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元年，即公元1909年8月11日，吴晗降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个普通家庭。其家境并不稳定，时常在维持温饱与略具盈余之间起伏。父亲吴滨珏身为秀才，对子女管教甚为严格，尤其重视学问修养。吴晗自幼天资聪颖，很早就展现出对历史的强烈兴趣，其中又以明代历史最为吸引他。1916年，七岁的吴晗进入傅村育德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民国十年（1921年），时年十二岁的吴晗顺利考入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即现今的金华一中）。此时家中人口已达六人，经济负担日益加重，而一学期的学费折算下来约需一千四五百斤稻谷，几乎占据全家收入的四分之一。尽管如此，父亲吴宾珏仍决心全力培养长子，不惜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供其读书。每逢寒暑假期，吴晗都是独自肩挑行李，徒步行走七八十里路往返于学校与家乡之间。民国十四年（1925年），吴晗自中学毕业，因家道逐渐中落，他选择回到本村小学任教，以微薄薪俸补贴家用。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季，吴晗成功考取杭州之江大学继续学业。次年夏天，十九岁的他又进入上海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学习，在此期间，他对史学考证方法的兴趣日渐浓厚。由于频繁在图书馆查阅典籍，他初步接触了目录学与版本学的知识，并开始认识到掌握这些工具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与校长胡适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成为胡适的得意门生，不久后撰写的《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获得了胡适的高度赞赏。民国十九年（1930年），经由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引荐，吴晗进入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担任馆员。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因胡适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晗决心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在备考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努力补习英文，但数学始终未能入门。最终因数学考分为零，他未能被北大录取。随后吴晗转投清华大学史学系，考试中数学再次得零分，然而文史与英文科目仍获满分。清华大学虽亦有相关录取规定，但鉴于吴晗在文史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最终决定破格录取他。入学后，胡适立即与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商议，为吴晗争取到“工读生”待遇，安排他从事历史档案整理工作，使其足以负担生活开支与学费。进入清华后，吴晗遵循胡适的建议，立志“将自己培养成能系统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大学期间，他勤奋笔耕，累计发表四十余篇学术文章，其中如《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深受当时史学界前辈学者的重视与好评。毕业后，吴晗留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程。1933年秋天，他与巴金、朱自清等文化界人士共同创办了《文学季刊》。次年4月，他又与汤象龙等同仁发起成立了以青年文史工作者为核心的“史学研究会”，明确以“为新史学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为宗旨。1934年夏季，吴晗以出色成绩完成学业，最终如愿受聘于母校清华大学，开始了其执教与研究的生涯。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晗应云南大学之聘担任教授，随后转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等校南迁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吴晗因目睹时局动荡与社会不公，对现状日益感到不满，逐步投身于抗日救亡与民主运动的浪潮之中。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南下建立，汇聚了大批流离失所的师生，成为抗战后方重要的学术与文化中心。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已在云南大学任教近三年的吴晗重返母校清华，其思想开始明显向左翼转变。当时国难深重，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却屡屡传出国民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传闻，而中共地下组织则巧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西南联大校内积极活动，广泛动员师生反对蒋介石的统治，并与吴晗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流。内外交困的时局、个人生活的清贫困苦、学术环境的艰辛以及腐败传闻的蔓延，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吴晗内心的愤懑。加之其挚友、著名学者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幸离世，这一打击更深化了吴晗对当时当局的失望与憎恶。在西南联大从事教学期间，吴晗致力于历史教学的革新，他将从远古至现代的历史系统地划分为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兵制、刑法制、科举制、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战救国等十二个专题，以此避免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历史课程内容的重复与割裂，体现了其独特的历史教育理念。同一时期，他还潜心著述，完成了《明初杭州之纺织工业》《明成祖仁宗景帝之妃及其他》《路引》等大量学术作品，因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与鲜明的现实关怀，被当时学术界誉为“当代的太史公”。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吴晗偕同夫人袁震前往重庆拜访中共元老董必武。其实在此之前，吴晗与董老早已通过书信有所往来，因此双方初次见面便倍感亲切，相谈甚洽。吴晗详细介绍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思想动态与生活状况，董必武则深入分析了抗战的整体形势，并生动描述了延安地区的实际情况与社会风貌。这次会面对吴晗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4月，受党组织委派，负责联系民主同盟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新民及其夫人李文宣主动与吴晗取得联系。同年7月，经周新民与学者潘光旦二人介绍，吴晗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自此他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并彻底摒弃了以往所信奉的胡适倡导的“读书救国”理念。由此，吴晗逐渐从一位专注书斋的历史学者转变成为活跃于社会前线的政治活动家。在中共组织的支持与鼓励下，他积极投身于各类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活动中，其政治态度日趋尖锐，对国民政府的批判也愈发激烈与公开。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时期起，吴晗的学术研究重心发生明显转移，他再未撰写出一部与其早年史学成就相媲美的专著。加入民盟后，吴晗首先想到要引荐其好友、著名诗人与学者闻一多。1944年夏，经吴晗介绍，闻一多也正式成为民盟成员。不久之后，吴晗本人担任了民盟云南省支部的青年部长，成为领导青年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历史使命宣告解散，吴晗随即动身前往上海。寓居上海期间，他接连获悉李公朴与闻一多相继遭暗杀的噩耗，内心陷入巨大的悲痛与愤慨之中。挚友的遇害令他怒不可遏，在此情绪推动下，他连续撰写多篇文章，犀利抨击独裁统治、专制政权以及暗杀行径的罪恶本质。在《论暗杀政治》一文中，吴晗尖锐地指出，独裁与专制所能给予人们的“自由”，无非是“失踪，挨打，被造谣中伤，以致挨枪刺、手榴弹、机关枪，还有无声手枪之自由”。他进一步批判道，此类依靠暗杀手段维持的政治形态，实为一种“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反动政治，充分暴露其虚弱与残暴的本性。 同年7月17日与18日晚，吴晗两次于张君劢住所内会见了周恩来。这次会面对吴晗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使他更加明确地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主张，双方关系由此变得日益密切。此后，吴晗开始承担一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党组织亦在活动经费上给予他必要的支持。他时常秘密收听来自解放区的新闻广播，将收听内容仔细记录后，再通过传抄、油印等方式进行复制并暗中散发，借此传播中共的声音，扩大其在国统区的影响。由于其活动日趋活跃，吴晗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密切监视，最终被列入计划抓捕的名单之中。经地下党组织周密安排，他于1948年11月顺利抵达位于河北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并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待。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吴晗返回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同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与政策方针之中。他的言行对许多知名教授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他们的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其中受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原本不过问政治的朱自清教授。在吴晗的感召下，朱自清也开始积极参与各类反对蒋介石政权及美国干涉的公开通电、联名签署等活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敦促与具体协助下，吴晗偕同夫人辗转抵达解放区，再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同志还特意仔细阅读了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体现出对其学术工作的重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吴晗满怀激情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随后，他以副军代表的身份参与了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接管工作，并先后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重要职务。同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从而以新的身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吴晗荣幸地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于同年十一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主要负责文化教育领域的相关工作。在其后的政治与学术生涯中，他先后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重要职务。在学术建设方面，吴晗主持开展了多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包括组织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对《资治通鉴》进行系统的标点整理。此外，他还领导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考古发掘工程，为明代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吴晗始终高度重视历史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这两部影响广泛的读物。一九五七年三月，吴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五九年开始，他承担起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的任务。同年九月，他先后发表了《论海瑞》及《海瑞骂皇帝》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倡导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精神。次年，即一九六零年，他创作完成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吴晗与邓拓、廖沫沙二人合作，共同使用“吴南星”这一笔名，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名为《三家村札记》的杂文专栏，该专栏以颂扬社会正气、揭露与批评时弊为主要宗旨。到了一九六五年，他的学术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版修改稿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深入研究历史问题上达到了新的学术水准，具有相当高的理论价值与学术贡献。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之后，吴晗在精神与肉体两方面均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摧残。当年夏季，他虽已被关押，但针对他的批判运动却并未停歇，反而持续升级，势头愈演愈烈。在举国上下批判所谓“三家村”的那段岁月里，吴晗的家人屡屡在深夜被一阵阵猛烈的砸门声惊醒。其幼子吴彰后来回忆道：“（我）总是吓得躲进母亲怀里。那些人翻墙入院，强行破门而入。整个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之类充满暴力意味的大字标语。”不久之后，吴晗本人被送入劳改队，在漫长的折磨中，“他身上总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一九六八年四月，他的妻子袁震同样被关进劳改队，并在之后不幸双腿瘫痪。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九日，年仅十一岁的吴彰跟随十五岁的姐姐吴小彦前往太平间，探望已于前一日离世的母亲。他们看到“母亲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残留着几滴泪珠”。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吴晗本人也在持续迫害中不幸去世，终年六十岁。他的骨灰至今仍不知所踪。而其妻子袁震早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就已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则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狱中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直至一九七九年七月，北京市委正式为所谓的“三家村反党集团”这一历史冤案平反，宣布为吴晗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并全面恢复其名誉。
吴晗天资聪颖且治学勤奋，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他便已展现出卓越的史学才华，先后撰写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系列颇具洞见的学术文章，这些成果在当时的历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1934年自清华毕业后，吴晗留校担任教职，主讲明史及明代社会等相关课程，其学术造诣与教学影响力迅速提升，足以与陈寅恪、张荫麟等史学大家并肩而立。吴晗青年时期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体现在对“建州史”的深入探究上。建州本是女真族先祖繁衍生息之地，然而自努尔哈赤率部入关建立清朝之后，清廷为强化自身正统性，竭力否认建州地区曾受明朝管辖的历史事实，并在官方编纂的《明史》中系统地对相关史实进行篡改、伪造与歪曲。这种对历史的操纵并非孤例，正如鲁迅先生曾尖锐指出的：“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这段论述深刻揭示出历史文本在权力干预下所遭遇的 systematic 改造，中国的历史记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一页页遮蔽与撕毁。吴晗通过严谨的考据工作最终证实，早在明代朝廷便已设立“建州卫”进行管辖，女真族长期隶属于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项研究不仅厘清了一段关键史实，也促使吴晗自身的史学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正如他后来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所明确阐述的治史原则：其一，只论是非，不论异同；其二，坚持求真；其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其四，坚信“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些主张清晰地表明他对官方修史传统产生了深刻的质疑与反思。在《史学》创刊一周年的致辞中，他进一步写道：“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这标志着他将史学研究的视角从庙堂转向民间，致力于构建一种更为广阔、更贴近社会本质的历史叙事。
吴晗未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学科成绩存在严重不均衡。当时北大的入学考试要求必须同时考核文史、英文和数学三个科目，吴晗在文史与英语两科中表现极为出色，均获得了满分，然而他的数学成绩却意外地考取了零分。根据北京大学当时的招生章程，任何一门科目出现零分的情况均不予录取，这一规定使得吴晗失去了进入北大的机会。在此之后，他转而报考清华大学，在考试中取得了与北大相同的成绩分布——文史与英语依旧满分，数学仍为零分。但清华大学在审核时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态度，鉴于吴晗在文史领域的表现特别突出、才华罕见，决定打破常规，对其予以破格录取。正是这一决定，使吴晗最终成为“清华人”，从而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这段经历也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中一段常被提及的掌故。
一九三零年三月十九日，吴晗直接致信胡适，向他请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他在信中诚恳地写道：“明知先生事务繁忙，但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以如此科学的方法来为我解答困惑、指引方向。”不久之后，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也随之北上，经友人引荐，由顾颉刚安排进入燕京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胡应麟年谱》，这部作品标志着他正式踏上了明史研究的道路。吴晗再次为此写信向胡适求教，胡适在收到信件的次日便回复了他，对其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邀请吴晗“若有空暇，不妨于周末前来面谈”。自此，吴晗便成为胡适门下的“弟子”。当吴晗考入清华大学时，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已近乎衰落。胡适对这位弟子可谓格外关照，在吴晗被录取后不久，他便主动致信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与教务长张子高，信中写道：“该生家境清寒，本计划半工半读以维持学业，但他在清华并无熟识之人，恐怕难以迅速获得工读机会。倘若没有工作机会，他便无法顺利入学。我已劝他先办理入学，并承诺会代为请求二位相助。此事若能蒙两位鼎力支持，我将感激不尽。”此外，胡适还详细介绍了吴晗的学术能力与研究水平。尽管身为清华学子，吴晗在治学方法上却全面效仿了这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先生。胡适在给吴晗的书信中，曾就研究方向给予多方指导，他强调：“治明史并非要你另著一部新明史，而是希望借此训练你成为一位能够系统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吴晗对此深感触动，并表示：“先生思想之光所照，使我眼前四面皆成通途。”由此可见胡适对其影响之深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晗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激烈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应对。正是出于对当时政府的强烈不满，吴晗逐渐走出纯学术的书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他在政治道路上与恩师胡适渐行渐远。一九四三年七月，吴晗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在思想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曾对昔日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提及：如果当时工作做得更周全，或许还是有可能争取胡适留下的。到了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许多留在大陆的胡适友人均撰文表态，而吴晗却始终未发表此类文章，这在当时亦属不易。
在北京求学期间，吴晗结识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学姐袁震。如果说胡适对吴晗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学术方法与研究路径，那么袁震所带来的则是更为全面而深刻的塑造——她不仅在学术上给予吴晗启发，更在思想层面产生了关键性的引导，这种影响较之胡适更为深远且有力。袁震早年就读于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曾受教于董必武，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后因战乱与组织失去联络。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她不幸罹患肺结核，不得不长期卧床休养。在此期间，她的老师吴之椿与同学梁方仲曾先后照料她的生活，后因两人工作变动，便将照看之事托付给当时已在清华任教的吴晗。在这样的往来与相处中，两人逐渐互生情愫，最终发展为恋人关系。 病榻之上的袁震时常与吴晗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她本人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因此对吴晗身上所带的“胡适式史观”并不认同，曾以玩笑的口吻问道：“为何总是在胡适面前显得矮了三尺呢？”吴晗则含笑回应：“我在袁震面前，怕是矮了一丈还不止。”这番对话足见他对袁震的钦佩与倾慕。后来吴晗也曾坦言：“袁震对我走向党组织、认同革命事业、最终皈依马列主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尽管袁震长期卧病，又比吴晗年长三岁，这段恋情一度遭到吴晗家人的反对。然而吴晗坚定地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加之袁震的身体逐渐康复，两人最终于1939年10月在云南正式结为夫妻，携手共度此后的人生历程。
1984年正值吴晗先生诞辰七十五周年之际，为缅怀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与校友，清华大学决定在校园内具有历史意义的近春园遗址上修建一座纪念亭。同年8月31日，邓小平同志亲自挥毫，为纪念亭题写了“晗亭”二字。10月26日，这座纪念亭正式建成。次日，清华大学隆重举行了“晗亭”落成典礼，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字迹已被精心制成匾额，高高悬挂于亭内，成为亭中最醒目的标志。时隔近两年，至1986年4月27日，一尊吴晗先生的雕像在近春园“晗亭”北侧庄严落成。这尊雕像采用青色花岗岩雕刻而成，像体高达2.8米，基座上镌刻着概括吴晗生平事迹的简要文字。雕像由中央美术学院知名教授张得蒂女士负责设计并制作完成，为清华大学校园内纪念吴晗先生的重要人文景观增添了庄重的一笔。
二零零四年九月，正值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日，一个以研究其学术思想与生平贡献为宗旨的专业学术组织——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研究会，于此时正式宣告成立。这一机构的建立，不仅是对吴晗先生在史学领域卓越成就的深切缅怀，也为后续系统性地整理、探讨其学术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与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