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斋（1900—1942），原名王有廷，祖籍山东，出生于海参崴一个旅居俄国的华侨家庭，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上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他的童年时光主要在哈尔滨度过，随后跟随家人南迁至上海定居。王献斋早年接受高等教育，毕业于沪江大学医科，之后曾在上海开设自己的眼科诊所，并一度担任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精益眼镜公司的专业验光师。192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得到电影导演张石川的赏识，张石川极力劝说其放弃原有职业投身电影事业，王献斋由此进入明星影戏学校学习表演，毕业后即成为明星影片公司的签约演员。在明星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滑稽大王游沪记》中，他初次亮相并饰演配角，不久后便担纲主演了影片《张欣生》。踏入影坛后，王献斋迅速展现出其非凡的表演天赋，尤其在《孤儿救祖记》一片中，他成功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反派角色，从而声名鹊起，奠定了在影坛的地位。此后，他的演艺事业蓬勃发展，相继在《玉梨魂》、《最后之良心》、《歌女红牡丹》、《狂流》等多部重要影片中饰演关键角色。其中，他在《最后之良心》中刻画的暴发户、《歌女红牡丹》中演绎的无赖丈夫、《劫后桃花》中诠释的地痞流氓，以及在《啼笑姻缘》中扮演的琴师形象，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电影初期以专精反派角色而闻名遐迩的杰出演员。当时的舆论界对其演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电影圈内，能将反派角色演绎得如此娴熟深刻、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唯王献斋一人而已，“第一个坏蛋”的绰号也因此响彻整个电影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怀着爱国热情加入上海影人剧团，远赴四川参与话剧演出，以艺术形式支援抗战。1939年，他返回上海，先后在华新、华成等影片公司继续从事电影工作，参与了《一夜皇后》、《白蛇传》、《葛嫩娘》等影片的拍摄，并曾主演影片《关云长忠义千秋》。1941年，在完成影片《魂归离恨天》的拍摄工作后，王献斋因病不幸逝世，其艺术生涯戛然而止，令人扼腕。
王献斋出生于海参崴，自幼便掌握了俄语，十七岁时随全家搬迁至上海，随后进入沪江大学攻读医科专业。完成学业后，他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正式挂牌行医。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国内精通西医的人才尚属凤毛麟角，因此这份职业在当时备受社会尊敬与羡慕。颇具趣味的是，王献斋本人却是一位深度近视患者，鼻梁上终日架着一副镜片厚重如酒瓶底的眼镜。一九二二年，明星电影公司在上海宣告成立，这一新兴的文化现象吸引了王献斋的注意。他时常前往片场观摩，很快便被电影拍摄这一充满创造性的行业深深吸引，于是毅然进入明星影戏学校学习表演。起初，他仅在影片中客串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并且向家人隐瞒实情，谎称参与电影拍摄能够获得额外收入。实际上，他不仅没有领取任何薪酬，甚至时常将家中的摆设物品悄悄带至摄影场，充当电影道具使用。王献斋对电影事业的这份执着与痴迷，令周围亲友都感到难以理解。 在电影产业刚刚起步的年代，电影演员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他们往往被视同传统意义上的“戏子”，普遍遭受社会的轻视与误解，被认为从事的是不够体面的行当。王献斋暗中参与电影拍摄的事情终究未能长久隐瞒，母亲得知后勃然大怒。每当母亲发火时，王献斋总是赔着笑脸默默聆听，既不辩解也不反驳，直到母亲怒气渐消、疲惫停歇，他才殷勤地递上茶水，以温和恳切的话语慢慢安抚母亲的情绪。久而久之，母亲虽不再严厉干涉，但内心始终不认可儿子放弃正经的医生职业而去扮演“戏子”的选择。即便王献斋后来出演了许多影片，他的母亲也从未观看过其中任何一部。 与祖母的态度截然不同，王献斋的女儿王薇对于父亲从事电影工作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她甚至从中获得了一些实际的好处，例如能够提前观看到最新电影的试映片。这让她在邻居和同学面前颇有优越感，时常得意地向他们透露电影中的情节细节，炫耀自己因父亲关系而享有的特殊便利。然而，当小伙伴们好奇地问起“你爸爸在电影里是演好人还是坏人”时，王薇总会瞬间脸红，含糊其辞地回答说父亲扮演的是好人。她既为自己不得不撒谎感到不安，也为父亲在银幕上专演反派角色的现实而感到难为情。为了争取女儿的支持并保守秘密，王献斋时常买糖果讨好她，叮嘱她绝不能在祖母面前提及任何与拍电影相关的事情。而在女儿王薇的心里，却藏着另一个念头：如果父亲不再扮演坏人、转而饰演正面角色，她宁愿自己攒钱买糖送给父亲。她甚至好几次以“向祖母告发”作为要挟，试图劝说父亲改变戏路，不再接演那些遭人憎恶的坏蛋形象。
王献斋之所以凭借反派角色大出风头，其重要契机源于电影《孤儿救祖记》的公映。这部备受瞩目的《孤儿救祖记》不仅成功推出了悲剧女星王汉伦与童星郑小秋，更让饰演大反派的王献斋脱颖而出；影片在当时引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使得王献斋一举成名，并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反派专业户的道路，其演艺生涯可谓一发不可收拾。凭借其瘦削的脸庞、醒目的鹰钩鼻以及日益娴熟的演技，王献斋在后续多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令人过目难忘的形象：无论是《最后之良心》中那位张扬跋扈的暴发户，《歌女红牡丹》中那个卑鄙无赖的丈夫，《劫后桃花》中横行霸道的地痞，还是《啼笑因缘》中性格复杂的琴师，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其中尤以这几个角色影响最为深远，被时人评价为“无赖标本”乃至“人类罪恶的象征”。著名编剧家洪深对王献斋的表演才华颇为赏识，屡次在自己参与的多部影片中特意为其预留出适合发挥的重要角色，可以说王献斋能在影坛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洪深的提携与支持功不可没。 由于近视程度相当严重，王献斋在日常生活中眼镜几乎不离身，但一旦进入拍摄状态，他却始终坚持不戴眼镜出镜。每次导演即将喊出“开麦拉”的指令时，他才会不慌不忙地摘下眼镜，身边同事常替他担心，生怕他某次疏忽忘记，定然会遭到导演的严厉训斥。偶尔在拍完几个镜头后，导演忽然想起此事，紧张地询问他刚才是否记得摘掉眼镜，他会故意装出忘记的样子，惹得周围众人一阵惊慌，随后才笑嘻嘻地澄清自己只是开玩笑。令人称奇的是，在长达二十年的电影生涯中，王献斋从未因忘记摘眼镜而导致穿帮或浪费胶片的事故发生。尽管银幕上的王献斋总是“劣迹斑斑”，但在现实生活里，他却是一位待人谦和的君子，也是圈内外公认的“好好先生”。有时他的戏份明明很重，可在演职员表中他的名字却被排得很小，若是换作旁人，恐怕早就要向公司提出交涉，唯独他从未因此红脸争执过一次。他始终全心投入于表演本身，将其他琐事一概抛诸脑后。 王献斋珍藏着一本纪念册，其中搜集了许多“名家题词”，内容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影星胡蝶曾留下妙语：“王先生，你是假坏人。”影评人陆小洛则写道：“人们都以为老兄是绝顶的坏人，这就是你的成功。”而导演郑正秋的题词尤为精辟：“哪怕社会上人多么坏，难逃你的眉目传神，使得坏人无所遁形。”这些题词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也生动映照出他戏里戏外截然不同的个人魅力。
在《真假千金》这部作品中，王献斋曾饰演陆文卿，其女装造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发妻在婚后不久便不幸离世，自此王献斋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坚守着对亡妻的怀念，决心不再续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毅然加入“影人剧团”，跟随团队辗转内地进行救亡演出，宣传抗战精神。在重庆期间，他因长期奔波劳累而病倒，处境颇为艰难。正是在这段最困顿的时期，一位女士给予了王献斋无微不至的陪伴与照料，她就是演员袁竹如——早年她在明星公司拍戏时曾使用艺名袁莉莉。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两人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影人剧团解散之后，王献斋便带着这位新伴侣返回上海，重新开始了生活与事业。王献斋不仅持续活跃于电影银幕，也经常参与舞台剧的演出，展现出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王薇，在父亲长期的言传身教之下，也对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最终选择走上同样的艺术道路。有一次，王献斋在话剧《雷雨》中饰演鲁贵一角，原定扮演“四凤”的演员突然抱病无法登台，王薇便临危受命，接替了这一角色。第一幕第一场正是鲁贵向女儿四凤讲述鬼故事的段落，王献斋本就擅长营造诡谲氛围，加上他与王薇是真实的父女关系，彼此之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默契十足。在舞台昏暗的灯光映照下，王薇听得全身紧绷、胆战心惊，完全沉浸于角色情境与舞台特有的气氛之中。演出结束后，周围同仁与观众纷纷称赞他们父女二人的同台表演真挚自然，堪称完美。此后，王薇正式成为一名职业演员，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剧生涯。每当夜场戏散，时间已近午夜，返回家中所经过的弄堂又深又暗，王薇总感到阴森可怖，于是常常在弄堂口便如百米冲刺般向家里飞奔。而王献斋只要一听到女儿急促的脚步声，即使已经睡下，也会立即起身推开窗户，朝外高声唤道：“王薇，回家咧！”这声熟悉的呼喊让女儿顿时感到有了依靠，内心也随之踏实起来，她便不再慌张疾奔，而是舒缓呼吸，从容走完剩下的路。王献斋对女儿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与守护，实在令人感动。
年仅四十二岁，王献斋便猝然与世长辞，令所有相识者无不深感痛惜与扼腕。将他生命无情夺去的，正是那长期过度紧张与疲劳的工作状态。在参与拍摄《银枪盗》的过程中，身体本就孱弱的王献斋需要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其中包括从高处跃下，而后其他演员还需跳压在他的身上。这次拍摄导致他摔伤严重，加之数人重压，据传其胃部因此受损。由于影片赶着上映，在仅请伤科医生进行简单诊治后，王献斋便匆匆返回摄影场，根本无暇静心休养，而是投入了连续的通宵拍摄。本就体质不佳的他又不幸感染风寒，起初病症看似轻微，但他始终处于异常繁忙的状态，难得有片刻空闲，更遑论得到充分的休息。他时常需要同时兼顾两部影片的拍摄，每日奔波于两个摄影场之间，回到家时往往面色苍白，筋疲力尽，倒头便睡。如此积劳成疾，风寒逐渐演变为严重的伤寒，病情日益沉重，最终竟至一病不起的境地。王献斋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影片名为《生路》，影片虽已杀青，他的病势却已深入膏肓，药石罔效。这位在电影界耕耘二十载的元老级人物逝世的消息，于上海各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与波澜，诸多报章均以显著篇幅刊发报道以示哀悼。因成功饰演中国版“陈查礼大侦探”而闻名的演员徐莘园，特意撰写了一幅挽联，以精炼的笔触，生动勾勒出这位“银幕大反派”真实的人生轨迹。其上联写道“灯下见奇才，表演逼真，生路竟成死路”，下联则为“幕前留幻影，形容尽改，恶名即是美名”，寥寥数语，既概括其艺术成就，亦暗含对其敬业生涯的无限感慨与追思。
在中国电影事业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历史中，曾有这样一位以饰演反派角色而广为人知的电影明星，有趣的是，他在现实生活里却是业界内外公认的谦和善良之人。当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刚刚进入大众视野，其社会认知与影响力还远未普及之时，这位怀揣着炽热电影梦想的先行者，便做出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决定：他毅然放弃了原本稳定且受人尊敬的眼科医生职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片充满未知却又魅力无穷的艺术新天地之中。这位在银幕上被誉为“反派第一号”的杰出演员，就是为中国早期电影留下深刻印记的王献斋。
王献斋先生毕生致力于电影艺术，其演艺生涯中主演了众多影片，可谓将毕生的才华与精力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银幕。他所成功塑造的一系列反派角色深入人心，曾被当时的观众与评论界形容为“无赖标本”，甚至被誉为“人类罪恶的象征”，足见其表演所具有的强烈感染力与典型性。早期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曾如此评价他的演技：他的表演“并非仅仅停留在外在形象的刻画，而是仿佛从骨子里透出一种坏，那种由内而外自然流露的邪气，真正展现了其过人的艺术天赋，常常令人感到出乎意料”。在银幕故事中，王献斋可谓演绎尽了各种奸恶之事，说尽了种种阴险之语，将反派角色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实际的个人生活里，他却是一位举止得体、谈吐文雅的谦谦君子，其高尚的品德与谦和的为人处世态度，在电影同行中广受赞誉与称道。他生前曾秉持这样的信念：“做人就得做一个好人，否则便自绝于人群，终将得不到好的结局”。这句朴素而深刻的话语，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他对于舞台银幕上的角色塑造与现实生活中个人操守之间关系的独到体会与人生心得。令人惋惜的是，1942年，王献斋先生病逝于上海，其艺术生涯虽然戛然而止，却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据统计，他一生大约参与了超过八十部（集）影片的演出，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这段时期，一系列重要的著作相继问世，它们以年份为序排列如下：《滑稽大王游沪记》（1922年）、《张欣生》（1922年）、《孤儿救祖记》（1923年）、《苦儿弱女》（1924年）、《玉梨魂》（1924年）。进入1925年，则有《最后之良心》、《可怜的闺女》、《上海一妇人》、《小朋友》以及《新人的家庭》等多部作品出版。随后的1926年，出版活动依然活跃，产生了《多情的女伶》、《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好男儿》、《她的痛苦》和《未婚妻》。1927年是一个成果颇为丰硕的年份，共有《二八佳人》、《为亲牺牲》、《侠凤奇缘》、《田七郎》、《血泪碑》以及《真假千金》等多部著作面世。 时间来到1928年，出版了《奋斗的婚姻》和《女侦探》，同时还有《火烧红莲寺》（第2-3集）。1929年的出版成果包括《爱人的血》、《富人的生活》、《忏悔》，以及《火烧红莲寺》（第4-8集）和《血泪黄花》（上、下集）。1930年，则有《火烧红莲寺》（第10-16集）、《三个父亲》、《碎琴楼》和《桃花湖》出版。1931年问世的著作包括《银幕艳史》、《歌女红牡丹》、《旧时京华》、《如此天堂》以及《生死夫妻》。1932年的出版物为《慈母》、《战地历险记》和《啼笑姻缘》。 1933年是一个出版高峰，先后有《春水情波》、《满江红》、《狂流》、《盐潮》、《脂粉市场》和《姊姊的悲剧》等多部作品推出。1934年出版了《路柳墙花》、《女儿经》和《同仇》。1935年的著作是《大家庭》、《劫后桃花》和《热血忠魂》。1936年则有《海棠红》、《小玲子》和《新旧上海》面世。1937年出版了《古塔奇案》、《梦里乾坤》、《压岁钱》以及《社会之花》。此后，在1939年出版了《葛嫩娘》。 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1940年的出版物包括《杜十娘》、《乱世家人》、《描金凤》和《潇湘夜雨》。最后，在1941年，出版活动达到了又一个高潮，共有《生路》、《新姊妹花》、《铁窗红泪》、《江南小侠》、《小妇人》、《银枪盗》以及《魂归离恨天》等多部重要著作在这一年集中问世。
在电影《道德宝鉴》（1933年）的拍摄过程中，他担任了导演一职，展现了其执导影片的全面能力。而在此前的创作生涯里，他亦积累了丰富的辅助执导经验，例如在影片《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1926年）中，他便以副导演的身份参与制作，协助完成了该片的拍摄工作。随后，在系列电影###BOOKTITLE_1###（1930年）的第二集里，他继续担任副导演，深入参与了该片的创作环节。紧接着在同一年，他又在###BOOKTITLE_2###的第三集中再度出任副导演，持续为这一系列作品贡献了自己的专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