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杰

早在少年时期，王仁杰便显露出一种将寻常喜好升华为“痴”的性情，然而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他才真正邂逅了足以令其痴迷一生的艺术——戏曲。一次偶然的机缘，王仁杰初次踏进戏院，观赏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出梨园戏《吕蒙正入窑》。那场演出美轮美奂、婉转细腻，仿佛一瞬间就将梨园戏的种子深深埋进了他的心底。王仁杰后来回忆道，舞台上演员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念白一吟唱，将剧中两个身份、环境与性格迥异的人物之间的碰撞与呼应展现得淋漓尽致，无比动人；他坦言自己从未看过如此美好的艺术，当场便被彻底吸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对戏曲燃起了近乎“痴情”的热爱。梨园戏因保存了大量宋元明南戏的剧目、音乐与表演形态，素有“活化石”之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其唱词本身便是一首首优美的诗篇。王仁杰曾说：“那时我真是被迷得神魂颠倒，我钟爱的文学在这里也能找到，唱词就是诗歌。我成了彻头彻尾的戏迷，每晚都去看戏，许多传统剧目我甚至能全文背诵。有人言，昆曲是知识分子的典雅，而梨园戏则是市民的典雅，其中不少内容雅俗共赏，更为活泼生动。” 尽管爱戏成痴，王仁杰的“戏痴”之路却走得颇为坎坷。一九六一年，因家庭成分问题高考落榜后，他进入当地歌剧团，原以为能在喜爱的领域一展抱负，不料次年又被下放到偏远的山区农村，这一去便是五年。王仁杰用“混日子”来形容那段时光，从事着与戏曲、艺术全然无关的劳作。直至一九七五年，他才终于重返剧团，随后于一九八零年前往上海戏剧学院专修班学习。在上海的两年进修生活，为他奠定了重要的专业积累。在持续研究、学习与积累的过程中，王仁杰也日益痛切地感受到戏曲本体正在不断流失与变异。他对此深感忧虑：“我们的戏曲越来越多地被改造，融入了许多西方戏剧的元素，比如冲突理论。然而我们古典戏曲的结构、人物性格、表现手法等，与西方戏剧本不相同，自有其一片广阔天地。如今，戏曲舞台上不断有人推出各种新花样，一部戏投资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声、光、电等外在形式占据了舞台，反而令文学内涵萎缩，演员的表演艺术退步。大家都在追求创新革新，我却反其道而行之，执着于回归传统，追寻戏曲最本质的核心。起初我并不太懂戏，只是仔细去看，观察老艺人们如何表演，尤其是传统戏——锣鼓一响，我便在台下毕恭毕敬地观摩。一遍又一遍，看得烂熟于心，甚至能背诵，琢磨人家为何这样写、这样演，与当下的戏曲有何不同。比较之后我发现，依然是传统的东西最为精妙，令人叹服。后来我也深深喜爱上了昆曲。” 经年累月地看戏、写戏、研戏，王仁杰总结出几点深切体会：其一，要多看戏，尤其是传统戏，从中窥见中国戏曲文化的原初样态，把握戏曲的本体；其二，要潜心阅读戏曲名著，亲自揣摩、融会贯通、深入理解。那些清丽词句，读来口齿留香，听罢余音绕梁，昆曲的高雅与梨园戏的雅俗共赏，正是王仁杰为之沉醉的缘由。阅读王仁杰的剧本，尤其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渗透出的古典雅韵与传统之美。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当年“文学青年”的那股热忱，广泛涉猎历史、哲学等各类书籍，这也使他的剧本超越了仅靠辞藻堆砌的浅薄，透露出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王仁杰本人，也由此凝聚出一身浓郁的文人气质。曾有评论家如此写道：“泉州有梨园戏，王仁杰生活在泉州。究竟是王仁杰找到了梨园戏，还是梨园戏等来了王仁杰？或许这只能归结为命运的安排。梨园戏的精神与王仁杰的气质，确实存在着大面积的契合。对历史的认知，对传统文化的探求，对民族心理的揣摩，对文人风骨的持守，使得王仁杰始终保持着传统文人的形象。” 对于传统文化，王仁杰始终怀有一份温情与敬意。在改编《牡丹亭》、《琵琶行》等经典名著时，他严格遵从原著精神，以极其审慎的态度进行剪裁。从事戏剧创作至今，王仁杰凭借对传统的深沉热爱，以坚守戏曲本体的不变来应对世事的万变，抵御了种种席卷戏曲界的时髦潮流以及金钱利益的诱惑。这位“戏痴”固执地相信，“人一辈子只能专心做好一件事”，因此他拒绝创作电视剧本，多年来始终执着地用毛笔、宣纸，以工整小楷一字一句地勾勒心中的传统戏剧世界，不慕功利，只待遇到真正心仪的题材才铺纸研墨。他解释道：“用毛笔小楷书写很耗费精力，正因如此才会惜墨如金，避免行文啰嗦。我并非想成为书法家，只是自己用宣纸印制稿纸，甚至书写繁体字——我觉得在表现古人情怀的唱词时，这种方式能让我更深入地体悟其中的意境。”王仁杰常常在截稿前夕闭门不出，昼夜颠倒地奋笔疾书，以至于每完成一部作品，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寻找合适题材并非易事，他也因此积欠了十余部戏的创作债。其中一部戏，他拖欠了整整十年之久，最后十天里，他顶着高烧通宵达旦地工作，躺在床上，想到一句便爬起来记下一句。剧本完成后，他已精疲力竭，连重读一遍的力气都没有，乃至剧目正式上演时，自己都不敢前去观看。而这部在病中“煎熬”诞生的《琵琶行》，再次将王仁杰的名字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晚九时十九分，中国著名戏曲剧作家王仁杰在福建泉州逝世，享年七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