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童年和少年时期，他都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一九二八年，他离开平遥，考入太原的进山中学继续求学。一九三一年，王瑶又考取了天津南开中学，但因家境所限难以承担高昂学费，遂转入张家口察哈尔第一中学就读高三年级。一九三四年，凭借出众的成绩，他成功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大学期间，他因学识广博、思想活跃开放，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小周扬”和“小胡风”。一九三五年，他积极投身于反对“华北自治”的学生爱国运动，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次年五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一月一日，他受组织委托，主持编辑《清华周刊》第四十五卷。 一九三七年暑假，王瑶返回家乡平遥。不久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战火阻隔，他未能随清华大学南迁，被迫滞留故乡。在此期间，他依靠经商和为他人辅导功课来维持生计，同时也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至一九四二年，他才得以南下，先至成都，在当地一所中学担任教员，随后又转赴昆明，继续在中学教书。同年九月，他正式在西南联合大学复学，之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专攻汉魏六朝等中古文学。此后，他便在清华致力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一九四三年七月，他从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并于同年随清华大学复员。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留校任教的机会。一九四四年，经闻一多先生介绍，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 一九四六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王瑶随校返回，先后担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等职务。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与杜琇相识相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三年里，王瑶笔耕不辍，先后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清华学报》《国文月刊》《文艺复兴》等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三十余篇关于中古文学的研究论文。这些文章内容涵盖中古文学的诸多重要学术议题，不仅史料详实丰富，观点深刻独到，在材料分析与论证方法上也别具一格，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全国文联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而开展的“洗澡”运动中，王瑶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一九五二年，他服从院系调整的安排，转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同年五月，他的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完成初稿。一九五三年，《中国新文学史稿》正式出版发行。这部著作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王瑶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他撰写了《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一文，直接参与了对俞平伯先生的批判，此事后来成为他一段不愿多提的经历。 一九五七年，王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并获鼓励为新中国文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然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他被视为学术领域的“白旗”而受到批判，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从事学术研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先后遭到西颐中学红卫兵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红卫兵的抄家。九月，他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和“漏网右派”。一九六八年八月，他被关入“牛棚”，接受审查与监督劳动。直至一九七三年，他在“五七”干校的审查批判才告一段落，得以返回北京。 此后，王瑶先后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并主持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七八年，他负责招考“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当时报考人数超过八百人，最终仅录取七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他已身患疾病，仍坚持前往苏州参加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王瑶因肺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曾有人向王瑶先生询问近况，王瑶并未直接作答，而是以一句风趣的比喻回应道：“如今每日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乍听此言，提问者一时困惑不解，误以为王瑶近来生活颇为困顿。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原来，王瑶素来喜爱饮水，每日都要喝下十几瓶清水，这便构成了所谓的“水深”；同时他又嗜好抽烟，常手持一柄福尔摩斯式的大烟斗，含在唇间吞吐有声，烟斗中火光忽明忽暗，缭绕的烟雾更添几分热气，这便成了他口中的“火热”。两相结合，便成就了这番幽默的“水深火热”之喻。 王瑶先生自幼勤奋好学，埋首典籍，以至于年纪尚轻时，头发便已渐渐斑白。对此他时常感慨道：“这本不该白的，如今却已白了。”另一方面，因长期抽烟的习惯，他的牙齿几乎都被熏成了深沉的黑色，面对这一变化他又自嘲说：“这不该黑的，反倒全都黑了。”一头白发与满口黑齿相互映衬，形成鲜明对比，王瑶便又借此打趣道：“这可真是‘黑白颠倒’了呀！” 到了晚年，王瑶在学术领域贡献卓著：他负责参与编撰了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曾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并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积极提携后进，大力扶植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1987年，他成功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精心挑选陈平原等一批杰出学者组成课题组，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然而，在积极投身各项事业的同时，王瑶内心亦怀有一种深沉的感慨：他认为，无论奋力从事何种工作，都仿佛是一种“垂死挣扎”；但若全然无所事事，则又无异于“坐以待毙”——两相权衡，他宁愿选择前者，以“垂死挣扎”的姿态继续前行，也不愿陷入被动“坐以待毙”的境地。这种略带悲壮而又不失豁达的人生态度，恰恰折射出他历经岁月沉淀的智慧与幽默。
在学术探索的漫长旅程中，王瑶始终秉持“师朱（朱自清）法鲁（鲁迅）”的治学路径，尤其注重效法鲁迅的研究方法与精神取向。鲁迅曾有一段深刻的论述：“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王瑶对此深表认同，并进一步指出，这段论述直至今日，依然是我们学习和继承古典文学遗产时所应遵循的重要准则。对于像陶渊明这样一位在历史长河中被赋予诸多模糊乃至矛盾解读的诗人，采取这样一种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方式，就显得尤为关键和迫切。鲁迅一贯强调的知人论世原则，即注重历史脉络的关联，深入考察文人的生平际遇与其文学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其方法论的核心。鲁迅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文艺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到了后期，他更坚定地认为，若不先行厘清历代的经济结构、政治状况与社会生活面貌，便无法真正理解文学的发展与演变。 王瑶不仅继承了鲁迅的这一研究方法，更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发扬与拓展。他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始终致力于尽可能贴近历史原貌，努力还原历史语境，坚持将作家及其作品置于其所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中进行综合考察与辩证分析。他所倡导的“客观文学史观”，其精髓便在于“实事求是，研究问题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正是由于王瑶在文学史研究中一以贯之地坚守这种历史观念，客观性自然成为了其学术工作的重要基石与必然保障。他曾明确阐述：“文学史研究的努力方向，必须与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相吻合，必须与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潮流及文化风貌相互关联，唯有如此，诸多学术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客观且令人信服的解答。”正是基于对客观性原则的深切尊重与执着坚持，王瑶在评议林庚的著作《中国文学史》时，清晰地区分了“诗”与“史”的不同性质与功能。他指出，林庚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创作”的色彩，“诗”性所蕴含的主观情感与想象，难免会导致对历史阐释的某种偏离或片面性。 王瑶始终密切关注文学史与宏观历史、时代变迁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在学术研究上，他极力主张“要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汲取营养”，并认为“即便是历史研究，也应当倾听生活的呼声与时代的召唤”。他通过一系列重要文章，专门强调了培养和保持“历史感”的极端重要性，例如在《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等文中，他便直言不讳地指出，特别是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许多文章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缺陷，即缺乏必要的历史感，未能将所论述的作家或文学问题与当时的时代条件、社会状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更有甚者，部分研究者为了追求理论表面上的深刻或新颖，不惜进行缺乏根据的揣测与主观臆断，完全脱离时代背景与历史联系来孤立地剖析作家作品，在王瑶看来，这无疑是一种不够严肃乃至根本错误的研究态度。
王瑶先生一生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他所培养的弟子广泛分布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在学术上取得显著成就、成为领域内中坚力量的学者为数众多。在此，我们简要介绍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弟子：第一位是现代文学研究家。他笔名一石，满族，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自1955年起，他拜入王瑶先生门下求学。1960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继续深造，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并于1964年研究生班毕业，随后留校任教。他曾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同时兼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的理事。他的学术生涯长期聚焦于中国现代诗歌及鲁迅研究。早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就曾与同学合作编写了《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开始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系列关于鲁迅的学术论文，此后更独立或与他人合作，陆续发现了十五篇鲁迅的佚文，这些重要发现曾在鲁迅研究界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反响。他出版的学术专著包括《〈野草〉研究》、《李金发和初期象征派诗》以及《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等。第二位是现代文学研究家，籍贯浙江杭州。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同样师从王瑶先生。1981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从事教学工作。他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他的研究在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脉络的同时，较多地侧重于对鲁迅和周作人的深入探讨。他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他人合作）、《心灵的探寻》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这些著作问世后，国内多家重要报刊曾先后刊发文章予以介绍和推荐，获得了相当高的学术评价。此外，他与他人合作撰写的单篇学术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其研究方法新颖、学术观点独到，在发表后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密切关注。第三位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家，广东潮州人。他于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跟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目前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他学术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各类著作共计约三十种。此外，出于推动学术走向民间的理念，他在1991年至2000年间与友人合作主编了人文集刊《学人》；从2001年起，他又开始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在严谨的治学工作之外，他也勤于撰写随笔文章，借此关注现实社会与人生百态，并以此保持内心的洒脱境界与温润性情。第四位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家，籍贯广东紫金。他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他是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持人，并被教育部授予国家级“教学名师”荣誉称号。他于1984年师从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也是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的召集人。他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委员，并担任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的执行主编。他的研究教学领域主要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以及语文教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以及《中国现代当文学专题研究》（合著）等。
王瑶先生是中国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兼具深厚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学养，这种跨越古今的学术积累，塑造了他“学贯古今”的独特学术品格，并为“清华学派”的构建与演进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其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集》成就卓著，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长期引领该领域的研究方向。该著作不仅以史料翔实、考辨精审著称，更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重要的现代化转型，为后来的学术探索开辟了崭新的路径。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成功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从传统文学研究框架中独立出来，其所建立的体系与研究模式影响深远，该著作曾被翻译成日文，在国际学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外，王瑶先生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的关键代表人物，其著作《鲁迅作品论集》被学术界广泛公认为鲁迅研究的权威之作，深刻体现了特定时代的学术高度。他的学术工作始终与时代的先进思潮保持着紧密的互动与联系。凭借其卓越的教学活动、丰硕的学术成果以及深刻的思想见解，王瑶先生已成为“北大精神”的重要象征与代表之一。
为纪念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者王瑶先生，并进一步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持续繁荣与学术创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于公元2000年正式创立了“王瑶学术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和鼓励国内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畴内所取得的具有显著突破性与开创意义的学术成就，其评奖活动每四年定期举办一届。每一届评奖均分为优秀著作奖与优秀论文奖两个类别：其中著作奖设立一等奖一名，可获得奖金人民币两万元，二等奖三名，每位获奖者奖金各一万元；论文奖则设立一等奖两名，每位获奖者奖金各五千元，二等奖六名，每位获奖者奖金各二千元。评奖章程中亦明确说明，若当届评选未能产生足够符合条件的成果，一等奖奖项允许出现空缺。此外，研究会还组织编纂了王瑶纪念文集，以此汇集并传承其学术思想与精神遗产。
朱自清先生作为著名的散文家与文学史家，曾如此评价：“你能够从宏观视角把握问题，将繁杂琐碎的材料梳理出清晰的脉络，这是十分难得且极具价值的；同日拜读你的《古文辞的研读》，也深感其中蕴含着独到的见解。”当时，王瑶先生（在前排左三位置）正与他的学生们在一起。严家炎先生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他指出：“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我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一部体系完整、史料翔实的通史性著作，这部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不仅如此，他在鲁迅研究、巴金研究以及现代文学诸多专题领域的探索，均达到了相当精深的高度。”钱理群先生同样以文学史家的身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王瑶先生正是一位极为罕见的、具有‘鲁迅式’风骨的学者，一位‘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典范。”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教授则分析道：“他的卓越之处，在于能够在复杂的学术环境中尽力调和与化解各种矛盾，并在那种高度政治化的写作状态下，依然努力探寻并展现一位文学史家应有的才华与历史洞见。”文学评论家蓝棣之先生回忆其授课风采时说：“他的讲课充满艺术的感染力，虽然从不携带讲稿，却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思路纵横开阔，谈论海阔天空，却又始终紧扣核心主题；叙述态度力求客观冷静，但言语间却洋溢着真挚的学术激情。”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夏中义先生总结道：“王瑶先生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真正具备大学者资质与气魄的杰出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