非仅仅存在于虚构的小说情节里，而是真实地扎根于人类社会之中，潜伏在每一个个体的内心深处。人类无法回避这一事实：人性中确实存在着自私与丑恶的成分。因此，与其将倪匡的科幻小说简单视为对科学未来的大胆幻想，不如说它们更像是一座集中展示人性丑恶的陈列馆，是倪匡对人性阴暗面进行系统揭露与深刻批判的文学实践。然而，倪匡并未因此陷入彻底的悲观或绝望，他在揭露与批判人性之恶的同时，也以真挚的笔触赞美与歌颂了人性中美好而善良的一面。他的科幻作品同样着力表现人性善的光辉，并给予充分的肯定与颂扬，透露出对美好人性的深切期盼与呼唤。纵观倪匡的整个科幻创作，虽然阅读过程有时如同步入深暗的十八层地狱，让人感到阴冷与绝望，但字里行间又处处闪烁着爱的光芒，令人倍感温暖舒畅，并重新燃起希望。亲情、爱情与友情始终贯穿于倪匡所塑造的人物生命轨迹之中。倪匡科幻小说中的人性之善，不仅体现在人世间的各种情感纽带里，也彰显于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之中。正因为存在这种勇于奉献、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无数仁人志士才会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美好而前赴后继、鞠躬尽瘁。倪匡在热情赞美人类之爱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同时，也对正直诚实、和平善良这些美好品性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激赏，并成功塑造了代表人性善的理想形象——例如红人与爱神星人。红人以其善良仁慈、正直诚实的品格著称；爱神星人同样是人性善的典范，他们和平友善、充满爱心，全然不知欺骗为何物，具备人世间一切美德，甚至连他们创造的机器人也继承了这些特质。这种人性之善不仅是倪匡在作品中肯定与赞美的核心对象，也寄托了他对于人性发展的美好展望与期待。倪匡科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一诺千金、诚实守信的典范。他们品德高尚，乐于助人，正直而勇敢，坚强不屈，不畏强权，反对专制，始终以天下（或地球）的安危为己任。这些人物是人性善的代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善良美好的一面。这种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才是人性中最可宝贵的部分，既是倪匡力图肯定和期待的所在，也是当下现实生活中人们应当积极追寻并坚守的价值。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与问题，常常成为倪匡科幻小说创作的素材与灵感源泉。无论是倪匡小说中地球人自身展现的，还是某些外星人所具有的负面特质，实际上都是人类人性恶的某种缩影。在倪匡的科幻创作中，对人性善的刻画与追求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起点与最终归宿，不论是对善的颂扬还是对恶的揭露，都共同表达了倪匡对完美人性理想的向往与不懈追求。人性之善自然是倪匡心目中的理想人性状态，是他对人性美好的展望和期待。因此，他在小说中塑造了红人、爱神星人等毫无邪恶成分的外星形象，这些角色可以说正是地球人未来进化的目标，也代表了人性进化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同时，对人性之恶的描写也同样表达了倪匡对理想人性的追求——正是通过深刻揭示人性之恶的种种丑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倪匡实际上警示读者，正是这些人性之恶可能将社会变成人间地狱。倪匡最终通过其科幻小说，传递了人性善必将战胜恶的坚定信念与美好愿望。倪匡科幻小说所呈现的人性观，正是建立在他对现实人性的深入探索与哲学思考基础之上，而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核心理念——即在人性善恶交织与斗争的历史长河中，善终将战胜恶——也正是当今乃至未来人类社会在人性发展道路上应当遵循且必然遵循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倪匡的科幻小说并非虚无缥缈的纯科学幻想，而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所进行的哲理性思考，是“幻想与现实”的完美融合，为人类思考自身人性的建构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镜子和参照系，从而具备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深远的启示意义。综观倪匡的科幻小说，一个显著的特色在于其大胆不羁的想象与奇特超凡的幻想。倪匡作品中的幻想性往往比科学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成熟。自然界的每一种神奇现象，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段独特记载、民间流传的每一则奇闻异事，乃至倪匡自己脑海中闪现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丝感触、每一个怪主意，他都能信手拈来，天马行空地进行挖掘与拓展，通过丰富的联想和幻想，最终编织成一部部引人入胜的科幻小说。倪匡曾借其作品中人物之口说出“这里没有不可能的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本人的创作：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倪匡的科幻小说中确实“没有不可能的故事”。相对而言，倪匡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内涵则显得比较淡薄。倪匡本人并不主张在科幻小说中注入过多艰深的科学内容。这并非说他的小说完全缺乏科学成分，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借助科幻故事的框架，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尚未被认知的、如“谜”一般的事物，进行大胆而合理的科学猜测与解释。同时，倪匡在一部分作品中也融入了自身对社会的细致观察与深刻认识，并作出了一定的科学探索。他将自己对文化、历史、社会的独立思考灌注到小说情节之中，使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也体现出严肃深刻的一面。倪匡的大部分科幻小说仅以科学概念作为引子，更侧重于故事的铺陈与叙述，科幻成分相对较少，而故事性则非常强。倪匡尤其擅长先借一个科幻设定作为引子，将诡异莫测、不可思议的人物或事件端出并大加渲染，以此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吸引其关注并产生持续阅读的兴趣，随后再逐步展开情节，最终层层递进地揭开谜底。其故事多采用单线发展模式，紧张而有趣；情节设计大胆新颖，曲折奇诡，极为引人入胜。倪匡的这一创作特点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传奇小说的笔法，不过分强调小说的复杂结构，故事往往按照单一线索发展，以时间推移或事件演进为脉络，一层一层稳步推进。倪匡非常重视讲故事的技巧以及对故事本身的铺叙与描绘。为了最终揭开“谜底”，作者总是精心安排情节，布局诡异巧妙，环环相扣，这正是其作品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倪匡还特别善于营造诡秘莫测的故事气氛，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作用，将故事背景设置在非洲原始丛林、阿拉伯浩瀚沙漠、南洋偏僻孤岛、欧洲古老城堡、古埃及金字塔内部，以及古老而神秘的苗疆地域等充满异域色彩和神秘感的地点。读者常常被带入幽深隐秘的氛围中，沉浸于一个个生动有趣、充满科学幻想色彩的艺术境界里。其笔下人物往往富有传奇色彩，而人物关系则相对简单明了。倪匡的科幻小说中出场人物通常不多，一部作品一般只有五、六个主要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简单清晰，不外乎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主要人物的经历往往丰富奇特，充满传奇性，他们凭借过人的智慧与坚韧的毅力，解决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难题。倪匡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较为成功，常常能以独特的夸张手法，用简练的几笔勾勒，便使人物个性鲜明突出。但受其高速创作模式及小说题材特点的限制，就人物形象的思想深度与复杂性而言，作品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在语言风格上，倪匡的科幻小说呈现出明显的大众化、口语化特征，抒情笔墨较少，主要依靠对话和细节刻画来推进叙事与塑造人物。他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生僻的词汇，所用词语普通而简单；从句式上看，以常式句为主，很少使用变式句，句子结构上多采用省略形式，且句式简短、口语化特点显著；甚至连段落划分都很短小，两行、三行、四行即构成一个段落，五、六行以上的段落并不多见。通俗易懂、平易近人是倪匡科幻小说最显著的语言特点，这也是其作品能够拥有大量读者的重要原因。从表达手段分析，倪匡的科幻小说大量使用叙述，较少进行细致的环境描写或直接抒情，议论性内容大都借助人物对话间接抒发。他擅长运用对话和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对话在其作品中运用十分普遍，通篇皆是，且内容贴近日常生活，如同街坊邻居间的闲谈，给人以自然亲切之感。细节描写则细致入微，前后紧密关联。对话和细节描写不仅是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看似零散的对话和三三两两的细节串联，逐步解答读者的疑惑，最终揭开故事的谜底。但往往由于写作速度极快，文字上难免存在粗疏欠修饰之处，构思也偶有漏洞与不够周全的地方。倪匡的科幻作品内容丰富，知识面广，涉及的主题广泛而复杂，其中许多都是困惑人类的终极问题，倪匡对此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幻想与构思。他的科幻小说肯定美好的人性与民族的传统品德，诸如勇敢机智、爱憎分明、见义勇为、扶助弱小、铲除邪恶、守信重义等，这与其早期创作武侠小说的经历密切相关。同时，作品也较多地揭示了人类阴暗、丑陋的一面，尤其表达了对政治操纵与权力滥用的厌恶，几乎每个故事都会触及人性的卑污之处。倪匡在表现人性时，比较倾向于突出个体的特性与选择，而对人的社会性持一定的否定态度，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人类群体的某种失望情绪。因为在他看来，人心难测，思想根本无法通过语言完全沟通，因此只有远离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离群索居，才能重拾真正的自我、摆脱外在的羁绊。倪匡塑造的主要人物往往是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他们平时独来独往，与朋友联络不多，家人音讯全无，行踪飘忽不定，决不肯轻易向他人袒露心迹，总是依靠自我的智慧和力量去解决面临的难题。倪匡的作品以男性角色为主体，女性角色大多仅作为陪衬出现。男性在其笔下通常是正义和力量的象征，可以被委以重任，值得信赖。从人物塑造的整体角度看，倪匡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存在一定的雷同趋势：首先，作品塑造的各类奇人异士从表面看都极富个性，但阅读多部作品后便会感到他们颇为相似，除了职业背景不同外，几乎全是性情夸张、充满激情、并沉迷于自身研究或事业的角色。其次，次要人物形象往往比较模糊，倪匡将主要笔墨都用于塑造核心人物，其他人物大多只是情节陪衬，因此性格特征不够丰满立体。
与科幻领域的杰出作家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等人相比，倪匡的创作确实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风貌，其作品往往被认为“缺乏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性认识和敬畏之心”。然而，倪匡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巧妙地将东方文化中深厚的侠义精神、充满悬念的探险寻宝主题、玄妙的前生后世观念以及神秘的民间巫术等元素，与源自西方的生物工程、时空隧道、机械智能等科技概念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融合。他凭借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将这些看似迥异的元素有机地串联起来，在其叙事中不仅展现了对复杂人性中阴暗与邪恶面的深刻批判，同时也始终贯穿着对美好与理想人性的不懈追寻与探索。倪匡作品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色，即其故事往往拥有“吊尽胃口的精彩开头”，这些开头设置精妙，悬念迭起，而最终的谜底又常常以外星人或相关超自然现象作为收束，这种独特的叙事模式不仅形成了其个人鲜明的风格标签，也对香港地区外星人题材电影的创作理念与叙事手法产生了相当显著的影响。
著名作家倪匡先生在一次公开场合中明确表达了他对于小说创作的独特见解，他曾坦言：“在我看来，小说其实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好看的，另一类则是不好看的。”倪匡进一步阐释道，在他看来，一部小说的核心与灵魂在于其创作意念，这构成了作品的根本主体；而如何将这一意念铺陈展开，则依赖于作者在情节架构与叙事推进上的个人功力，每位作家在此处的处理方式各有千秋。他特别强调，作为一名作家，其首要责任便是倾注心血进行创作，最终呈现的作品应当具备强大的吸引力与可读性，理想的状态是能够让读者沉浸其中，乃至达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入迷程度。
倪匡曾公开表达过他对李小龙身份的看法，他认为李小龙本质上并不能被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武术家，而更应被视为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倪匡指出，经过他的查阅与考证，未能找到任何关于李小龙参与正式武术搏击赛事或公开比武的可靠记录，同时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李小龙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实际打架的经历。在他看来，历史上那些被公认的武术家，其声望与实力往往是通过大量实战与搏击锤炼出来的，例如众所周知的霍元甲，便是凭借一系列真实的比武与对抗经历才奠定了其武术大家的地位。因此，倪匡依据这些理由，将李小龙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其在银幕上与武术表演领域所展现出的非凡才华和影响力。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其内在的幻想特质往往使其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并非意味着完全脱离，而是构建了一个超越日常的叙事空间。它本质上具有鲜明的休闲娱乐功能，能够为读者提供轻松有趣的阅读体验，让人在情节的起伏与角色的命运中获得纯粹的趣味。与此同时，武侠作品也常常承载着更深层的精神内涵，许多读者能在其中寻得某种心理上的依托与共鸣。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例，其作品不仅故事精彩，更通过丰富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潜移默化地传递出关于侠义、情爱与道义的复杂探讨，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机会反思并寻找到与自身相契合的价值观取向。
二零零一年，首届“倪匡科幻奖”在中国台湾地区由交通大学等机构联合发起并正式创立。该奖项是一个面向全球华人创作者、专门针对中文科幻小说领域设立的重要文学奖项，其创立初衷旨在表彰科幻作家倪匡先生于科幻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卓越且具有终身意义的杰出成就。这一奖项的设立，不仅推动了中文科幻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也为广大科幻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直至二零一一年，在成功举办多届之后，“倪匡科幻奖”宣告停办，但其在华人科幻发展史上所留下的影响依然持续存在。
一九六七年，由倪匡参与编剧的电影《独臂刀》正式公映。随着《独臂刀》的诞生，一种着重表现男性侠义精神与阳刚气概、深入描绘男人之间深厚情谊的武侠片类型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港台电影界的主流趋势，从而深刻改变了当时中国香港影坛的审美取向与创作风向。倪匡不仅在中国香港科幻文学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其笔下的卫斯理系列与原振侠系列作品被多次改编为科幻题材电影，这些影视化作品同样在中国香港影视行业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由倪匡作品改编而成的各类影视剧，无疑为同行在科幻与动作类型片的创作实践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与宝贵经验。
在创作其长篇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的过程中，金庸先生曾因事务需远赴欧洲公干数月，其间他邀请好友倪匡代为执笔约一个月的时间。临行前，金庸特意向倪匡交代，务必不要将故事中的任何主要角色“写死”，以免影响整体情节的发展。然而，倪匡在代笔期间，出于某种创作上的意图——尽管他后来澄清自己并非特别厌恶阿紫这个人物——却故意安排了一段极具冲击力的情节：他让阿紫双目失明，同时又设计了游坦之因容颜尽毁却仍深深爱上阿紫的复杂感情线。这一处理方式令归国后的金庸读到时“大吃一惊”，甚至有些措手不及。面对这一既成事实的剧情走向，金庸只得投入大量精力，在后续的《天龙八部》中闭门潜心写作，耗费诸多篇幅来妥善处理这些突如其来的转折，逐步将故事重新引回原有的轨道。经此一事，金庸此后便不再轻易将作品托付他人代笔。多年以后，倪匡在回忆中曾解释，自己当时并非出于对阿紫的个人喜恶，而是带着几分“不怀好意”的戏谑心态；他还特别提到，金庸当初只嘱咐不要“弄死人”，而自己仅仅是“弄伤人”，并认为在江湖纷争、打打杀杀的背景下，角色受伤实在是在所难免。
倪匡的挚友蔡澜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及一段四十多年前的趣事，当时他们一同前往古龙家中聚会，恰巧作家三毛也在场。蔡澜描述道，三毛当时身穿一件露肩的服饰，肩头肌肤洁白如雪，倪匡与古龙见状竟一时兴起，悄悄绕到三毛身后，两人各自在她左右肩膀上轻轻咬了一口。性格爽朗的三毛并未因此动怒，反而开怀大笑，场面颇为生动。倪匡与蔡澜交情深厚，时常相约抽烟饮酒，他们的交往游走于文人雅士的洒脱与率性而为的豪气之间。蔡澜曾担任《原振侠与卫斯理》的监制，并邀请倪匡在片中扮演自己。倪匡当时玩笑般追问：“凭什么要我演？”蔡澜则利诱道：“剧组里有美女演员相伴，还有喝不完的路易十三美酒。”倪匡听后便欣然接受了邀约。倪匡在青年时期因从事文字工作而与金庸结识，此后两人建立起长达近六十年的深厚友谊。倪匡对金庸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极为敬佩，他曾以“金庸小说，天下第一，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这番话语来概括金庸武侠小说的崇高地位。除了曾为金庸小说代笔一段情节之外，倪匡还曾在金庸创办的《明报》上长期连载其著名的卫斯理系列科幻小说。在《金庸专辑》的一次专访中，倪匡坦率表示，尽管与金庸做了几十年老友，他仍觉得金庸思想深邃、学识渊博，且心思难以揣测，自己所能理解的甚至不到其万分之一。倪匡更曾直言：“没有什么四大才子，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才子”。倪匡一度在美国旧金山定居多年，后来犹豫是否要返回中国香港生活。金庸当时正计划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得知后便对倪匡说：“只要你回来，我就不去了。”然而，当倪匡真的回到中国香港后，金庸却依然动身前往海外求学。倪匡为此质问金庸：“你不是说不走了吗？”金庸则淡然反问：“我说过吗？”这段轶事足见两人之间既深厚又略带诙谐的交情。倪匡与古龙性情相投，自相识后便成为莫逆之交。1967年，倪匡初次赴台湾省拜访古龙，目的是为武侠杂志向其约稿，两人在酒桌上相逢，一见如故。此后倪匡多次专程到台湾省与古龙畅饮，每次相聚必定畅饮至酣畅淋漓、不知昼夜。古龙年仅四十八岁便英年早逝，倪匡一直深感痛惜，他曾表示自己一生中写过最动情的文章便是为古龙撰写的讣告。由于古龙生平酷爱美酒，倪匡特意购买了四十八瓶XO白兰地放入其棺中陪葬，以寄哀思。导演张彻早年因结识蒋经国，从而参与执导了台湾省第一部剧情片《阿里山风云》。1957年，张彻离开台湾省来到中国香港发展，并以“何观”为笔名撰写影评。当时倪匡也在为《真报》撰写影评专栏，张彻读后颇不认同，遂在其他报刊上撰文批评倪匡的观点。倪匡后来感慨道：“这位老兄真有意思，别人评论电影，他却来评论影评人。他算不上影评家，倒像是一位‘评影评家’。”之后，经过共同友人的介绍与撮合，倪匡与张彻不仅化解了最初的笔墨之争，更逐渐发展成为彼此欣赏的朋友。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日，知名作家倪匡与美食家蔡澜共同在“一直播”平台推出了名为“倪匡蔡澜155会客室”的系列直播节目。在直播过程中，两位先生谈吐风趣、妙语连珠，话题从挚友情谊、文学创作一直延伸到情感交往，轻松愉快的对话氛围令广大听众感到十分尽兴。尽管两位老人的年龄相加已达一百五十五岁，却依然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直播观看人数迅速突破百万。短短一小时的直播让观众意犹未尽，结束时蔡澜欣然表示“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而众多网友则在评论区热烈留言，纷纷提议“能否将金庸先生也邀请到场”。
倪匡曾于《am730》中详细记述了一桩亲身经历的骗局。据其所述，在2015年8月11日下午，他接到一位陌生男子的来电，对方自称是倪匡的旧相识，倪匡一时未能辨明声音，误以为对方是某位交往多年的大学教授。该男子在电话中声称自己身患重病，正于医院接受治疗，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作品整理并结集出版。随后，他介绍了一位姓柳的学生，表示柳姓学生将主要负责此书出版的具体事务，并恳请倪匡予以协助，同时向倪匡索取了住址以便联系。 不久之后，柳姓学生与其所谓的“表弟”一同登门拜访倪匡，三人在倪匡家中就书籍出版的细节进行了商讨。然而在交谈过程中，倪匡逐渐察觉到一些异常：对方对于那位教授的具体情况似乎一无所知，甚至屡次援引网络上关于倪匡本人的公开资料东拉西扯，言语间漏洞百出，这引起了倪匡的深深怀疑。事后，倪匡试图直接联系那位教授以核实情况，却意外发现教授登记的电话号码与柳姓学生此前所使用的来电显示号码完全一致。至此，倪匡确信自己遭遇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尽管识破了对方的伎俩，倪匡并未选择向警方报案，而是决定通过撰写文章的方式将此事公之于众。他希望通过公开揭露事件经过，警示公众的同时，也能让那些行骗者意识到其行为已被识破，从而知难而退，不再继续实施欺诈。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与绵延无尽的时空之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切却与短暂无常的人生际遇构成了永恒的对照与矛盾，这些深邃而复杂的思考，正是从倪匡那颗充满奇思妙想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编织而出。若论天下最为古灵精怪、思维跳脱常轨的人物，或许并非凡俗世人，而更像是来自遥远星际的外星来客。倪匡对于香港影视文化领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其核心在于他为之注入了大量新颖而独特的创作素材与故事元素，极大地丰富了当地影视作品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此外，倪匡在早期“金学”研究领域亦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这既得益于他自身曾投身武侠小说创作的亲身经历，也源于他与文学大师金庸之间那份深厚的私人交谊。纵观中国文坛，倪匡堪称是将前沿科学知识、技术概念与文学创作进行巧妙融合的先驱者与第一人，其作品开拓了华语科幻文学的新疆界。
倪匡无疑是中国香港文化界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代表人物，他与金庸、黄霑、蔡澜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这一称谓不仅标志着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卓越成就，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成为香港社会精神图景的生动缩影。倪匡的人生经历可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所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以及参与改编的影视作品，早已深入大众记忆，构成了跨越数代人的共同文化回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倪匡更曾凭借其旺盛的创作力与广泛的影响力，几乎以一己之力支撑起当时香港影坛的繁荣局面。他一生致力于书写各类传奇故事，而其本人特立独行的经历与鲜明的个性，最终也使他自身成为了一段传奇。作为一位知名作家，倪匡著作等身，在文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尤其在科幻小说创作方面贡献卓著，被广大读者尊称为华人科幻小说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倪匡的人生阅历极为丰富，性格中充满了风趣与幽默感，他不仅拥有众多稀奇古怪的爱好，脑海中更时常涌现出天马行空、出人意料的奇特想法。在写作方面，他以思维敏捷、下笔如飞而著称，作品风格千变万化，题材涉猎广泛。尽管倪谦常自嘲是个“胡闹”之人，但在实际的工作与创作过程中，他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专注与严谨的态度，这种看似矛盾的特质恰恰构成了他独特人格魅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