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即公历一八八三年十月八日，阎锡山降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亦商亦农的小康之家。其家族虽以经商为主，兼有田产，属于当地典型的小地主阶层。阎锡山九岁起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其间诵读了《三字经》等基础读物，并初步学习了《四书》《五经》中的部分典籍。至十四岁时，他因故辍学，随即跟随父亲阎书堂（字子明）前往五台县城，在自家经营的“吉庆长”钱铺中学习经商之道，开始涉足放贷收息以及各类金融投机活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阎锡山在一次投机生意中遭遇重大失败，背负巨额债务，父子二人只得离开家乡，逃往省会太原以躲避债主追讨。这段从事金融投机的经历虽然为期不长，却让阎锡山亲身体验了市场风险与人情世故，为其日后从事政治活动积累了初步的社会经验与处世智慧。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当时正在太原一家当铺担任店员的阎锡山，通过考试被山西武备学堂录取，从此踏上习武从军之路。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七月，他获得官费资助，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先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与军事基础，随后进入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进行实习，实习期满后正式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留学期间，在海外日益兴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熏陶下，阎锡山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十月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曾有幸面见孙中山先生，亲自参与了同盟会战略方针的讨论，共同制定了“南响北应”的重要策略，即计划在南方各省发动起义时，由山西省在北方予以遥相呼应。这一经历标志着阎锡山正式步入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历史洪流。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二十六岁的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等职。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进京参加陆军部为留日归国士官生举办的会试，成绩名列上等（当时分优、上、中三等），获赏陆军步兵科举人功名，并被授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军衔。其时清廷陆军部正推行新军改制，规定协统以下军官须由军事学堂毕业生或具有新军任职经验者担任，阎锡山凭借其学历与资质，在短短数月内便迅速升迁，先后出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及标统（职衔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期间及前后，阎锡山暗中联合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积极展开秘密革命活动，逐步将山西新军中的关键职位掌握在同盟会会员及同情革命的人士手中，为日后山西响应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后，潜伏于太原的同盟会成员迅速密谋策应，然而当时山西新军虽配备枪支，弹药却被当局提前收缴以防变故，因而未能立即举事。宣统三年，即公历1911年10月28日，清廷命令第八十五标南下平定动乱，部队借此机会领取了弹药，阎锡山及其他同盟会成员抓住这一关键时机，果断决定发动起义。次日清晨，该标军官中的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等人公开宣布起义，众人一致推举管带姚以价担任起义军总司令。起义部队迅速攻入太原城内，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随后成立山西军政府，并公推阎锡山为都督。 山西革命的消息传至北京，清廷上下大为震动，急忙派遣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军前往镇压。吴禄贞内心早已倾向民主革命，早年曾参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亦与华兴会共同策划长沙起义，实为革命同道中人。他此时意图联合阎锡山及其山西民军，共同在北方开辟革命局面，便于宣统三年（1911年）11月4日邀请阎锡山至娘子关会面。双方经过商议，决定共同组建“燕晋联军”，由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协议达成后，阎锡山随即派遣一营兵力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协力切断京汉铁路线，扣押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需物资，以此阻挠袁世凯进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并计划联合北上直捣清廷腹地。 袁世凯对此举深感忌恨，暗中买通吴禄贞的卫队长，设计将吴禄贞刺杀，致使“燕晋联军”的宏伟计划骤然夭折。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5日，清政府改任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令曹锟率领第三镇精锐进攻山西。同年12月13日，清军攻陷战略要地娘子关（位于今山西阳泉市平定县）。面对严峻形势，阎锡山听取了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决定采取分兵策略，以延续革命斗争。他亲自率领一部民军向北进入绥远地区，先后攻取包头、萨拉齐等地，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方向推进；同时副都督温寿泉带领另一部民军转向南下河东，与当地革命力量配合，相继攻克运城、绛州，并围困临汾，在清政府的后方与侧翼形成持续压力。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保存了山西革命力量，也对清王朝统治构成了实质性的牵制与威胁。纵观阎锡山的生平，积极参与并领导辛亥革命这段历程，无疑成为其政治生涯中最为亮眼的篇章。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初，正值“南北议和”启动之际，袁世凯违反约定，派遣第三镇官兵进攻山西民军。面对大军压境的严峻局势，阎锡山既畏惧袁世凯的军事威慑，又对其怀有政治上的幻想，因而接受了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所提的建议，主动致信袁世凯。他在信中表示，倘若袁世凯能够“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愿意拥护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后，阎锡山从归绥地区南返，途中抵达忻州时，突然接到袁世凯的电令，禁止他继续前行，这实际上意味着袁世凯不承认阎锡山担任山西都督的合法性。在此情形下，阎锡山清醒地认识到，袁世凯不仅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而且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整个政治局势已明显倒向袁世凯一方。于是他采取双面策略：一方面向孙中山请求援助与支持，另一方面又派遣亲信向袁世凯表达归顺的诚意；甚至在定都问题上，他也不再支持孙中山，转而公开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强调“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北京均为更合适的选择。袁世凯观察到阎锡山与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有所不同，态度较为顺从，便正式任命其为山西都督。自此，阎锡山开始全面主管山西军政事务。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等五个团体联合改组为国民党。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深怀敌意，阎锡山为求自保，于民国二年（1913年）春季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随后又依据袁世凯在民国元年11月4日所发布的命令，下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在当地的分设机构全部解散。与此同时，他默许袁世凯派往山西的亲信金永（担任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压、迫害乃至杀害同盟会会员。正因如此，当袁世凯于民国三年（1914年）6月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时，再次任命阎锡山为“同武将军”，命其继续督理山西军务。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暗中筹划恢复帝制，阎锡山率先向筹安会捐助经费银币二万元，继而连续致电袁世凯，劝其早日登基。他在电文中将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并声称“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认为“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因而强烈主张“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他还恳切请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尽快即位称帝。袁世凯阅读后极为欣喜，在批复中称赞阎锡山“颇有见地”。袁世凯称帝后，于同年12月21日册封阎锡山为一等侯，以表彰其支持之功。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恢复帝制，此举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对浪潮。蔡锷、唐继尧等进步将领在云南迅速组建护国军，并公开发布《讨袁檄文》，誓师北伐，向北京进军。在此紧要关头，阎锡山却选择继续支持袁世凯，他致电北京国务院，言辞激烈地指责“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一事征询各地军政大员意见时，阎锡山更是直接指斥唐继尧等人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并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同年3月，袁世凯在巨大压力下被迫撤销帝制，然而阎锡山仍执迷不悟，通电要求滇黔方面“痛加悛悔”，否则便将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由此可见，阎锡山在拥戴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阎锡山竟辩称此举乃是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旨在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权宜之计。6月6日袁世凯病逝后，北洋军阀的统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实权。阎锡山随即转而依附段祺瑞，在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上唯其马首是瞻。民国五年（1916年）7月，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督军。上任后，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排挤打击异己，致使省长孙发绪和继任者沈铭昌难以开展工作，相继被迫离职；另一方面则暗中贿赂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疏通关系，同时尊称段祺瑞为师，最终于民国六年（1917年）9月成功兼任山西省长。自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完全集中于阎锡山一人之手。当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复辟时，阎锡山积极响应，曾出兵参与反对复辟的行动。段祺瑞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世凯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并下令讨伐段祺瑞。阎锡山再次选择站在段祺瑞一边，不仅电促冯国璋等人抗击护法军，还派遣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湖南参战，结果遭到惨败，全军覆没。连续在拥袁称帝和反对护法运动中的失败，迫使阎锡山深刻反思，开始转而奉行所谓的“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将这一政策进一步概括为“保境安民”，强调“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直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卷入其他军阀之间的混战，使山西得以维持了长达数年的相对和平与安定局面。在对内治理上，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作为施政纲领的核心，于民国六年（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大力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即男子剪除辫子）等举措，其后又增加了种棉、造林、畜牧三项，合称为“六政三事”。民国七年（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进一步推行旨在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倡导全面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他深信行政之根本在于乡村，因而大力推行“村本政治”。阎锡山对村制进行了系统改编，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各村设立村长，代行部分警察职务，从而强化了基层行政管理；他还颁布了《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同时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在乡村普遍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并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得山西一度出现了社会较为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甚至吸引了河南、山东、河北等邻近省份的大量灾民涌入山西，以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也因此曾获得“模范省”的称号。
在主词条所涉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北伐战争的历史进程中，阎锡山采取了一种表面低调隐忍、实则积极积蓄实力的策略。他不仅秘密推动军事力量的扩张，还主持修建了规模可观的兵工厂，使其具备了批量生产步枪、机枪、火炮及各类弹药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将山西军队从民国初年仅有的四个旅迅速扩充至十七个师的规模。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山西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得到显著增强，阎锡山自认为根基已稳、羽翼渐丰，于是便以娘子关为据点，悄然观察外部局势的变化，等待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 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阎锡山果断派兵进驻石家庄，成功阻截了直系军队北上的通道，这一举动客观上促成了段祺瑞随后出任临时执政的局面。次年（1925年）12月，阎锡山又击退了由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建国豫军樊钟秀所部对山西发动的进攻。进入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他进一步将占据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力量驱逐出境，并将自身的势力范围扩展至绥远一带。就在同一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首次合作，开始共同筹划北伐大业。国民党方面积极争取阎锡山的支持，双方关系逐渐出现缓和与改善的迹象。同年，由国共合作主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正式成立。 由于阎锡山在当时政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面对张作霖既施加威胁又进行拉拢的双重手段，他最初对北伐采取了静观其变、坐山观虎斗的谨慎态度。北伐军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誓师出征后，锋芒直指湖南、湖北，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随后又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等省连战连捷，使得孙传芳部溃不成军。随着形势的明朗化，北伐军剑指奉系张作霖已成为大势所趋、指日可待之事。阎锡山审时度势，终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6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下令悬挂青天白日旗以示立场转变。这一职务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追认，并于6月29日推举阎锡山担任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亦任命阎锡山为委员。至7月15日，阎锡山正式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参与北伐军事行动。同年9月29日，他公开誓师讨伐奉系，指挥所部在京汉、京绥铁路沿线与奉军展开激烈交战。 然而，由于国民革命军主力未能及时北上增援，奉军趁机集结优势兵力反击晋军，导致傅作义部在涿州陷入重围，雁北地区也被奉军攻占，山西局势一度岌岌可危。尽管如此，阎锡山率领的晋绥军仍在正面战场上牵制了奉军相当一部分主力部队，这对于整个北伐战争的战略布局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奉军的防御力量，为后续战局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重新复出，此时距离他此前下野尚不足半年。他以继续推进北伐、完成全国统一为主要目标，鉴于阎锡山在山西一带势力雄厚、地位举足轻重，便极力对其进行拉拢。2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紧接着在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任命其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至3月9日，国民政府再次发布任命，由阎锡山担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同月，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向奉系军队展开全面攻势，阎锡山所辖的第三集团军也由防守转为进攻，先后收复大同、攻占保定，并继续向北京与天津方向推进。此时，冯玉祥统领的第二集团军兵多将广，声势颇大，蒋介石有意扶持阎锡山以制衡冯玉祥，遂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后改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安排第三集团军率先进入北京，天津也得以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通过北伐战争，实际掌控了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四省及北平、天津两大特别市的军政大权。同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进一步任命阎锡山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并称，成为雄踞华北地区的重要军事领袖。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虽未亲自出席，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其后连任第四、第五届）。同年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试图借整编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其他派系力量，为此他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意在孤立冯玉祥与李宗仁。阎锡山在各方博弈之中，曾提出一份对蒋介石较为有利的编遣方案。然而，随着3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改为第三编遣区办事处，阎锡山实际兵权被架空，方才察觉自己受骗，于是转而联合冯玉祥，以双双辞职并扬言一同出洋为手段向蒋施压。6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后，阎锡山却将其软禁，以此作为与蒋介石交涉的筹码。此后蒋阎之间书信电报往来频繁，互相讨价还价。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以“此时对外对内均不宜设置此职”为由拒绝接受，并于8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一职，以试探蒋介石的反应。至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蒋介石同时强调“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驻留南京，无事不得擅离”。阎锡山明白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故迟迟不肯就任；后在多方人士的敦促之下，才于11月5日勉强接受任命，但仍拒绝前往南京实际履职。
民国十八年（1929年）年末，唐生智联合阎锡山策划共同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最初在暗中表示了同意。然而，当唐生智正式发表通电后，阎锡山发现自己的名字并未被列于首位，加之赵戴文等幕僚的极力劝阻，便改变了原先的立场，转而与张学良等人一同通电拥护蒋介石、反对唐生智。蒋介石随即下令所有讨伐唐生智的部队均归阎锡山指挥，阎锡山遂于1930年1月3日亲自前往郑州部署作战。蒋介石为铲除政敌，秘密命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伺机逮捕阎锡山。这一密谋被阎锡山部下通过窃听电话而提前获悉，阎锡山于是乔装改扮，匆忙返回太原。自此之后，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各自集结兵力、整备军需，积极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阎锡山将麾下的晋军大规模扩充，组建为十个军、四个保安纵队、四个骑兵师及七个炮兵旅，总兵力达到约二十万人；同时他与冯玉祥达成和解，不仅提供军费资助冯玉祥返回陕西，更约定由冯玉祥指挥其旧部协同行动。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14日，中原大战的形势逐渐明朗，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共五十七名将领联合通电，拥护阎锡山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并推举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正式出兵讨伐蒋介石。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与李宗仁分别在各自驻地宣誓就职。阎锡山在就职通电中公开指责蒋介石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以致于“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并控诉蒋介石“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宣称自己乃是“应军民之请求”，不得已才以战争手段来重建党和国家的秩序。作为回应，国民政府于4月5日发布命令，免除阎锡山所有职务并通令缉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也决议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至此双方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等主要铁路沿线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战争初期，局势对阎锡山与冯玉祥较为有利。晋军一度攻占济南，蒋介石本人甚至在柳河车站险些被冯玉祥的部队俘虏。然而，反蒋联军内部成分复杂，各部之间观望不前、甚至临阵倒戈的情况时有发生，加上整体指挥协调不力、各军配合欠缺默契，导致原定会师徐州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介石军队展开全面反攻，战局随之急转直下，逐渐转向对蒋介石有利的方向。同年7月，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在北平召集“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即历史上所称的“北方扩大会议”，决议另行组建“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及张学良为委员，并由阎锡山担任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正式宣誓就职。在这场大战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一直采取观望态度。待局势逐渐明朗后，他于9月18日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并派遣东北军入关。面对南北受敌的夹击态势，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军队全线崩溃，蒋介石最终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随后，设于太原的扩大会议及其产生的“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相继瓦解。阎锡山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15日宣布下野，并于同年12月秘密前往大连，其一度怀抱的政治雄心犹如黄粱一梦，至此彻底落幕。这场大战导致近三十万军民伤亡，河南、山东两省许多地区田园荒芜、饥民遍野，国家整体财力物力遭受巨大损耗，社会元气为之大伤。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并未真正远离政治舞台，而是采取了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他一方面系统梳理与反思自己过往的从政历程，将其中的得失经验进行理论化总结；另一方面则始终通过隐秘渠道保持对山西军政事务的间接控制，静待时局变化以谋再起。在思想建构上，阎锡山以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为基础，将自身二十余年的执政心得提炼为“中的哲学”。他认为，处理万事万物皆须把握“中”的原则，即不偏不倚、兼顾情理、避免过度与不足；人事若合乎“中”道便能成功，偏离则易致失败。他承认矛盾普遍存在，主张采用“二的分析法”来剖析矛盾，旨在寻求“矛盾的不矛盾”，使对立因素相互调和、趋于适中，从而在复杂环境中维持生存与发展。此外，他将事理区分为“母理”与“子理”：母理关乎应然与否，是永恒不变的准则；子理涉及实然与可行，需服从于母理。在其观念中，“生”乃最高母理，一切人事皆应遵循此根本。经济政策方面，阎锡山提出“物产证券”制度，主张根据实物产量发行相应证券，劳动者凭证券兑换所需物资；同时他反对资本私有，倡导“资本公有、生产工具私有”，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此期间，阎锡山亦时刻关注国内外形势演变，积极寻找重返权力中心的契机。当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他果断采取行动，不惜重金雇请飞行员，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5日乘飞机秘密抵达大同，随后悄然返回家乡河边村，以“隐居”之名行观望之实。“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太原学生于同年12月18日组织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却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武力镇压，学生穆光四不幸中弹身亡。阎锡山本就对中原大战前后国民党方面对他的诸多攻击耿耿于怀，借此事件下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查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致使国民党在山西的势力遭受第三次重大挫折。 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九一八”事变后，迅速侵占中国东北广大领土，而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社会呼声日益强烈。面对舆论压力与民族危机，蒋介石不得不调整策略，表示愿意摒弃过往恩怨，与昔日政敌和解，共同抵御外侮。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被恢复中央执行委员职务。为争取舆论同情与蒋介石的谅解，阎锡山随后向中央提交了《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与《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同时，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也通过多方渠道向蒋介石传达自己能力有限、难以稳定局面的信息，强调唯有阎锡山方能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下属将羁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移送异地审判为名，押送至郑州后予以释放。在一系列铺垫与运作之下，蒋介石最终授意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标志着其重掌山西军政大权。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阎锡山于政治舞台上重新崛起后，为缓和与蒋介石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并进一步消除蒋介石对其可能存有的戒备与疑虑，主动提出了“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一系列口号。在此基础上，他主持成立了山西省经济建设委员会，着手制订了详尽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并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以此统筹全省的经济建设事务。阎锡山调动大量资源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甚至将超过三分之一的军队投入筑路工程，以此实际行动向外界表明其不再专注于军事扩张的决心；对于蒋介石的各项重大决策，在公开场合则始终保持表面上的全力拥护。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1日，蒋介石亲赴石家庄商讨华北局势，阎锡山在晋见之前，曾于3月9日专门致电蒋介石，电文中称：“山（自称）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其言辞显得极为恳切与恭顺，从而初步获得了蒋介石的谅解，使得阎锡山得以继续维持在山西的统治地位。 借助所争取到的相对和平的环境，阎锡山坚持以自力更生为方针，在短短数年间成功创建了西北实业公司。该公司广泛涵盖了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领域，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他主持修筑了全长超过860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并对山西省银行进行了系统整顿，又相继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多家银号，进而为这些“四银行号”专门设立了实物准备库，以巩固金融基础。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阎锡山已在山西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其总资产累计达到约2亿银元。这一体系以其规模之宏大、投资之相对节约、建设速度之迅捷以及经济效益之显著，在当时国内同类建设中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阎锡山出于政治考量，认为若不将基层群众有效组织起来，可能会给共产党的发展留下空间，因此必须通过建立组织来抗衡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基于此，他先后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随后又将这些团体整合，组建了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以此作为其推行各项政令的组织保障与社会基础。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阎锡山在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使得自身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均得到了显著增强。
阎锡山的反共立场与行动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阎锡山在听取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所作报告后，便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基于这一认识，他召集了所谓的“进山会议”，并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作为核心议题，组织讨论，其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此后，阎锡山在实际行动上积极配合蒋介石对工农红军发动的反革命军事“围剿”，甚至派遣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远赴江西参与作战。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地区建立并巩固革命根据地，阎锡山的防共策略变得更为系统与深入，他提出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的全面方针，并进一步主张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在山西省内，他筹划推行土地“村公有”政策，试图将其作为从根本上遏制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经济手段；同时设立了“防共保卫团”与“主张公道团”等组织，用以组训和动员普通民众，实现其“防共保乡”的目标。 同年冬季，日本侵略者策动了“华北事变”，继而向华北五省提出“自治”的无理要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晋军在此役中遭受重创，阎锡山形势危急，不得不向外界求援。蒋介石借此机会派遣五个师的中央军进入山西境内。虽然红军于当年5月初主动回师陕北，但蒋介石的军队却滞留山西不退，并于6月正式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任命陈诚为总指挥，这一系列举动无疑对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构成了潜在威胁。 面对蒋介石中央政权、日本侵略者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这三股错综复杂的势力，阎锡山为了在艰难夹缝中维持自身生存，不得不极其谨慎地周旋其中，开始了被后人形容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微妙平衡策略：对于蒋介石，他承认其作为国家元首的事实地位，表面上应予拥护，但实质上视其为最大政敌，因此坚决抵制蒋介石势力渗透山西；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他深知其亡华野心，但为免直接引火烧身，初期并不公开主张抗日，直至日军进犯绥远，迫于形势才在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他虽然视之为意识形态与安全上的潜在危险，但也认识到红军当时并未直接威胁其统治，且该部队作战英勇、抗日立场坚定，是一支可以借重与利用的力量。基于这种复杂的利益权衡，阎锡山逐渐停止了公开的防共宣传与叫嚣，并开始酝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合的初步设想。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侵略态势，“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具有左倾进步思想的人士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发起并正式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后通称为牺盟会）。阎锡山出于避免过度刺激日本方面的考虑，将其名称更改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亲自担任会长一职。同年十月下旬，阎锡山主动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前来主持牺盟会的实际工作。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地区与阎锡山建立起一种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框架下，共产党员得以加入阎锡山领导的官方团体，借助山西当地流行的进步口号与形式，灵活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在牺盟会的有效组织和领导下，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省会太原也因此一度成为全国范围内抗日呼声最为高涨的城市之一。当时，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满怀爱国热情的进步青年纷纷慕名奔赴太原，参加各类军政训练活动。这批青年骨干的培育，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新军的组建、广泛武装斗争的开展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总体上拥护蒋介石中央政权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一条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的政治路线。 在军事应对方面，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阎锡山在与蒋介石进行会商之后，命令晋绥军将领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入侵绥远东部的日伪军发起反击，并于当月24日成功收复了军事要地百灵庙。这场胜利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祝贺与慰劳，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同年冬季，阎锡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鲜明口号。随后西安事变发生，他又对这一口号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将其与牺盟会“牺牲救国”的核心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军民奋起投身于全面抗战之中。8月5日，阎锡山前往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在会上明确表示拥护全国抗战的决策，并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同月，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开赴山西作战，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抗战的局面由此正式形成。阎锡山此时提出了“民族革命”的口号，并同意由牺盟会负责组建新的抗日武装——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同时为这些部队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装备。7月31日，阎锡山与中共代表彭雪枫进行了重要会晤。在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其一部主力迅速向山西方向进犯。阎锡山遂于8月27日亲赴位于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前线指挥部指挥作战。9月初，日军大举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广灵等地的防线未能阻挡住敌军的推进。9月7日，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偕同彭德怀、徐向前等人紧急赶赴太和岭口，与阎锡山举行会谈，共商御敌之策。9月20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第二战区进一步成立了“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并组建了新军暂编第一师，任命续范亭为师长。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此役中，八路军第115师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给全国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随后，阎锡山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要地，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会战。中国军队在此坚守长达23天，予敌以沉重打击，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0月初，阎锡山在太原会见了前来督战的卫立煌将军。然而，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国军队最终未能守住太原，该城于11月8日失陷。阎锡山本人已于11月4日撤离太原，南撤至临汾继续指挥抗战。 在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这段时期内，阎锡山目睹其旧式军队在日军进攻下大部溃散，政府文官也多弃职而去，山西局势岌岌可危。于是，他将稳定和扭转山西危局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于牺盟会和由其组建的决死队等新兴力量之上。在阎锡山的许可与支持下，山西新军得到了迅速发展，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季，已扩编为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总共辖有50个团，总兵力达到约5万余人。与此同时，在山西全省的7个行政区划中，有5个行政区及其下属县的政权实际上由牺盟会主导；在全省105个县里，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特派员（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担任。通过这些政治与军事上的合作，山西在当时成为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团结坚持抗战的一个模范地区，为持久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阎锡山在撤退至临汾后着手进行部队整顿，并创办了民族革命大学，同时公布了一份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基本一致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组建了以保守派旧势力为核心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并由自己亲自担任会长，以此机构来同牺盟会以及国民党方面相互制衡。同年2月，日军发动大规模南侵攻势，阎锡山先率部渡过黄河抵达陕西洛川，随后转移至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暂避。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及晋绥军的协同抗击下，日军被迫收缩至铁路沿线及平原地带，而山西广阔的山区则逐渐成为抗日军民的重要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边区也相继建立。面对复杂局势，阎锡山选择在黄河两岸之间游移活动。至此，山西地区的抗战态势进入相持阶段。阎锡山观察到共产党的影响力在迅速扩展，新军和牺盟会日益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深感若任其发展必将动摇自身统治根基，于是决心清除中国共产党在新军和牺盟会中的影响。同年8月，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有各军师长参与的“古贤会议”上，阎锡山公然鼓动旧军对抗新军、旧派打压新派，并以“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为喻，强调先发制人的必要性。 山西地区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形势持续发展。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在讨论坚持抗战与强化国民党统治的同时，亦提出一系列“防共、限共、溶共”的具体措施。阎锡山积极响应并推行这些政策，于当年3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集“秋林会议”，公开主张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意图将新军完全纳入旧军的统辖之下。同年12月初，阎锡山进一步配合蒋介石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以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为目标的“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然而新军各部及时警觉并采取应对措施，使阎锡山的图谋未能成功。此次事变标志着阎锡山此前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的路线正式终结。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中国共产党派遣王若飞、肖劲光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双方最终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作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划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范围，晋西南则为晋绥军的驻防区域。这一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并维持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之间的统一战线关系。自此，阎锡山在山西的实际控制区仅限于晋西南的二十余个县。在此期间，阎锡山开始运用其所谓的“中庸哲学”来权衡与各方的关系。他认为，当前大敌仍在，蒋介石无暇对其下手，故不必过于忧虑；而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壮大，深受群众支持，已不再是可供利用的力量，反而可能联合牺盟会和新军反对自己，成为其统治的主要威胁；至于日本侵略军，则依然实力强大难以战胜，抗战前景显得十分渺茫。基于这些判断，阎锡山逐渐萌生借助勾结日本来应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企图诱降阎锡山，以便将兵力转移至其他战场。双方相互靠拢的条件由此逐步成熟。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季，阎锡山方面开始与日军代表进行初步接触。同年十一月，阎锡山命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依据所谓“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同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展开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一项口头协议，约定彼此合作，且日方承诺为阎锡山所部装备三十个团的兵力。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六月，日军将孝县城移交阎锡山军队接管。八月十一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人，在敌占区的汾阳县城内正式签署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通常被称作《汾阳协定》）。该协定明确规定双方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阎锡山需通电宣告脱离重庆国民政府，而日本方面则承诺将山西政权交予阎锡山，并为其军队提供武器装备等支持。协议签订后，阎锡山随即在日军占领下的太原、汾阳、临汾等重要城镇设立了办事处。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阎锡山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原先的联合共产党抗日，滑向了联合日本、反对共产党的危险道路。 与此同时，为应对局势变化并统一内部思想，阎锡山在其驻地吉县克难坡，通过“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一组织，对所属军政人员实施了名为“洪炉训练”的整肃与教育运动。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实用主义谬论，为其政策转向进行辩解。而《洪炉歌》中的词句则着重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旨在从思想与组织两方面为集体性的降日行为做好准备。为进一步扫清投降道路上的障碍，阎锡山大力强化“同志会”的组织控制力，强制要求所有军政经济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均须加入该会，会议中必须高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此树立其个人绝对权威。他还指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及“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执行“肃清伪装分子”的任务，大规模逮捕并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成员、决死队官兵以及其他进步人士。 对于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曾多次予以公开揭露和严正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全力推进对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迫切希望阎锡山能履行《汾阳协定》中所规定的各项条款。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六日，在日方反复催促下，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人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会上，日本侵略军头目强令阎锡山立即公开宣布脱离重庆政府；然而，阎锡山因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劝诫与警告，加之观察到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转折，日本最终失败已成定局，同时亦顾虑到充当汉奸将遗臭万年，故而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反而要求日方先交付此前承诺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执己见，谈判未能取得实质协议。阎锡山因担心被日军劫持，趁午休时机寻隙逃离会场。会议破裂后，日军实施报复性军事行动，击溃了阎锡山所属的第三十四军，并俘虏其骑兵军两个师。不过，时隔不久，基于各自现实利益的考量，双方又再度互相利用，恢复了秘密勾结关系。此时的阎锡山，其策略已从最初的依赖日军转变为利用日军。除进行物资交换外，他还派遣干部进入敌占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向其他伪县长颁发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旨在为抗战胜利后迅速接管地盘、攫取果实预作布局。 至此，阎锡山运用其“中的哲学”为自己精心构筑了新的生存空间：蒋介石方面因惧怕阎锡山彻底倒向日本，从而加大了对他的援助力度；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他的军事压力；日军则为诱使阎锡山最终就范，停止了对阎锡山控制区的进攻，并与之保持勾结。阎锡山所营造的这种介于三方之间的新“三窟”格局已然形成，使其得以暂时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八月十日前后，阎锡山获悉日本即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立即采取行动，派赵承绶赶赴太原与日军头目密商，约定日军需在原驻防区域阻挡共产党及八路军，并等待阎锡山前来受降；同时派遣部队向太原疾速挺进。三十日，阎锡山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重返太原，随后公然宣称“行者”（指外出抗战人员）与“居者”（指留在沦陷区与日伪合作者）同样有功，并委任原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等人担任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将大量伪军改编为省防军，甚至留用上万名日军战俘，以此作为其后续进行反共内战的军事资本。纵观八年抗战的结局，在山西阎锡山统治区内，实质上呈现出的不过是阎锡山势力、日军及伪政权三方合流的局面。
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8月，当阎锡山获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命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部队一万七千余人，向上党地区（即现今的晋东南一带）迅速推进，以和平接收的方式从日军手中夺取了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多个县城。然而到了9月初，八路军发动了有力的反击，将史泽波所部紧紧围困在长治城内。阎锡山见状急忙下令，派遣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带领两万余人从太原出发，火速前往救援。但战局并未如阎锡山所愿，10月中旬，史泽波与彭毓斌的两支部队先后遭到歼灭。同年，身处太原的阎锡山并未停止行动，民国三十四年（1946年）1月，尽管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阎锡山却命令所属部队在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之前，全力抢占战略要地并对八路军发起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抵达太原进行视察，阎锡山表面上口头表示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国事，私下却明确指示要准备进行大规模作战，同时还反对遣返日本战俘。在此紧要关头，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提出实现“局部和平”的构想，但阎锡山彻底抛弃了以往所标榜的“中的哲学”，断然拒绝这一建议，转而全力投入备战，在太原、大同及其他重要地点修筑了超过七千座碉堡工事。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由此爆发，阎锡山亦紧随其后，在山西全境向八路军展开军事进攻。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牢牢掌控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持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与粮食问题而制定的“兵农合一”政策，将十八岁至四十八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其中一人作为常备兵入伍服役，其余两人作为国民兵分别领取一份“份地”在家耕作，所产粮食用于供养常备兵的家属。这一政策在晋中地区强行征召了七万余名壮丁，使他们成为战场上的牺牲品；加之沉重的苛捐杂税，导致大量土地荒废，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与此同时，阎锡山进一步强化特务统治，除了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清伪装”工作外，还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所谓的“肃伪”活动，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残酷镇压之下。从1947年秋季至1948年春季，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即自清、自卫、自治），其目标是实现“十除一，一变九”，意即在十人中清除一名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并使原本一名支持阎锡山的人转化为九人。根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月和12月两个月的统计，仅在此期间就有三千余人被乱棍打死，足见其手段之残忍。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西境内的推进速度极为迅猛，到民国三十六年（1948年）7月，太原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阎锡山一方面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声称要与“同志会”的“基干”（主要是县团级以上骨干）五百余人在城破之时共同“成仁”，另一方面却利用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大肆抢购金银财宝，并将其运往上海以营建新的巢穴。在同年新华社公布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中，阎锡山位列第三十二名。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意识到自己统治山西的末日即将来临，便示意其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提出邀请他前往南京商讨国事的建议。3月29日接到邀请电文后，阎锡山立即乘机离开山西。随后在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阎锡山的妹妹阎慧卿、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以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的四十余人相继自杀身亡。至此，阎锡山在山西持续执掌达三十八年之久的政权最终被解放军彻底消灭。
太原获得解放之后，阎锡山并未就此接受失败的结局。他以所谓“反共守城名将”自居，刻意编造出“太原五百完人”的虚假故事，四处宣扬，以此博取政治声望与资本；同时又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内部矛盾，居中扮演调停角色，最终于1949年6月13日得以出任已迁至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就职之际，他公开宣称要“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声称要在当时“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艰难局面中，“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他还下令发行“银圆券”，试图取代形同废纸的“金圆券”；此外，他又提出《扭转时局方案》与《反共救国实施方案》等主张，企图在华南与西南地区组织力量，进行最后的抵抗。为此，他派遣徐永昌等人紧急飞赴绥远、新疆等地，竭力阻挠当地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然而，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军声势之下，阎锡山所组织的负隅顽抗终究只是螳臂当车，难以扭转大局。由于阎锡山在政治上完全听从蒋介石的指令，对代总统李宗仁并不尊重，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李宗仁曾要求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一职，但遭到阎的坚决拒绝。他对此辩称：“我兼任国防部长若必然导致失败，换人后或可能免于失败，那我愿意辞职。即便我兼任亦败，换人亦败，或者我兼任或许可不败，换人也可能不败，那我就不辞。但若注定失败，我亦愿辞。然而，倘若我兼任而败得慢些，换人却败得更快，那我绝不辞职。”实际上，正是在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所指挥的军队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士气低落，风声鹤唳，最终溃不成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随后解放军挥师入川作战。面对局势的急剧恶化，阎锡山于同年12月8日率领其政府成员从成都乘机飞往台湾。至此，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落下帷幕。退至台湾后，随着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随即辞去行政院长职位，其国防部长一职也由徐永昌接任。此后，阎锡山仅获聘为总统府资政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处于政治边缘地位。他定居于台北市菁山山麓，深居简出，因无实际政务可理，遂将精力转向写作，先后撰写了二十余本小册子，其中主要内容为反共宣传以及推广其个人所谓的“物劳主张”与“中的哲学”，代表作即《大同之路》。晚年病重之际，阎锡山对长期照料他的贾景德表示，自己最为痛惜的是无法追随蒋介石重返大陆，对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他还为亲属留下了具体遗嘱，共七条：一、后事务求简朴，切忌奢侈；二、只接受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奉不带鲜花的草木；四、出殡时间以早为佳；五、丧礼期间不宜放声大哭；六、墓碑须刻印其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内容；七、自其离世后七日内，家属每日早晚各诵读一遍他生前选定的《补心录》。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终年七十七岁。逝世后，台湾当局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委员包括于右任、张群、贾景德、唐纵、李石曾、张道藩、谷正鼎、梁寒操等人。5月29日举行入殓仪式，蒋介石亲自前往祭奠，并赠送题有“怆怀耆勋”四字的匾额。其后，阎锡山被安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上。
阎锡山主政山西长达三十余年，其施政核心始终围绕保境安民展开，刻意避免卷入外部频繁的军阀混战，从而为当地重工业的兴起与成长营造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截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屡次拒绝参与各派系之间的军事冲突，使得山西得以连续多年保持较为难得的和平与安定局面。在内部治理上，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主要方针，大力推行所谓“六政三事”计划，并实施注重调动民间力量的“用民政治”，着重倡导培育民众的道德素养、知识水平与经济能力。在其治理期间，山西逐渐形成社会秩序井然、经济持续发展的态势，吸引了大量来自河南、山东、河北等周边省份的受灾百姓迁入境内，以寻觅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所。正因为这些成效，山西当时曾被誉为全国的“模范省”。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阎锡山转而提出民族革命的主张，同意由牺牲救国同盟会组建新的抗日武装——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为这些部队提供了相应的武器装备。同年9月20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进一步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并组建了新军暂编第一师，由续范亭担任师长职务，从而在抗战初期形成了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
阎锡山曾明确提出，“人以国分，利害相反，战争以生。战争既不可免，为国家生存计，不能不有所准备”。在他看来，国家的存续与发展离不开对战争的预见与相应的备战努力。在军事思想的构建上，阎锡山将战略、战术乃至战斗的指导原则，均归结于“适当”这一核心观念。适当原则实质上源于其个人哲学体系的延伸，他强调在制定整体战略时必须始终贯彻适度与权衡的精神，从而在复杂局势中保持进退有据的主动权，以谋求长远的最终胜利。进入晚年阶段，阎锡山进一步深化了对国防体系的理解，将其明确划分为军事国防与经济国防两大组成部分，并特别指出经济国防是军事国防的根基所在。他主张通过推动经济自主与军工自立，构建一个坚实而完整的军备保障体系，以此真正实现军事力量的持久强大。 在自身军事策略的引导下，阎锡山着手培植并壮大其直属的军事势力，逐步建立起一支以五台籍将领为核心的嫡系部队。诸如杨爱源、王靖国、赵承绶等将领，均从基层军官岗位起步，在阎锡山持续的提拔与重用下，最终晋升至集团军司令等高级指挥职务。在全面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之后，阎锡山巧妙利用当时各派系间的冲突与矛盾，先后主导了四次大规模的扩军行动。晋军规模因而从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万余人，迅速扩展至中原大战前夕的约三十万人，真正成长为一支长期盘踞山西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方武装力量。 阎锡山同样高度重视军事教育体系的建设，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与精力。他先后创办了军士教育团、学兵团干部训练队、山西军官学校、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随营总校、晋绥军官教导团、山西航空学校、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民兵军官教导团以及天才军官学校等多所军事教育机构。这些学校为晋军系统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专业军事人才，奠定了部队长期发展的骨干基础。与此同时，阎锡山积极从各地网罗专业技术人才，大力推动军工制造业的发展，最终建成了与沈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齐名的太原兵工厂，基本实现了晋军武器装备的自主供给。此外，他还组建了西北实业公司，为军工生产持续提供必需的原材料支持。 在军事工业的整体建设思路上，阎锡山展现出标新立异的眼光。为了确保自身军事实力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他着重从人员培养、技术提升与管理模式创新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军工发展。正是凭借这一清晰而正确的建设思路，山西的军事工业才得以逐步壮大并形成体系。首先，他极度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育，不仅选派优秀人员赴国外学习先进技术，还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技师来华进行指导并参与实际建设。他创办的实行半工半读模式的工业学校，培养了大量实用技术人才，阎锡山为他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使其中的多数人后来成长为山西军事工业的技术中坚。其次，他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持续推动生产技术的改进与优化。通过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深入钻研兵器制造及相关理论问题，例如1924年山西火药厂技术员张凯所发明的“凯字号炸药”，就以其低成本、高威力和良好适用性体现了技术创新的成果。这种对科技的不懈追求，为山西军事工业的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阎锡山还注重结合山西多山的地形特点，通过加大炸药弹体、增加装药量以提升威力，专门研制出大号手榴弹和手雷，用于防守山隘口与制高点等关键阵地。最后，在经营管理方面，他推行了“包工制”，有效优化了生产组织模式，提升了军工生产的效率与可控性。
阎锡山在其辖区内大力推行“自产、自用、自足”的综合性建设方针。在经济层面，他着力强化金融体系建设，并全面实施名为“物产证券”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这一“物产证券”制度的落实，极为有效地缓解了军事工业建设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困境。根据可信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山西省通过发行各类债券、借款券等证券形式，累计筹集的资金总额已高达7000万元。这笔巨额资金不仅显著激活了山西本地的金融市场，促进了区域金融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为阎锡山所主导的西北实业公司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从而顺利实现了其依靠自身力量筹措资金以发展军事工业的战略目标。在实业建设领域，阎锡山则突出强调“造产救国”的理念，积极创办各类自有企业。他认为，中国国力之所以趋于衰微，其根本原因在于“物力不足”，而物质基础的薄弱又进一步导致中国的人力资源与潜在势能无法得到充分施展。基于这一认识，阎锡山借助孙中山先生“造产建设、发展实业”的遗训作为号召，同时结合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成功筹建了规模庞大的军事工业企业——西北实业公司。这类实业企业的建立与运营，不仅显著增强了阎锡山所属部队的军事装备水平和整体实力，也为之后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后勤物资与生产保障，从而对抗战事业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中，阎锡山于山西地区倾力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现象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成功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示范效应，促使全国其他地区的军阀也相继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而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形成了一股军阀兴办教育的热潮。为了使其统治政策更深入地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阎锡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他积极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其中融入了大量政策宣传的内容；另一方面，他率先倡导使用白话文和注音字母，并规定政府文告也改用白话书写，旨在通过贴近民众的语言形式，争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阎锡山进一步指示山西省教育厅，将抵制洋货的思想教育与宣传纳入中小学教育的重要范畴，以此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同时，他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强化了乡土教育的内容。例如，为增进小学生对故乡的认知并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1928年晋北平鲁县率先在初级小学课程中增设了专门的乡土教育科目，涵盖本县历史沿革、地理疆域、地形特征、山脉分布、河流走向、长城遗迹、气候特点、交通状况、物产资源、行政区划、实业发展、教育概况、财政收支、乡村治理以及民间礼俗等诸多方面，并附有详细的全县区划表、各区编村名录以及村庄户数与人口统计表。在此试点基础上，阎锡山随后通令全省所有国民学校普遍开设类似的乡土课程。此外，他还将禁毒教育引入中小学课程体系，明确要求在初级小学的历史教学中加入关于清末鸦片输入中国以及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相关历史内容，以期从小培养学生的拒毒意识。
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山西的实际统治者阎锡山正式提出了“村政自治”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目标，是希望推动山西全面进入一个由村民自主办理村政事务的新时代。随着以乡村为基本治理单元的“村本政治”体系在山西全境的深入推行与全方位展开，当时民国范围内所有的割据势力——包括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中央——除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以外，在社会基层的组织与控制能力上，已经难以找到能够超越阎锡山治理下山西的范例。阎锡山在此期间奉行一套被称为“三不二要主义”的施政原则，具体内容为“不加入任何党派、不干预外省事务、不为个人权力而动用兵力”，同时“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必须全力保障地方治安秩序”。后来，阎锡山将这一系列主张进一步概括提炼为“保境安民”的总方针，并详细阐释其内涵，要求“与相邻省份建立良好联络，使其不至于成为山西的边患，甚至争取使相邻地区乐于合作，进而能为我所用，代替山西抵御外来的侵扰”。截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阎锡山凭借这一方针，多次明确拒绝参与各地军阀之间的混战，从而使山西得以在动荡的大环境中维持了长达数年的相对和平与社会安定局面。 更早之前的民国六年（1917年）10月，阎锡山曾发表著名的“六政宣言”，并专门设立了“六政考核处”作为推进机构，重点推行水利兴修、鼓励蚕桑、广泛植树以及严格禁烟、倡导天足（禁止妇女缠足）、推动剪发（强制男子剪除辫子）这六项政策。此后，施政内容又进一步扩充，增加了推广种棉、大规模造林和发展畜牧三项重要事务，与前述“六政”合称为“六政三事”。自民国七年（1918年）4月起，阎锡山开始推行一种强调动员和利用民力的“用民政治”，其核心在于积极发挥民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该政治主张大力提倡培育民众的道德（民德）、开启民众的智慧（民智）和增长民众的财富（民财），同时广泛宣扬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此外，还普遍组建了“保卫团”，对适龄青壮年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在这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下，山西境内一度出现了社会秩序较为稳定、农业生产与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良好态势，甚至吸引了河南、山东、河北等周边省份的大量受灾民众纷纷涌入山西境内，以寻找能够安居乐业的栖身之所。基于这些显著的治理成效，山西在当时曾被誉为“模范省”，获得了一定的声誉。
阎锡山生前所发表的大量言论与著述，经过系统性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被汇编成若干重要文集，其中包括《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阎伯川先生抗战复兴言论集》、《三百年的中国》、《大同世界》以及《大同之路》等。这些文献集中呈现了他在政治、军事与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观点与思想脉络，是研究其生平与时代背景的关键文本资料。此外，阎锡山在书法艺术领域亦有所涉猎，其书法作品独具风格，成为其个人文化遗产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组成部分。
阎锡山幼时的乳名为万喜，某日他与父亲一同在街上行走，发现许多人正围聚在一处观看告示。两人好奇地挤进人群，仔细一瞧，原来是山西武备学堂正在公开招收新生。回到家中之后，父子二人反复商议，几乎彻夜未眠，最终下定决心要去报名应试。那天深夜，父亲阎书堂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始终无法入眠。他心中不断思量，倘若儿子真能考进武备学堂，将来毕业便可成为统率兵马的武官，那在乡邻面前将是何等风光体面？然而他转念一想，如果儿子日后做了军官，还继续使用“万喜”这样的小名，无论在公务场合还是日常交往中被人呼唤，都显得不够庄重，于是便萌生了为儿子重新取一个响亮堂皇的官名的念头。由于阎书堂向来颇信命理运势，他随即又想到应该先为儿子算上一卦，一方面预测此次考试能否顺利考中，另一方面也可请算命先生依据命格代为择取合适的名字。次日，阎书堂专程找到一位算命先生，将阎万喜准确的生辰八字详细告知。算命先生接过八字后，凝神静气，仔细推演计算了好一阵子，才缓缓开口道，阎万喜命中五行欠缺金性，而此次考试恰恰利于金行，因此必定能够高中。阎书堂听后心中暗喜，又趁机恳请算命先生依据儿子的命理特点，为其拟定一个正式官名。算命先生于是闭目沉吟，摇头晃脑地推敲了许久，经过反复斟酌与商讨，最终确定以“锡山”二字为名。自此之后，阎万喜便正式改名为阎锡山，这个名字也伴随他走上了后来的军政生涯。
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阎锡山在阐述其个人处世哲学时表示：“一个人可以反对左倾的立场，但自身却不应当完全站在右边；同样，可以反对右倾的倾向，但自身也不应当彻底倒向左边。若是站在左边去反对右边，或是站在右边去反对左边，这种做法非但不能消除对立，反而会为自己树立新的敌人。”这一观点体现了他试图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某种平衡与中立的思考，反映出其身处特定历史环境下所秉持的谨慎而富有策略性的处世态度。
阎锡山在其一生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古体诗作品，例如他在1933年8月所记述的诗句写道：“一病缠身万事休，光阴虚度古人忧，此生尚有几多日，岁月何堪若此流。”随后在1937年7月，他又留下这样的记录：“做事知难行若易，做人知易行却难。毋论做人与做事，寻着难处易其难。”根据学者李蓼源的相关研究与评述，阎锡山在生平累计写作了超过一百首诗篇，然而其中大部分作品更接近于打油诗的风格，在韵律和平仄方面往往并不严格遵循古典诗歌的规范，而他本人创作时也主要追求语句流畅顺口，并未刻意讲究格律上的精细与工整。
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九日的阎锡山日记中，他如此记述道：“德国与日本的战术本质上具有强烈的侵略性，适用于强国对弱国的局面，采用此种策略往往利大于弊……然而我国当前与日本作战，乃是以弱抗强，若再仿效德日战术则极为不利。可叹举国上下军人之所学皆基于此，不仅难以轻易更改，甚至提出更改都面临重重阻力，真可谓误入歧途愈深愈难回头，治理国家必须事事在开端时便思虑到结局。”到了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不容忍部下犯罪是恪守道义，而预防部下犯罪则体现仁德之心，担任长官职位者必须仁与义两者兼备。”尽管在实战中阎锡山经历过多次失利，但从这些日记内容审视，他在指挥作战与统领军队方面的思考与见解，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探讨与借鉴之处。
在阎锡山的个人生活里，长期有一位被称为“五妹子”的阎慧卿，负责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她是阎锡山叔父阎书典的女儿，从家族辈分上讲是阎锡山的堂妹，但由于年龄相差悬殊，她比阎锡山整整小了二十七岁。这位“五妹子”深得阎锡山的信任与喜爱，多年来始终陪伴在其身侧。然而局势骤变，1949年3月29日，太原解放在即，阎锡山以需要前往南京参加会议为由，匆忙离开了太原。临行之际，他特意对“五妹子”交代，说自己不久便会返回，并嘱咐她“你就不要去了”。待到4月24日，解放军正式攻克太原城。绝望之中，“五妹子”向阎锡山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其中写道：“一别永诀，来生再见。妹发电之日尚在人间，大哥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发出这封诀别电文后，她便与当时的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等数人，一同在太原绥靖公署钟楼下的居室内服毒自尽，结束了生命。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阎锡山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则思考：“苏格拉底曾行走于街市，无故遭到棍棒袭击，旁观者皆感不平，甚至想要替他报复。苏格拉底却坦然说道：驴子踢了人一蹄，人难道还要还驴子一脚吗？这与孟子所谓‘与禽兽又何难焉’的道理相通，皆是一种不以直报怨的忍耐。”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阎锡山不仅对西方先哲苏格拉底的事迹有所了解，同时也熟稔东方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思想，并能将二者相互参照、融会贯通，其学识视野兼具中西交汇的特点，展现出颇为开阔的思想格局。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阎锡山在一次会议总结中，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会议风气提出了尖锐而形象的批评。他指出，各类会议往往呈现出以下几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其一，如同“背诵图书目录”一般，只是机械复述文件内容，缺乏实质讨论；其二，类似“老鼠会议”，参与者窃窃私语或畏首畏尾，不敢畅所欲言；其三，好似“小孩说故事会议”，发言散漫零碎，偏离核心议题；其四，沦为“逞能会议”，个别人争相表现自我，而非致力于解决问题；其五，演变成“报复会议”，借机发泄私怨、攻击他人；其六，成为“矜功会议”，一味夸耀过往成绩，回避当前困难；其七，转化为“泄愤会议”，充斥情绪化指责，缺乏建设性意见。这些不良倾向导致会议发言常常脱离既定议题，最终形成的决议又往往与讨论内容脱节，其结果不仅使会议过程儿戏化，更激化了内部矛盾，加深了彼此隔阂，甚至造成组织涣散、各自为政的恶果。阎锡山痛感此类会议严重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徒增人们的厌烦之心，白白耗费宝贵时间与人力资源。他认为，仅此会议一端所暴露的弊端，便足以导致事业的衰败乃至灭亡。对此局面，他深感困惑，不禁追问其根源究竟何在。他引用古人之言“无主乃乱”，进而反思：究竟是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还是领导方式失当所致？这一疑问，始终萦绕在其心中，令人难以索解。
阎锡山故居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1988年秋季，当地以阎锡山故居为基础，开始筹备建立民俗博物馆；至1989年，河边民俗博物馆（即阎锡山故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该景区现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一座国家二级博物馆，坐落于山西省定襄县河边村（原属五台县境内）。故居建筑群大致始建于1913年前后，整体占地面积达33000余平方米，规模颇为宏大。阎府所有院落在布局上均遵循以东为尊的原则，以东西方向为中轴线，左右对称、主次分明，体现出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章法。其内部街道、小巷与夹道均呈直道设计，纵向为正东西走向，横向则为正南北走向，整体规划严谨规整。阎府建筑最鲜明的特色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府内保留有典型的清朝宫殿式建筑，例如文沱草庐为一进三院格局，整体庄重高大、气宇轩昂；其二，包含传统北方民居样式，如老太爷府、客房院等，风格朴实典雅、方正气派；其三，建有依地势而筑的带廊窑洞，像西花园南楼、东花园二院南楼等，既坚固实用，又显得气势豪放；其四，还融入了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展现出时代交汇的特色。总而言之，阎府庄园内三十多座院落既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又在细节与形态上富于变化，共同构成了具有鲜明晋北地方风格的建筑群。
阎锡山先生的墓园坐落于台湾省台北市阳明山永公路245巷32弄。整座墓地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四周峰峦叠翠，林木葱郁，修竹掩映，环境清幽而肃穆。其格局为圆冢方碑，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显得气势恢宏，庄重不凡。在墓前的斜坡上，特意以水泥塑造了一个高大的“中”字雕塑，这一设计源于阎锡山先生毕生所秉持的理念：无论是处理事务、待人接物还是施政治理，皆应“发于仁，归于中”，强调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哲学思想。墓园的整体布局颇为讲究，前方的墓碑与宝顶、逐级上升的墓道以及后方倚靠的青山，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传统的风水形制。贴满墨绿色磁砖的圆形冢丘造型独特，色泽沉静，与保存完好的方正石碑相映成趣，形成了鲜明而别具一格的风格。这座墓园与数百米外阎锡山故居的种能洞及红砖建筑群同被列为重要古迹，彼此遥相呼应，在历史与空间上联结为一个整体，不仅见证了特定时代的人物与历史，也因其建筑特色与人文内涵，具备了深厚的文化遗产保存与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