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联星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十八日出生在湖北省黄梅县，自一九三二年起投身革命事业。根据现有资料记载，她在一九三八年参与了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二队的活动，但这一信息存在疑点；据颜一所著《在救亡演剧二队的日子里》中收录的全体队员名单来看，其中并未出现石联星的名字。同年，她确凿地加入了抗敌演剧二队，从事抗战宣传工作。至一九四〇年，石联星前往广西，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担任教员职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间，她进入新中国剧社，以演员身份继续从事戏剧工作。一九四五年，石联星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与工作。随后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她受聘于华北联合大学，在戏剧系承担教学任务。一九四八年，石联星调至河北石家庄宣传部工作，并于同年七月一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将精力倾注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曾主演影片《赵一曼》，凭借该片在一九五〇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优秀女演员表演奖”，由此成为新中国首位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的女演员。此后，石联星在北京电影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至一九六一年又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兼任导演与编剧职务，持续为中国戏剧与影视艺术贡献自己的力量。文中提及的石联星剧照及相关影像资料，亦从侧面记录了她丰富的艺术生涯。
石联星同志是中国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重要先驱与开拓者之一。在瑞金苏区从事艺术活动期间，她因主演话剧《武装起来》、《海上十月》、《沈阳号炮》以及参演《我—红军》、《女英雄》等多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舞台作品，其精湛的表演才华深受广大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的喜爱与赞誉，并与李伯钊、刘月华一同被尊称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成为当时革命文艺战线上的突出代表。此后，她的艺术道路不断拓展，在《疯了的母亲》、《水车转了》、《大地回春》、《日出》、《大雷雨》等一系列剧目中，她继续以深厚的艺术功力塑造出众多生动鲜明、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进一步展现了其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多面才华。 新中国成立后，石联星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年轻的人民电影事业，为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49年，她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参与拍摄影片《赵一曼》，凭借对革命英雄赵一曼这一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真挚演绎，成功塑造了一位坚毅不屈、感人至深的女性革命者形象，该表演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后，她又主演了《湖上的斗争》等影片，并参与了中苏合拍影片《风从东方来》的导演工作，展现出其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多方面才能。她曾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同时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表演及导演课程，为培养新一代电影人才付出了辛勤努力。尤其是她所创造的赵一曼形象，不仅轰动了新中国影坛，更以其崇高的革命精神与艺术感染力，给予了亿万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思想激励。 在1950年举办的第五届国际电影比赛大会上，影片《赵一曼》受到了各国观众与评委的热烈欢迎，石联星因其出色的表演荣获“优秀表演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个人艺术成就的肯定，也为新中国初期的电影事业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声誉。从1950年至1960年，她持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及相关电影教育机构工作，履行演员和教员的职责。1961年后，她转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导演职务，重新回到了她深爱的话剧舞台。在北京人艺期间，她与欧阳山尊等艺术家密切合作，共同执导了《渔人之家》、《红岩》、《年轻的一代》、《生活的彩练》等多部大型多幕剧，为剧院的话剧创作与舞台艺术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即便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后，石联星同志依然保持着旺盛的艺术热情，她不顾病痛困扰，坚持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撰写剧本，始终没有停止过艺术探索与创作实践。1984年8月1日，石联星同志因癌症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0岁。她的一生，是执着追求艺术、忠诚奉献于革命文艺事业的一生，她的艺术成就与精神品格，将继续激励后来的文艺工作者。
在她生前，曾担任过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职务与荣誉职位，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的特邀代表，以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她也是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并且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积极参与行业活动。此外，她还曾担任北京市文联的理事，以及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的会员，这些身份共同见证了她在中国文艺领域的广泛参与和重要贡献。
近日，记者从市委党史研究室获取的部分史料中，详细了解到石联星早年经由上海—汕头—潮州—大埔—上杭边—汀州（长汀）—瑞金这条重要红色地下交通线，历经艰辛跋涉，携带两箱珍贵红旗进入中央苏区的惊险历程。这段历史细节至今读来依然鲜活生动——1932年，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霞飞路和合坊里弄内，寄居着几位从湖北辗转来沪的年轻女学生，其中就包括石联星。她们抵达上海后不久，便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赤色互济会”。怀着投身革命的热情，她们决心前往苏区红军队伍中担任护理工作。为此，互济会联络员老李引荐了一位陌生人，并向她们介绍：这位便是负责护送她们前往中央苏区的交通员阿丙同志（即熊志华，福建永定人，曾承担过护送白求恩大夫从香港前往汉口的重要任务，解放后在上海市委担任职务）。阿丙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告知她们即将启程，并要求她们换下学生装束，改穿普通广东妇女的寻常衣物，行李也须尽量精简。由于首批只能转移两人，组织决定由石联星与同学小孔先行出发。 临行之际，石联星二人除随身携带简单衣物外，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护送两箱红旗——这是上海工人亲手绣制、献给苏区与红军的深情厚礼。面对这两箱显眼的物品，石联星和小孔心中充满忧虑，生怕途中暴露，一时不知所措，焦急得满面通红。交通员阿丙却从容地安慰她们，让她们不必担心，一切自有安排，只需放心跟随他前行即可。于是三人搭乘黄包车出发，那两箱红旗则由另一辆黄包车专门载运，紧随其后。抵达黄浦江畔的出海码头时，上下船的旅客格外拥挤，码头上还有人员抽查行李。正当石联星和小孔为那两箱红旗暗暗发愁之际，只见前方两名头戴红帽子的搬运工已扛起那两只木箱，敏捷地穿过人群，踏上跳板，向船舱方向移动。石联星紧张地拭去额角的汗珠，紧随阿丙身后走上跳板，挤进了船舱。进入统舱后，她们发现那两位搬运工早已将箱子稳妥地放置在船板上，随即转身离去。自此，这两箱红旗仿佛成了普通行李，再无人特意盘查或留意。 轮船在阴沉天气中出海，海上风浪颇大。石联星和小孔均是首次乘坐海船，因晕船严重，只能躺在统舱的座椅上无法起身。海风穿透她们单薄的衣衫，即便在夏季，两人仍感到阵阵寒意。然而她们最牵挂的并非自身不适，而是那两箱红旗的安全：既怕被敌人察觉，又恐被其他乘客顺手牵羊，心中始终忐忑难安。护送她们的阿丙躺在不远处，他似乎完全不受船体摇晃影响，在舱内自如走动，不时为两位女孩送来饮水与食物。石联星和小孔因晕船几乎无法进食，且呕吐不止。那两只木箱随着汹涌的海浪在船板上滑动，舱内乘客大多因晕船而闭目休息，无人注意它们的存在。 拂晓时分，船只平安抵达首站汕头。靠岸后，阿丙雇了两名脚夫扛起箱子，进入海边一家规模较大的旅馆。阿丙与旅馆中一位二十余岁的茶房简短交谈后，对方机敏地接过箱子，随后礼貌地将石联星和小孔安置在进门旁一间颇为宽敞的客房内。阿丙买来多种新鲜水果，特意敞开房门，三人有说有笑地品尝起来。旅馆内环境嘈杂，打麻将声、胡琴唱戏声、饮酒喧哗声此起彼伏，更有国民党军官携妓女进出其间，形形色色，乌烟瘴气。在此纷乱场景中，阿丙却神情自若，显得十分悠闲，脚趿拖鞋，口衔香烟，大摇大摆地在旅馆门前踱步散步。他这份镇定感染了初出茅庐的石联星和小孔，使她们逐渐放下紧张情绪，甚至能够正常进食，最终平安度过了一夜。 次日，他们携箱乘火车抵达潮州，又转乘船只前往大埔。大埔的交通站紧邻河岸，小船刚一靠岸，便有一名挑夫上前将两只箱子担走。石联星和小孔跟随阿丙一步步登上岸坡，走进一栋临河的楼房。主人热情地沏茶倒水，准备洗脸用水，并张罗饭菜款待他们。晚餐后，主人将石联星和小孔安排到后屋一间仅容两人的小室休息。时值夏夜，蚊虫扰人，一位老奶奶特意搬来竹椅坐在她们床头的走廊处守护，手持大葵扇不断为她们驱赶蚊虫，轻轻扇风。 再次出发时，队伍除了阿丙外，新增了两人：一位是负责挑箱的挑夫，另一位是年近三十的高个子交通员，身着对襟短衫，腰间醒目地别着两支手枪，显得精干利落。夜色浓重，伸手不见五指，高个子交通员牵着石联星，阿丙牵着小孔，一行人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前行。石联星和小孔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在泥水中屡次跌倒，却始终咬牙坚持。途中她们时刻警惕可能遭遇敌人，一有风吹草动，两人的心便悬到嗓子眼；有时为躲避搜查，不得不藏身于交通站的夹墙内，一躲就是一整天。 历经重重周折进入福建地界后，他们又赶了两里多路，抵达一条河边，登上一艘小渔船，两箱红旗也被稳妥搬上船。小船终于在黎明晨光中将她们送抵对岸——那片向往已久的红色苏维埃土地。“红色苏维埃的天是那样晴朗，红色苏维埃的土地是那样芳香。”石联星在1981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如此感慨，“在快乐而充满希望的氛围中，我们在此休整了三天。再度启程时，阿丙带领我们骑着枣红马，经长汀，翻越崇山峻岭，最终抵达红色首都瑞金。这条交通线上的每一位战士，都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