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许知远的身影似乎总是与书籍相伴。无论是在乘坐地铁的短暂旅程中，还是在等待媒体采访的间隙里，他的手中或面前几乎从不缺少阅读之物——可能是一本摊开的书，一份英文杂志，甚至是一部厚重的英文字典。他以书为业，也以书为生：经营书店，开设专栏，持续创作。在过去的八年时光里，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再从《经济观察报》到《生活》杂志，这位在二十三岁便立志成为作家的人，其文字已然深入影响了新一代的年轻读者。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一岁，许知远坦言自己的写作风格发生了转变，从早年追求辞藻的华丽，逐渐转向注重对生活本真的体察与捕捉。“我渴望在写作中找到那些安宁而美好的事物。”他这样说道。尽管与此同时，他也坚信写作不应全然随性而为，发表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应当承担的义务。翻阅许知远的文章，其中常常流淌着众多西方知名思想家的名字。他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文章后来结集成册，便是《昨日与明日》，其名称正是有意仿效沃尔特·李普曼那著名的专栏“今日与明日”。不仅如此，他构建的参照体系也带有浓厚的英美印记：“尤其是在高中阶段，我那时深受李敖的影响。他不是常在文章里调侃，说什么都是西方的更好吗？”相比之下，他对于自身所处的传统文化，却感到“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有朋友评价，他在谈论中国时的口吻，“仿佛一个局外人”。在中学和大学时期，那些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构成了许知远最主要的阅读世界。北京大学图书馆里以三五块钱低价处理的《时代》过刊，成为他窥探与理解西方的重要窗口。这段集中的阅读经历，对他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判断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人、对于事物、乃至对于国家的认知框架，都来源于西方的经验与论述。例如，我曾深信个人主义是最为优越的价值理念。”2002年，许知远首次踏出国门，在美国停留了一个月。“以往对西方的了解大多局限于书本，而这次则是人与人之间更为感性的直接接触。那也是我第一次与那些曾经只出现在教科书或参考书中的人物进行真实的对话。像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罗伯特·希勒，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思考模式，甚至他们的言谈举止，都让我有所观察和借鉴，并逐渐帮助我形成自己的态度。当我见到加尔布雷斯时，他已是九十二岁高龄，却仍在撰写新书。那一刻我深受触动，我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那样的人，始终致力于开拓新的事业。”2004年，许知远首次为大陆以外的杂志《天下》撰写专栏。一位台湾学生曾提及，正是从这本在华人世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刊物上，他第一次读到了来自大陆作者的文章。这也标志着许知远“发现中国”之旅的悄然开始：“那时的感觉还很朦胧，并不知道该如何去书写中国。但写作与谈论本身成为一种探索的途径。正是在不断的言说中，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国认知上的空白——我不知该如何下笔，只能去参考《财富》、《纽约时报》等作品是如何描绘中国的。那是一片对我而言既陌生又充满挑战的知识与情感疆域。”从最初向中国读者引介西方，到后来尝试向台湾读者展现大陆，许知远感受到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当你越是试图描绘自己的国家，你就越能清晰地感知到与她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是在描绘过程中一点点浮现出来的。所谓的冷静与客观有时只是一种伪装，真正需要的是带有温度的关切，只要避免陷入过度情绪化就好。”自此之后，“中国”在许知远的笔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现在变得稍微清晰一些了”。他开始有意识地探讨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以及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在他的价值谱系中，也开始逐渐融入一些非英美传统的思想资源。近一两年来，他将更多的笔墨倾注于与中国相关的话题。他在《金融时报》中文版所开设的专栏，便是希望帮助海外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过去从不阅读鲁迅的他，最近几个月也开始研读鲁迅的作品。此外，他还计划走访中国的不同地方，通过与当地人的直接交流，将所见所闻真实地表达出来。他依然难以投入地阅读古文典籍，更多时候还是在阅读汉学家研究中国的著作。拥有微电子专业背景却时常就经济议题发表看法，文章中大量的引经据典，这些都成为外界对许知远最主要的质疑点。“‘专家’是多么愚蠢的一个头衔啊！”许知远如此回应。“我所关注的‘专业’是‘人’，这是一个更为宏观的范畴。而且，我大量引用他人言论，主要集中在大约二十三四岁的时候。使用引语，本身是一个学习与吸收的过程，也是一个建立连接的过程——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思想者，并为读者提供启发。那是我当时尝试进行分析与推理的重要方式。在西方学术传统中，这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但我们的社会氛围中有时存在反智的倾向，人们往往更偏爱直接而简单的结论。而我试图传递的更多是信息与推理的过程，而非一个斩钉截铁的观点。我不一定总有明确的观点，结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看法。当我有观点时，我自然会明确地表达出来。”许知远谈到，他现在开始更加关注那些细微的变迁。“成长的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砌，也是经验的沉淀，更是内心对自己所从事事业不断确认的过程。”那个曾经将李敖、孔庆东视为精神偶像的年轻人，如今已过而立之年：“世界的参照体系是多元的，你应当尝试从不同的源头汲取不同的经验。我自身尚未完全定型，还没有构建起一个封闭的体系，因此这些影响都是我的一部分。知识本身可能被不断更新甚至颠覆，但性格的塑造却能为人生的方向提供一种稳定性。生活并不总存在戏剧性的转折点，它更多是由日复一日的寻常工作积累而成的。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正是我个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