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化达汤化达

文/汤晓丹（著名导演，102岁）在报纸上读到汤化达同志不幸离世的消息后，他的音容笑貌便持续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久久难以散去。他是新中国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初，首批从部队转业而来的骨干力量之一。当时，他担任上影演员剧团的副团长，负责领导我们的政治与业务学习。在我最初的印象里，他作风严谨端正，平日不苟言笑，无论是言语还是行动都极有分寸，给我们全体同志留下了极为正面而深刻的良好印象。后来，由于工作安排，我们之间曾有过三次宝贵的合作经历，这使我对他的人格与才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内心对他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 我们的首次合作，发生在拍摄影片《南征北战》期间。那一次，虽然名义上是由我与成荫同志联合执导，但我内心始终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希望向成荫导演、以及所有从部队来的同志们请教。成荫同志胸怀非常宽广，他毫无保留地将已经分好的导演镜头脚本，连同大量收集来的群众意见记录，都交给我仔细阅读研究。在翻阅所有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到，汤化达同志所提出的意见尤为中肯、极具分量，并且富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因为他的意见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建立在深入理解剧本和综合大家讨论的基础上，经过高度概括和提炼而成的。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格外留意汤化达，暗自认为他是一位非常理想、值得信赖的合作者。像我这样未曾亲身经历过部队生活的导演，要想拍好相关题材，首要的就是必须依靠像汤化达这样既有扎实功底、又有思想水平，并且拥有丰富部队生活体验的同志。当时我甚至想过，倘若日后我还有机会执导解放军题材的影片，一定要争取与汤化达合作。然而，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工作安排往往身不由己，一切都需服从组织的分配。 我们之间的第二次合作，则是在电影《红日》的剧组里。汤化达以副导演的身份进入剧组后，曾专门找我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谈话。那次谈话主要包含两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其一，他郑重地向我传达了组织的嘱托，强调《红日》这部影片的拍摄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其二，他明确要求我，必须在《红日》的摄制周期内，提交入党所必需的详细个人自传，以及对自身文艺思想的全面总结报告，以此作为更好地为人民电影事业服务的思想基础。在谈及这些事项时，汤化达同志非常尖锐而诚恳地批评了我。他指出，自从《南征北战》拍摄结束、组织上安排我参加党课学习算起，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为什么个人的自传迟迟未能完成？他督促我必须切实提高对党的认识，等等。这番话语对我触动极深，促使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影片正式开拍前，我曾提议由导演、副导演、制片和编剧一同前往中央军委和文化部，听取有关领导对于将《红日》搬上银幕的具体看法与指示，在所拟的名单中，汤化达的名字赫然在列。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一直非常信赖并依靠他的判断力，而他也毫无保留、诚心诚意地为影片倾注了大量心血。《红日》的摄制工作前后历时长达三年之久，我常常会想，如果当时的主创团队中没有汤化达同志坐镇，最终的成果乃至整个拍摄过程，恐怕都难以预料。为此，我曾多次向电影厂领导提出，希望在影片片头的字幕上，署名为“汤晓丹、汤化达联合导演”。尽管这个提议最终未能获得批准，但我内心始终默默地认定，正是得益于汤化达无私的鼎力合作与贡献，才最终成就了这部享有经典影片美誉的《红日》。 尤其让我终身铭记的是，在《红日》剧组那段紧张忙碌的日子里，几乎在任何一个工作间隙，汤化达都会特意安排出时间，耐心地听我逐字逐句诵读那份迟迟未完成的入党自传。在他既严肃认真又亲切无私的帮助与督促下，我终于在1962年顺利通过了组织的严格审查，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今，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已然流逝，正是在党的悉心教育与培养下，我才有了今天的成长与收获。然而，当年比我年轻整整十岁、并作为我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汤化达同志，却先我一步与世长辞，我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那份沉痛与哀伤，实在是外人难以真正体会的。但我相信，汤化达同志是能够明白我的心意的，因为我们在艺术创作上紧密协作，在政治追求上相互信任，我们彼此内心深处所共同秉持的那份大爱，始终是将国家的繁荣与昌盛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我们的第三次合作，发生在新版《渡江侦察记》的摄制组。那依然是“四人帮”横行、严酷统治文艺舞台的艰难岁月。我在经历了九死一生、“死去活来反复数次”的政治磨难之后，侥幸活了下来，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就在那时，汤化达同志接受了重拍《渡江侦察记》的导演任务，不知途中遇到了何种阻力，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经过他的努力争取和组织的批准，我被从五七干校临时调到了他的摄制组。重新接触电影工作，我自然是处处小心，谨慎从事。恰在此时，上海音乐学院开始公开招收工农兵学员。我的小儿子汤沐海自幼便酷爱音乐，原本部队文工团已点名召他正式参军，但他去了不到半年，便遭遇了那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我此前执导的《红日》在部队内部被批判为“反党大毒草”，这无疑也影响到了他。沐海人在部队，心却系着上海的音乐梦想，苦苦煎熬了四年后，他被安排退役，回到上海的锻压二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三班倒的繁重劳动，让他那双本该触摸琴键的双手，终日只能与机器的开关和沉重的大铁块打交道，其内心的苦闷与不适应可想而知。当沐海看到音乐学院的招生启事，他第一个就去报了名，而需要闯过的第一道关卡，便是严格的政治审查。当时，作为父亲的我虽然已经走出了“牛棚”，但历史包袱依然沉重。可以说，正是由于汤化达同志的努力，使我得以走出困境，暂时卸下了“特务嫌疑”那沉重的黑色包袱，这才为沐海通过政审扫清了关键障碍。经过一系列极其严格的专业考试，汤沐海最终被录取，成为作曲指挥系的一名学员，得以接受正规、系统的音乐专业训练，总算踏入了梦寐以求的音乐殿堂。后来，汤沐海能够一步步走上国际指挥台，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既有他个人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也离不开时代环境转变与政策扶持所给予的强大推力。然而回首往事，我深深感到，倘若当初没有汤化达同志想方设法让我走出“牛棚”，卸下政治包袱，那么汤沐海很可能就会错过那个改变命运的最佳机遇，也就不会有他的今天。因此，在汤化达同志的告别仪式上，我特意嘱咐，在敬献的花圈挽联上，一定要署上我们全家人的名字，以此表达我们全家对他最深切的感激与无尽的哀思。这份如同涌泉般的深厚恩情，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思念长存，无以为报。汤化达同志，请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