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杨振宁在安徽合肥出生。在他尚未满周岁之际，其父亲成功考取了安徽省公派赴美留学的资格，远渡重洋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杨振宁六岁那年，父亲完成学业返回中国，并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担任教授。于是，杨振宁随母亲一同迁居至厦门，在那里度过了超过一年的时光。一九二九年，随着父亲应清华大学之邀前往北京任教，全家再度搬迁。杨振宁随之进入位于清华大学附近的成志小学就读。在小学时期，他的数学天赋已初步显现，然而父亲并未急于让他在数学上超前学习，反而特意为他聘请了家庭教师，系统补习《孟子》。通过这段学习，杨振宁不仅掌握了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还接触并领悟了许多在普通中学教材中难以涵盖的深厚传统文化。此外，早在一九二六年，年幼的杨振宁曾于合肥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其童年时光的一个瞬间。
一九三三年，年仅十一岁的杨振宁自成志小学毕业后，升入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崇德中学（即现今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该校秉承英国的教育理念与传统，在校园氛围与课程设置上均体现出鲜明的英式风格。当时，杨振宁比班上大多数同学小一至两岁，身材也较为瘦小，因此时常受到个别同学的欺侮。然而，凭借出色的学业表现与过人的聪慧，他很快便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与钦佩。一九三五年，杨振宁随家人居住于清华园西院十一号。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杨振宁一家被迫离开清华园，踏上颠沛流离的迁徙之路。同年九月，他辗转进入合肥庐州中学（合肥一中的前身）继续高中二年级的学业。不久后，为躲避日军飞机的频繁轰炸，庐州中学整体由合肥市区南迁至七十多里外的三河镇，教学环境因而变得极为动荡与艰苦。 一九三八年三月，杨振宁抵达昆明，进入昆明昆华中学就读高中二年级下半学期，并未按常规升读高三。就在同年秋天，他以总成绩第二名的优异表现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并于当年十二月转入物理系学习。西南联合大学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在战时期临时合并组建的高等学府，校本部设于昆明。战争年代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异常艰辛：杨振宁初入联大时，曾与四十名同学一同寄宿于学校在城西北郊临时搭建的茅草屋中；食堂里连板凳都没有，所有人只能站着用餐，主食是掺杂着糠皮的糙米饭。尽管如此，西南联合大学的六年时光对杨振宁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国破家亡、山河飘摇的危难之际，这段经历深深强化了他那一代人的忧患意识与报国情怀。于烽火连天之中仍能获得一方书桌静心求学，实属不易，因此每位师生都格外珍惜时光，刻苦奋发。 在校期间，为他讲授大一国文课程的教师包括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等著名学者；大一物理由赵忠尧先生执教；大二时，他跟随吴有训先生学习电磁学，并师从周培源先生修读力学。一九四〇年，杨振宁因成绩突出，获得“穆藕初先生奖学金”的资助。关于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具体身份证明，现存有当年的准考证与学籍卡等历史文件。至一九四二年，在吴大猷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题为《群论与多原子分子的振动》的本科毕业论文，并以优异成绩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后，他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导师为王竹溪先生。一九四三年秋，他报名参加“庚款兴学”留美考试，并于次年春天放榜时，成为全国物理专业唯一被录取的公费留美生。同年，他以题为《超晶格统计理论探究》的论文获得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在等待出国护照与签证的整整一年间，杨振宁曾在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担任高中数学教师，以此积累教学经验并维持生计。其公费留学生证书亦成为这段重要人生阶段的见证。
一九四五年八月，杨振宁与几位一同留美的同学在昆明搭乘飞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随后在该地等候前往美国的远洋客轮。经过约两个月的等待，他们终于登上了运送美国士兵回国的U.S.S. General Stewart号运输船，该船先后穿越红海、苏伊士运河及地中海区域，继而横渡浩瀚的大西洋，最终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抵达纽约港并顺利上岸。抵达美国仅仅三天后，杨振宁便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寻访其仰慕已久的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然而当时费米正参与美国军方一项高度保密的科研项目，行踪未对外公开，因此无人知晓其具体去向。此次寻访未果令杨振宁颇感失望，他随即转往普林斯顿大学，希望拜见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不料维格纳恰逢年度休假，亦未能得见。所幸在普林斯顿期间，杨振宁偶然遇见了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过的老师张文裕，张文裕了解情况后，建议他前往芝加哥大学等候费米的消息。一九四六年一月，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办理了正式注册手续，成为该校物理系的博士研究生。然而由于一些实际条件的限制，他原本计划跟随费米从事实验物理研究的设想未能实现；在费米本人的推荐下，爱德华·泰勒同意接收杨振宁作为自己的研究生。在泰勒指导下学习期间，杨振宁仍经常参与费米专门为研究生组织的课程与专题讨论班，从中深刻体会到费米善于洞察物理现象本质的独特研究风格。同年秋季，杨振宁原本希望以实验物理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费米因此将他引荐至阿里森教授的实验室开展工作。杨振宁在阿里森实验室度过了二十个月的时间，这段经历让他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动手操作与实验技能方面的不足。至一九四八年春天，在爱德华·泰勒的再次建议下，杨振宁决定放弃实验物理方向，转而专注于理论物理研究，并开始着手准备以《论核反应和符合测量中的角分布》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同年六月，他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
在顺利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之后，杨振宁前往密歇根大学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夏天，期间他专心聆听了朱利安·施温格（J. Schwinger）与弗里曼·戴森（Freeman J. Dyson）关于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问题的系列讲座。同年秋季，他返回芝加哥大学，受聘担任物理系讲师一职，并继续深入从事核物理与场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与罗森·布鲁斯合作开展了关于μ子衰变及β捕获的研究，同时与李政道携手合作，共同发表了学术文章《介子与核子和轻粒子的相互作用》，这标志着杨振宁与李政道学术合作生涯的正式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求学与工作期间，杨振宁与恩里科·费米教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从费米的治学风格与物理直觉中深受启发与影响。1949年春天，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参加了罗伯特·奥本海默主讲的关于“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renormalization）问题”的学术报告，对此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他恳请费米和爱德华·泰勒代为引荐，希望获得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机会。同年秋天，杨振宁如愿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然而在普林斯顿工作期间，他并未如最初设想那般直接投身于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的物理问题研究，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重整化的计算方法与算法。工作一年后，奥本海默对杨振宁的才华十分欣赏，决定将他留在研究院。1950年春季，奥本海默为杨振宁提供了一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期五年的聘书，经过慎重考虑，杨振宁决定接受邀请，继续留在普林斯顿。1952年，他转为该院的永久研究员，并于1955年晋升为教授，直至1966年离开，他在这里度过了长达十七年的学术黄金时期。1952年秋季，杨振宁与其他物理学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学术交流；同年12月，他受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稳相加速器部主任柯林斯的邀请，于1953年至1954年间，在该实验室从事关于多重介子产生的实验研究。1954年，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合作，共同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论，这一成果后来被广泛称为“杨-米尔斯场理论”。自此，规范场的研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视为二十世纪物理学最重大的成就之一。1961年，杨振宁前往斯坦福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对超导领域中的统计力学问题产生了研究兴趣。1957年10月，由于“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深刻研究以及由此引发的基本粒子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两人于1956年10月1日正式发表关键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从论文发表到凭借该理论成果获奖，仅历时十三个月，创造了诺贝尔奖历史上获奖速度最快的纪录之一。从此，宇称不守恒定律正式得到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在致辞中表示：“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颁布禁令，禁止所有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华裔学者返回中国，这使得杨振宁回国服务的愿望一时无法实现。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他逐渐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并在此结婚生子，产生了将家庭安置在美国的想法。1957年夏天，杨振宁在日内瓦与父亲团聚，共同生活了两个月。此后在1960年春天和1962年，他又两次在日内瓦与父母会面。父亲杨武之向他介绍了新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建设成就，希望他能够回国贡献才智，强调国家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然而杨振宁认为，当时中国的学术环境可能不利于他个人的研究进展，回国后科研工作恐有停滞之虞，最终杨武之未能说服他改变决定。1964年3月23日，杨振宁正式加入美国国籍。对于这一决定，其内心曾经历长时间的矛盾与挣扎，并非轻易做出。1965年，杨振宁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纽约州政府计划在纽约地区的几所大学中设立五个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席位，名额通过竞争产生，讲座教授每年可获得当时全美最高的十万美元资助。这一计划引起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长约翰·托尔（John S. Toll）的关注，他主动与杨振宁取得联系，诚挚邀请其来石溪分校任职。经过深思熟虑，杨振宁于四月底作出决定，接受石溪分校的聘约，并于1966年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就任爱因斯坦讲座教授。他在石溪分校创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在该研究所持续工作至1999年。到任后，杨振宁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先后邀请了李辉昭（Benjamin W. Lee）、杰拉德·布朗（Gerald E. Brown）等知名学者加入。他将研究所作为物理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学生及物理系其他教师与研究所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与其他教师共同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同时注重与数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联系。1994年，杨振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7年11月，杨振宁在家中感到胸闷不适，经检查发现心脏大血管存在七处堵塞。同月17日，他成功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三个月后重返工作岗位。尽管他仍希望完成许多学术计划，但深感年岁不饶人，于是决定逐步退休。1999年5月21日至22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为杨振宁举办了隆重的荣休仪式。在荣休晚宴上，杨振宁引用朱自清改自李商隐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作为告别致辞，当时已身患癌症的罗伯特·米尔斯也抱病前来参加了这场活动。
自20世纪60年代起，杨振宁教授便与香港结下了深厚缘分，曾多次赴港进行学术访问与讲学活动。196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首次来港讲学，并借此机会与父母及弟妹在香港团聚。同年12月30日下午，杨振宁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公开演讲，题目为《近代高能物理学之认识》，吸引了众多听众。次年，即1965年，他接受了时任校长李卓敏的邀请，加入香港中文大学自然科学学术顾问委员会，开始为大学的科学发展提供指导。至1982年，杨振宁受聘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荣誉教授，进一步深化了与该校的联系。在此期间，杨振宁多次陪伴母亲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留下温馨影像，例如1982年1月在校园中的合影、1983年在教师宿舍的相聚、1983年初同游沙田以及1987年春节在香港仔的留念。鉴于杨振宁对香港中文大学长期而深切的关注，校方希望与他建立一种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合作关系。于是在1986年，杨振宁正式接受聘请，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博文讲座教授。自此之后，他每年都会在香港居住大约三个月时间，定期为师生举办学术讲座，推动科研交流。1993年至1998年间，他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2004年起，又担任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一职。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有一项名为“拍照日”的传统活动，每年都会组织全系师生拍摄集体合影，杨振宁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尽量到场参与。从2000年至2018年，除2003年及2013年外，他几乎从未缺席，并亲自向优秀学生颁发奖学金，以示鼓励。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位于物理系所在的科学馆北座高锟楼内。此外，校方还在田家炳楼设立了专门的杨振宁档案室，用于永久保存他所捐赠的各类珍贵藏品；该档案室于2002年进一步扩充，并正式命名为“杨振宁学术资料馆”。关于他在校的影像记录十分丰富，包括1990年代初在办公室的工作照、1992年的七十寿宴、1999年将诺贝尔奖章赠予大学的仪式、2002年的八十寿宴、2012年的九十寿宴以及2017年的九十五岁寿宴等。 随着年岁增长，杨振宁落叶归根、回国定居的愿望日益强烈，这既是出于个人情感的自然趋向，也可以视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使他能更直接地为祖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体制与研究模式给清华大学带来了重要启发，校方由此设想建立类似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并邀请杨振宁主持工作。1996年5月至6月间，清华大学正式将这一机构定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同年6月，杨振宁访问清华大学，就中心的组建事宜进行深入商讨。1997年1月，他再次来到清华，进一步探讨筹备工作的具体安排。至1997年6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杨振宁担任名誉主任；同年8月，他出席了中心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首次会议。1999年10月，他参加了高等研究中心的落成典礼，并出席了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2002年5月，清华大学在“胜因院”为杨振宁修建了一栋两层别墅，取名“归根居”，寓意其回归祖国之心。2003年，杨振宁与夫人正式回到清华园定居，成为清华大学的全职教授，自此开始频繁往返于北京与香港两地，兼顾两处的学术工作。杨振宁在国内的学术活动与交流也十分频繁：1974年游览北京颐和园时留影；1977年在北京与母亲罗孟华及妹妹杨振玉团聚；同年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观摩研究成果；1978年在北京与中国科学工作者进行学术对话；1986年在北京科学会堂讲学；1992年6月9日在南开大学发表演讲；1999年出席中国科学院建院50周年中外著名学者学术报告会；2004年为清华大学本科生授课；2013年参加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科学与文学的对话”活动；2014年进行题为《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的主题演讲；2017年出席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2021年参加杨振宁先生捐赠清华大学暨“杨振宁资料室”揭牌仪式。 2004年11月，杨振宁获得在中国永久居留资格，成为首批取得该证的外籍人士之一。2015年4月1日，他正式放弃美国国籍。2017年2月，转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2021年9月22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同志专程前往清华大学看望杨振宁，代表习近平赠送花篮，转达对其百岁生日的诚挚祝福，并祝愿他健康长寿。同日，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中国物理学会联合主办了“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以祝贺杨振宁教授百岁寿辰。在会上，杨振宁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讲话，回顾了1971年回国访问的历程，并深情追忆了挚友邓稼先，场面感人至深。这场盛会也为杨振宁教授的百岁华诞增添了浓厚的学术与人文色彩。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一百零三岁。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悼与追思。就在当天，香港中文大学随即发布官方悼念文章《敬悼杨振宁教授》，以纪念这位杰出校友与科学巨匠。同日下午五时许，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内设立的杨振宁先生吊唁处已准备就绪，该处将对外开放七天，供各界人士前来吊唁，每日开放时间为上午九时至晚上九时。与此同时，西湖大学也公开发文《深切哀悼著名物理学家、西湖大学董事会名誉主席杨振宁先生》以示哀悼，并将其官方网站页面调整为黑白色调，以寄沉痛缅怀之情。 十月十九日，杨振宁先生的夫人翁帆女士在《光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她在文中写道，杨先生离去之时内心必定是欣慰的，因为他的一生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圆满答卷。次日，即十月二十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亦在《光明日报》撰文追思杨振宁先生，赞誉其科学精神与人格光辉将在浩瀚星河中永远闪亮。十月二十一日，潘建伟院士通过《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深切怀念杨振宁先生，并表示先生生前给予的信任与殷切期待，始终是激励自己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同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还转发了翟荟教授所撰写的纪念文章《师恩如海》。 为便于公众表达对杨振宁教授的悼念之情，香港中文大学于十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期间，在大学图书馆内的校史馆专门设置了吊唁室。市民可前往签署吊唁册并留下感言，以表达对杨教授毕生学术成就与崇高品格的敬仰与怀念。携带鲜花前来吊唁的人士，还可将鲜花敬献于邵逸夫夫人楼天台花园草坪上的杨振宁教授铜像周围。十月二十四日，据新黄河客户端报道，作家莫言与友人王振共同以《大师归去 高见永存》为题撰文悼念杨振宁先生；同日，莫言还亲手书写了一首短诗以寄哀思：“港岛悲闻坠大星，满天秋雨叶飘零。先生原本仙乡客，归去犹留百世馨。”也在这一天，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与校长李路明联合发表了署名文章《学耀星汉 心怀家国——深切缅怀杨振宁先生》，深情悼念并高度评价杨振宁先生对清华大学、中国科学事业乃至世界物理学发展的不朽功绩。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杨振宁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庄重举行。仪式现场，杨先生的遗体安卧于鲜花与翠柏环绕之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气氛肃穆而哀荣。杨振宁教授虽已远去，但其科学贡献、家国情怀与精神风范将长存于世，永远为后人所缅怀与景仰。
杨振宁教授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致力于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以及凝聚态物理等多个重要领域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便与R.L.米尔斯共同合作，开创性地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为现代物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石。1956年，他与李政道先生携手合作，共同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定律，这一发现对后续基础物理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杨振宁在粒子物理与统计物理领域所取得的多项突破性成果，是其学术贡献的重要见证；其中，他所提出的杨-巴克斯特方程更为量子可积系统与多体问题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杨振宁所获得的诺贝尔奖章目前珍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成为其学术成就的象征。统计力学是杨振宁长期关注的核心研究方向之一，他在该领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对扎根于物理现实的普遍模型进行求解与深入分析，从而精准把握问题的本质与核心精髓。1951年，他完成了关于二维Ising模型自发磁化强度的论文，并成功推导出1/8临界指数。次年，他与李政道合作开展了相变理论的研究，通过解析延拓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巨配分函数的解析性质，发现其根的分布直接决定了系统的状态方程与相变性质，从而消除了科学界对于同一相互作用下可能存在不同热力学相的疑虑。在这项工作中提出的单位圆定理明确指出，吸引相互作用的格气模型的巨配分函数的零点位于复平面上的单位圆上。早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时期，杨振宁就已开始思考如何拓展电磁学规范不变性的概念，以期用统一的框架描述当时不断涌现的各种基本粒子。1954年，他与米尔斯共同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这一成果后被学界广泛称为“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该理论被视为继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之后规范场论领域最为重要的发展，为后来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由此衍生出“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这一基本物理思想。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是迄今描述基本粒子相互作用最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它成功统一了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与电磁作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公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是与麦克斯韦方程组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相媲美的重要基础物理理论，并且对当代数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的原稿完成于1954年。此外，源于对液氦超流现象的兴趣，杨振宁在1957年前后与合作者共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稀薄玻色子多体系统的研究工作。他与黄克孙、Luttinger合作，将赝势法应用于该领域；又与李政道采用双碰撞方法得到了正确的基态能量修正，随后再与黄克孙、李政道运用赝势法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其中所得到的能量修正中的平方根修正项，后来随着冷原子物理学的发展而得到了实验的证实。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论文预印本曾引起Oehme的关注，他于1956年8月致信杨振宁，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P）、电荷共轭（C）以及时间反演（T）三个分立对称性之间关系的问题。这直接促使杨振宁与李政道、Oehme共同发表了论文57e，深入探讨了P与CT各自不守恒之间的联系。1957年10月，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了弱衰变过程中宇称不守恒的原理，指出真实世界与镜子中的影像世界并不对称。简而言之，该原理揭示了左右方向在物理上并不等同、也不对称。由于左手在镜中呈现为右手，因此左右对称的问题亦可表述为真实世界（实物）与镜中世界（镜像）是否能够被区分的问题。从实物映射到镜像（再辅以一个不影响物理定律的旋转）的变换，即称为宇称变换。因此，左右（不）对称也被称为宇称（不）守恒。这项重大发现对之后数十年间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宇称不守恒论文的原稿完成于1956年。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寻找具有非对角长程序的模型，杨振宁将研究导向量子统计模型的严格解。1967年，他发现一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费米子量子多体问题可以转化为一个矩阵方程，该方程后来被称为杨-Baxter方程（因为Baxter在1972年研究另一问题时也独立发现了此方程）。他还进一步探讨了该问题的S矩阵。他所发明的嵌套Bethe假设方法后来被Lieb和伍法岳用于求解一维Hubbard模型。1960年，为了获取更多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实验信息，并受实验物理学家Schwartz的启发，李政道与杨振宁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高能中微子实验的重要性。这是关于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理论分析，为后来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1961年，通过与Fairbank实验组的交流，杨振宁和Byers从理论角度解释了该实验组所发现的超导体磁通量子化现象，证明电子配对即可导致观测到的现象，澄清了无需引入新的电磁场基本原理，同时纠正了London推理中存在的错误。1962年，杨振宁提出了“非对角长程序”这一概念，从而统一地刻画了超流与超导的本质，并深入探讨了磁通量子化的根源。在1989至1990年间，他在与高温超导密切相关的Hubbard模型中找到了具有非对角长程序的本征态，并与张首晟共同发现了该模型所具有的SO（4）对称性。1964年，实验上发现CP不守恒后，学界出现了众多对其根源的猜测性文章。杨振宁与吴大峻对此进行了唯象分析，建立了后来用于分析此类现象的唯象框架。1969年，杨振宁与杨振平将一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问题推进到有限温度情形。这是历史上首次得到的有相互作用的量子统计模型在有限温度（T>0）下的严格解，该模型及其结果后来也在冷原子系统中得到了实验的实现与验证。1970年左右，杨振宁专注于研究规范场论的积分形式，发现了不可积相位因子的重要性，从而深刻认识到规范场的几何意义。1975年，他与吴大峻运用不可积相位因子的概念，给出了电磁学以及杨—Mills场论的整体描述，讨论了Aharonov-Bohm效应与磁单极问题，揭示了规范场在几何上对应于纤维丛上的联络。这项工作将物理学中规范场论的基本概念准确“翻译”为数学中纤维丛理论的基本概念，极大地促进了数学与物理学之间的成功合作。1966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1986年，他与陈省身先生在南开大学共同创办了理论物理研究室。1994年，他与丘成桐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创立了数学科学研究所。1996年6月，他与王大中、梁尤能等人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共同成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该机构于2009年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丘成桐与杨振宁曾于1992年7月进行过深入的学术交流。
自一九八零年起，在杨振宁先生的直接发起与积极倡导下，一系列旨在推动学术交流与科研发展的机构相继设立。这些机构包括“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有限公司”以及“北美清华教育基金会”。此外，杨振宁先生也以多种方式帮助并促进了如“邵逸夫奖”、“何梁何利基金”和“求是科技基金会”等重要奖项与基金的建立与发展。同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亲自发起并组织了“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其核心宗旨是资助中国学者前往石溪分校进行为期数月的访问研究及学术演讲。该项目的运作资金主要由杨振宁在香港、美国等地多方募捐筹集而来，其中特别设立了利氏奖金、应行久夫人奖金、葛任门奖金、方树泉奖金、杨志云奖金、冯景禧奖金、何善衡奖金、吕宁荣奖金、梁琚奖金、查济民奖金、刘永龄奖金以及旭日集团奖金等共十二项专项奖金。每项奖金每年为一位访问学者提供一万两千美元的经济支持。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二年间，这十二项奖金共计资助了八十余位来自中国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这些学者所属单位广泛，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知名学府，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西藏博物馆、中国电影家协会等各类科研与文化机构。访问学者们在石溪分校停留约十个月的时间里，得以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涵盖领域从人类学、社会科学到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这批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后续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突出成就，例如谷超豪、杨福家、陈佳洱、葛墨林、王元、孙昌璞等人，相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展现出该交流项目深远的人才培养效果。 回溯至一九四四年，杨振宁曾成功考取“庚款兴学”留美生资格，在等待出国的一年间隙中，他于西南联合大学附中担任教职，负责教授“高中数学”与“范式大代数”课程，这段早期教学经历也为他日后长期投身教育事业埋下了伏笔。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学年的第二学期，杨振宁受邀为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开设了“理论物理专题”课程。随后，在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学年的第一学期，他又与杨纲凯教授共同为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本科生讲授了“20世纪理论物理的主旋律”这一科目。直至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学年，杨振宁仍坚持参与一线教学，并不时安排师生见面会，与学生们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零零四年，时年八十二岁高龄的杨振宁在清华大学亲自为大一学生开设物理课程。整整一个学期，他为清华物理系和数学系约两百名本科生授课，每次课程持续两个四十五分钟，每周安排两次。为此，他亲自编写教学方案，并在每堂课前提早两小时进行认真备课，其敬业精神令人敬佩。更早之前，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教期间，杨振宁也曾主讲过“理论物理问题选”和“广义相对论”等多门课程。从这些跨越数十年的教学活动中，无论是二零零七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授课，还是二零零四年九月在清华大学对本科生的悉心指导，都充分体现了杨振宁先生对教育事业的持久热情与无私奉献。
杨振宁先生指出，从事科学研究在选择课题时需要特别关注两个核心原则：首要的一点在于追求创新性，任何研究工作的最终目标都应当是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贡献；其次，课题的难度应当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即便一个课题极具新意，但如果难度过高以至于研究者难以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么这样的选题同样不具备实际价值。为了帮助刚刚踏入研究领域的学习者掌握选题的方法，杨振宁进一步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其一，研究者应成为学习过程中的有心人，在日常学习和积累中主动培养自身的科学素养与敏锐度，持续观察并思考，从而及时发现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问题与方向。其二，需要广泛地阅读文献与著作，既要把握所在研究领域的整体脉络，也要及时了解学科前沿的动态，在此过程中进行广泛而略带选择性的浏览是十分必要的。其三，要善于捕捉科技发展中出现的新动向，无论是理论上的创新还是实验技术上的突破，都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这种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度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科学素质，也是未来取得成就的重要基石。在此基础上，杨振宁还系统性地总结了开展有效科研工作的多个要点：1、研究者需具备宽广的知识视野与多元的兴趣爱好；2、必须打下坚实深厚的专业基础；3、要在关键节点上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4、逐步形成个人独特的研究风格与路径；5、重视不同学科间知识与方法的渗透与交叉学习；6、始终追求并培育自身的独创性思维；7、在研究中注重运用归纳法等科学方法；8、秉持持之以恒的精神，但同时也要避免陷入固执己见、钻牛角尖的困境。此外，杨振宁还对物理学与美学之间的深层联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将物理学中所展现的美具体划分为三个层次：现象之美、理论描述之美以及理论结构之美。现象之美源于自然界各种实体与现象所直接呈现的视觉或感知上的美妙，例如晶体结构或天体运行，这种美往往直观可感，通常不需要专门的理论准备便能被大众欣赏。理论描述之美则体现在自然规律通过定理或定律所揭示出的那种和谐与简洁，它带给人们一种超越直观的、震撼性的智力愉悦，这种美隐藏在现象背后，需要通过科学的抽象与表述才能被认知。理论结构之美则指向物理理论本身所具有的优美数学形式与内在逻辑结构，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物理学中，这种美常常表现为理论数学架构的优雅与深刻，自然界似乎偏爱选择那些具有数学美感的规律，而要充分领略这种深层次的美，则需要研究者具备更为丰富的知识背景，特别是高等数学及群论等领域的专门知识。
杨振宁先生早年既接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教育，后又在美国完成了高等教育，因此他对于中西两种教育体系都有着切身的体会与深刻的理解。他不仅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中所蕴含的深厚精髓，同时也精准地洞察到美国教育体系中的独特精华。在长期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他对于中国与美国教育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以下系统的看法：中国学生的成才路径往往倾向于读书型，侧重于知识的积累与掌握；而美国学生的成才取向则更偏向创造型，注重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育方式上，中国教育普遍强调学生应当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学习；美国教育则更鼓励学生进行跳跃式发展，敢于突破既定的框架。在管理风格上，中国教育注重纪律与服从，要求学生遵守约束；美国教育则更为突出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自主探索。在教学方法层面，中国教育传统上较为重视知识的灌输与传承；美国教育则格外推崇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发现与思考。从整体成就来看，中国教育的显著成就在于实现了大规模、高质量的普及教育；而美国教育的突出成就则体现在其精英化的英才教育体系上。 针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杨振宁指出，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并非需要全盘否定或彻底改变，但对于该体制中确实存在的某些缺点与不足，必须找到有效的修正与改进方法。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要高度重视并着力培养中国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建议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通过推行教学民主、注重启发式教学、积极鼓励学生自主探究等多种措施，来有效促进学生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的协同发展。推进深入的教学改革，无疑是中国整体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等多个关键环节上进行切实可行、贴合实际的改革。 具体而言，他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大力倡导通才教育。杨振宁并不赞同中国大学里普遍实行的过于严格和细分的专业教育模式。他认为，一个规定过多、限制过严的专业教育体系，往往难以充分激发青年学子的个人兴趣与内在潜能，将学生过早地局限在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内，并非一种理想的人才培养方式。通才教育是面向未来、进军新兴领域的必然需要。在人类知识向新领域拓展的过程中，一个显著的趋势便是不同学科知识的交叉与融合，这就要求年轻人必须具备在多个学科领域中把握核心问题与精神实质的能力。当然，通才教育并非意味着完全取消专业划分，而是对打破那些彼此割裂、僵化的专业壁垒的一种强烈呼吁。 其次，他强调必须培养善于动手的实践型人才。杨振宁在多次谈话中都提到，要提升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与科技创新水平，迫切需要大量具备出色动手能力的人才。动手能力本身即是一种宝贵的个人长处，通过系统的学习与训练，再结合一定的机遇，这些人才完全有可能成长为中国当下最急需的实验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栋梁。 最后，他积极鼓励出国留学，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杨振宁高度重视国际学术交流的深远意义，其理由主要包括：留学生通过在国外的亲身学习与生活，能够加深对世界的了解；他们与国内保持的信件往来或短期访问，能够带来新的观念与视角。一项积极的留学政策，不仅有望直接带来前沿的科研成果，更有助于及时了解西方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从而反过来有力地推动本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研究进程。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杨振宁为了探寻那些具备非对角长程序的模型，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这一探索过程最终将他引向量子统计模型的严格求解。到了1967年，杨振宁在一维δ函数排斥势背景下的费米子量子多体问题研究中取得关键突破，他发现该问题能够转化为一个特定的矩阵方程，这一方程后来被学界普遍称为杨—Baxter方程（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1972年巴克斯特在另一项独立研究中也发现了同一方程）。更早之前，在1954年10月，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合作，在《物理评论》上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文中他们构建了“杨振宁-米尔斯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然而在提出之初，该理论并未被广泛认可为物理学的一部分，而更多被视为一个可能对物理学有潜在价值的数学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的重要性逐渐显现，直至1972年，“杨振宁-米尔斯非阿贝尔规范场”终于被正式承认为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结构，并最终为弱相互作用的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上工作主要归功于杨振宁与米尔斯（相关记载可参考1999年5月的文献）。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科学院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发布了一项重要消息：经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提名申报，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决定，将该台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这颗小行星沿着特定的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运行，其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约为三点三五亿公里，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周期则需要三点三四年。这一命名不仅是对杨振宁先生在物理学领域所作卓越贡献的崇高致敬，也体现了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科学家学术成就的广泛认可。通过将小行星以杰出科学家的名字命名，既永久铭记了其为人类科学进步所付出的努力，也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在探索宇宙奥秘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一九八九年年底，中山大学建成了一座名为“冼为坚堂”的研究中心大楼，并在这座大楼内特别设立了一尊杨振宁先生的半身铜像。这尊铜像由著名雕塑家潘鹤先生精心创作而成，它不仅是中国境内，甚至很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第一座为杨振宁先生树立的雕像。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内多所高等学府也相继以塑像形式表达对杨振宁先生的敬意。二零零二年，清华大学在校园内为杨振宁先生竖立了一尊塑像。两年后，即二零零四年十月，南京大学也树立了一尊杨振宁半身像，该像选用汉白玉为材质，显得庄重而典雅。二零零七年九月，为庆祝杨振宁先生八十五岁寿辰暨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五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在校园内的邵逸夫夫人楼天台安放了他的雕像。这一安放位置由杨振宁先生本人亲自选定，因为从这里可以俯瞰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会场全景。杨振宁先生曾表示，他希望自己能永远注视着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子们，尤其是物理系的师生。二零一二年四月，杨振宁先生亲赴东莞理工学院学术会议中心，出席了“陈省身、杨振宁铜像”揭幕仪式。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也曾举行杨振宁铜像致赠仪式，而在二零零二年清华大学塑像落成时，杨振宁先生还与雕塑家吴为山一同在塑像旁合影留念。
一九九九年五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为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举办了一场隆重的退休仪式。在仪式上，时任校长肯妮博士正式宣布，为表彰杨振宁教授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及其对学校的深远影响，该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将自即日起更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这一命名不仅是对杨振宁学术成就的永久纪念，也体现了学界对其毕生工作的崇高敬意。
在2020年11月，东莞理工学院内一座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建筑——杨振宁教研楼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座教研楼在中国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它是国内首座以享誉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名字命名的教学研究楼宇。该建筑的设计工作由杰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先生亲自领衔并主持指导，体现了极高的设计水准与学术内涵。整栋楼宇的规划用地面积大约为5000平方米，其总建筑面积达到约1500平方米，主体结构共分为两层，规模适中且功能集中。这座教研楼的建成不仅为东莞理工学院的师生提供了先进的教研空间，也成为了校园内一处融合学术精神与人文纪念意义的重要景观。
杨振宁旧居坐落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的三河古镇南街，其建筑前身乃是当地历史悠久的三河孙大生老字号药铺，最初兴建于明清两代交替之际，整体上是一座结构严谨、风格古朴的典型砖木院落，充分体现了明清时期江淮民居的建筑特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躲避连年战火与动荡时局，当时尚处少年时期的杨振宁跟随母亲辗转迁居至肥西三河，并在此处客居生活与继续学业，这段经历也成为他早年成长历程中重要的一页。整座旧居依传统形制共建有五进房屋，其中前两进现已被辟为专题展览厅，系统陈列着与杨振宁生平相关的珍贵历史图片、手稿信札及其他文献资料；第三进房屋则基本保留了他当年在此居住时的生活场景与陈设布局，让人得以窥见其少年时代的生活痕迹。第四进与第五进房屋采用了现代展陈手法，借助声效、光影及电子多媒体等多种技术形式，生动形象地阐释与展示了杨振宁在理论物理领域的卓越科学成就，尤其是其在粒子物理学与统计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此处所附的合肥三河古镇杨振宁旧居实拍图，直观呈现了这座兼具历史人文与科学纪念意义的建筑风貌。
自2021年9月22日起至2022年1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大学展览厅特别举办了题为“杨振宁教授百龄华诞：物理巨擘 中大挚友”的公众展览。该展览旨在向公众全面介绍杨振宁教授丰富而卓越的人生历程与重要事迹，并精心陈列了杨教授个人珍藏的诸多珍贵物品与文献资料。作为庆祝杨振宁教授百岁寿辰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特展重点突出了其于1957年荣获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同时也生动展现了杨教授在长达四十年的岁月中，于读书治学与教书育人方面所取得的非凡贡献与深远影响。
截至2020年12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已在《物理评论》与《物理评论通讯》等众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累计发表超过三百篇学术研究论文，这些成果涵盖了理论物理的多个前沿领域，为其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振宁先生虽长期旅居海外，却始终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1971年，当中美关系初现缓和曙光时，他便主动致信父亲杨武之，表达了盼望回国探亲的强烈意愿。杨武之将儿子的请求转呈国务院后，很快获得了批准。同年夏天，杨振宁终于踏上了阔别二十六载的故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首次访问。此行中，他不仅与父亲杨武之团聚，还见到了岳父杜聿明、岳母曹秀清，并先后走访了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重逢恩师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张文裕、赵忠尧，也与昔日同窗邓稼先、黄昆等亲切会面。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杨振宁，席间杨振宁就美国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形势、学生运动、大学政策、黑人运动、失业问题、选举制度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取向等一系列议题，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分析。返回美国后，他奔赴各地高校进行巡回演讲，产生了巨大反响，由此带动了一大批华裔学者纷纷访问中国，他也因此被广泛誉为搭建中美学术交流桥梁的先行者。1972年，杨振宁再度回国访问，周恩来总理专门邀请他针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与科研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杨振宁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在教学与科研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固然是很好的方向，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阶段也确属必要；然而，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普遍忽视基础教学与理论研究的深入，这实则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同时，他也观察到在不少科研机构中，同样存在着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1977年2月27日，杨振宁以“全美华人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在美国联合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出资八千美元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发布了“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广告一侧还醒目地附有八个汉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1978年3月，他与李政道、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共同倡导，推动创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即现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随后于1983年12月向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议，倡导设立计算机软件专业。1979年1月30日，在华盛顿由全美华人协会等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邓小平的宴会上，杨振宁发表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欢迎致辞。1980年，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创立了“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旨在资助中国学者前往该校进行学术深造。1982年，他致信中国相关部门的领导，再次就中国科技发展的长远战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85年，他积极倡议香港亿利达集团出资设立“四省二市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以此激励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与实践能力，有力推动了中小学校课外科技活动以及创造发明活动的蓬勃发展。在从1997年至2005年的八年时间里，他多次致信中央领导同志，竭力主张中国应当立即着手发展自由电子激光技术，为此项关键装置在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2015年9月3日，杨振宁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回溯至1979年1月那次欢迎邓小平的宴会，历史照片留下了这样的画面：从左至右依次是杨振宁、夫人杜致礼与邓小平同志；而2015年9月3日，他同样庄严地出现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的观礼台上。
2004年7月，杨振宁先生在北京大学为“全国台联2004年台胞青年夏令营”的台湾青年学子们作了一场专题报告。在报告中，当他回忆起“七七事变”爆发后，自己不得不随同家人仓促离开北京的那段往事时，他怀着深沉的历史感对在场的台湾学子说道：“将来各位之中如果有谁再次来到北京参访，我诚挚地建议大家能够专程前往卢沟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卢沟桥正是当年日本军队发动对华北进攻、打响第一枪的地点，这段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值得每一位中国人亲身去了解和反思。”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生于1896年4月14日，卒于1973年5月12日）是一位在数学与教育领域均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作为中国现代数论与代数学研究及教学工作的先驱之一，他早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资格，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学术深造，并在该校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之后，杨武之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多所知名高等学府担任教职，以其深厚的学识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1896年—1987年）则如同当时许多传统家庭的女性一样，深受中国古典礼教文化的熏陶，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的坚定人生信念。她一生行事从不单纯考虑个人得失，而是始终将父母、丈夫与子女的福祉置于首位，默默承担起维系家庭、抚育后代的重任。杨振宁在兄弟姐妹中共排行第一，其下还有三位弟弟和一位妹妹，家庭结构颇为完整。二弟名为杨振平，三弟是杨振汉，妹妹则叫杨振玉，而五弟杨振复（1937年—1985年）则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关于家庭早期的影像记录，现存有一张1923年杨振宁仅十个月大时与父母在合肥四古巷故居窗边拍摄的珍贵照片；此外，1938年2月全家于汉口留下了一张合影，其中还包括了当时一同生活的堂哥与堂姐。
杨振宁先生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女士出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二零零三年十月逝世。她曾是杨振宁在昆明任教期间的学生，同时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一九四九年，两人在美国普林斯顿的一家中国餐馆偶然重逢，此后逐渐开始交往，并于一九五零年八月在普林斯顿正式结为夫妇。他们的婚姻生活持续了数十年，共同抚育了三位子女。长子杨光诺生于一九五一年，长期投身于计算机科学领域，尤其在量子计算机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与专业建树。次子杨光宇早年从事化学相关工作，其后将事业重心转向天文学，致力于该领域的科研工作。女儿杨又礼则选择了医学道路，成为一名执业医生。在一九七六年拍摄的一张家庭合影中，从左至右依次为杨光宇、杜致礼、杨光诺、杨又礼与杨振宁。一九九五年，杨振宁赴汕头大学参加一场国际物理学家会议期间，当时就读大学一年级的翁帆负责接待杨振宁夫妇，两人由此相识，并在之后多年里保持着书信与电话的联系。在杨振宁的第一任夫人杜致礼病逝之后，他与翁帆之间的往来逐渐增多，彼此感情日益加深，最终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二零一一年，杨振宁与翁帆曾在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住所合影留念；次年，两人亦一同出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活动中。
当直觉与既有的书本知识产生矛盾时，这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学习契机，我们应当敏锐地捕捉并深入探究这样的时刻。在探索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新出现的现象与新兴的研究方法，而不宜过度拘泥于书本中已有的固定知识。任何重大的突破都离不开前期的充分积累，没有扎实的准备便难以迎来后来的飞跃。当脑海中涌现出有价值的想法时，应当持之以恒，不轻易搁置或放弃。若能在某个学科或领域发展的初始阶段便投身其中，无疑是极为幸运的机遇。每个人的兴趣取向与能力禀赋各不相同，而这两者都需要通过持续的实践与学习来悉心培育。因此，重要的是去发掘自身的兴趣所在，进而耐心地培养它，并最终推动其不断深化与发展。我始终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中国的高等院校对中国整体发展所贡献的力量，在相对意义上远远超过了美国顶尖高校对美国所作出的贡献。展望21世纪的后半叶，中国必将成长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强国。这种乐观的预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在过去一百年间凭借自力更生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而这些成就背后蕴含着根本性的、源自文化传统的持久智慧：那便是坚韧不拔的韧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所展现的坚韧特质，共同构成了中国在20世纪得以崛起的基础性动因。放眼百年之后，倘若我们要评判20世纪中最具重要性、且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最深远影响的历史事实，那么答案或许并非两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希特勒的兴起，抑或苏联的革命与解体，而很可能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其二，则是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历程。杨振宁教授
在杨振宁先生早年赴美留学的护照文件上，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为9月22日。然而，根据李炳安教授与邓越凡教授两位学者进行的详细历史考证，这一日期实属当年信息登记过程中的笔误，杨振宁先生真实的出生日期应为10月1日。依据香港中文大学官方网站所收录的权威资料记载，杨振宁教授出生于壬戌年，即公元1922年，对应的农历日期为八月十一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杨先生准备前往海外继续深造，其时需将农历生日转换为国际通用的公历日期。由于当时转换工作仅求大致准确，所有相关证件便统一登记为9月22日。若按照严谨的历法进行精确换算，先生的生辰所对应的公历日期确为10月1日，这一日期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相重合，成为一段颇具意味的历史巧合。
在清华园度过的八年时光里，杨振宁的家庭迎来了二弟振平、三弟振汉以及小妹振玉的相继出生。身为家中的长子，杨振宁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协助母亲照料弟弟妹妹的责任。为了激励弟妹们勤奋学习、养成良好的品行，他特意设计了一套细致的记录规则：在一天之中，谁读书认真、听从母亲教导、主动帮忙家务、不与兄弟姐妹争执打闹，便能获得一个红点的奖励；反之，若有调皮捣蛋或违反规定的行为，则会被记上一个黑点。每到周末结算时，只要积累到三个红点，弟妹就能享受到一份特别的奖励——由杨振宁骑着自行车，带他们进城观看一场电影。此外，杨振宁还十分乐于为弟妹讲述各种故事，常常在夜晚临睡前，将他从《爱丽丝梦游奇境》《金银岛》《三剑客》等书中读到的精彩情节娓娓道来，让弟弟妹妹在故事中进入梦乡。1935年，在清华园西院11号，一张珍贵的家庭合影记录下了这段温馨的岁月，画面中从左至右依次是振玉、振平、振汉和振宁。
在西南联合大学求学期间，杨振宁因其对待学问格外认真、甚至到了“较真”地步的态度而广为人知。当他攻读研究生时，十分乐于与同宿舍的凌宁、金启华、顾震潮，以及不时前来借住的黄昆和张守廉等人畅谈天下事，交流学术见解。其中，他尤其喜欢与黄昆进行深入而激烈的辩论，两人常常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这种互动被他们戏称为“顶牛”。有一回，为了彻底厘清量子力学体系中“测量”这一核心概念的深层含义，杨振宁与黄昆等人从清晨便开始讨论，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即便已经躺下准备休息，心中盘旋的疑问仍促使他们重新起身，点燃蜡烛，在昏黄的烛光下翻找出海森伯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等相关著作与文献，一边查阅一边继续着热烈的争辩，试图通过反复的探讨与论证来触及问题的本质。
杨振宁在学生时代便以喜爱唱歌而闻名，无论他漫步于校园的小径，还是在家中专注地研习功课，总能听到他兴致盎然地高声吟唱，曲目既包括深情的中文歌曲，也涵盖悠扬的英语歌谣。在他众多喜爱的旋律之中，有一首尤为特别，那便是由父亲亲自传授给他的《中国男儿》。尽管杨振宁的演唱技巧未必称得上精湛，甚至时常有些走调，但他始终乐在其中，这份执着与热情使他在西南联合大学校园内成为了一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有一次，杨振宁的一位朋友向另一名同学打听：“你是否认识杨振宁？”那位同学沉思片刻，随即恍然大悟地回答道：“杨振宁？让我想想……哦，是不是就是那个唱歌听起来相当难听的同学？”这段趣闻生动地勾勒出他青春岁月中活泼而真实的一面。
在西南联合大学求学期间，杨振宁曾经历了一段短暂而青涩的初恋。当时，与他一同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的共有四位女生，其中一位是来自浙江嵊县、时年十九岁的张景昭。张景昭在物理系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转入算学系继续深造。转系之后，她因为课业需要，时常前往算学系主任杨武之的家中请教问题。随着往来逐渐频繁，不仅杨振宁的父母对这位聪慧勤奋、相貌清丽又性格开朗的女生颇为喜爱，杨振宁自己也对她萌生了朦胧的好感。 为了能多见张景昭几面，年轻的杨振宁甚至悄悄打听好她上课的地点，特意请假到她的教室附近徘徊等待，只为在她下课出门时能借机说上几句话。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两个月左右，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杨振宁渐渐意识到，自己整日心神不宁、情绪起伏，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影响学业。于是，他决心自我克制，主动减少与张景昭见面的机会，让内心的悸动随时间慢慢平复，并有意将两人之间的关系维持在普通同学般的平淡往来中。这段尚未真正开始的感情，最终化作了他青春岁月里一段安静而含蓄的回忆。
在北京崇德中学求学期间，杨振宁正就读高一，而邓稼先则比他低两个年级，当时还在初二学习。正是在这所校园里，两人相识并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成为彼此生命中最为熟悉的挚友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们先后辗转至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那里有过一段同窗共读的时光。此后，两人又相继赴美留学；在美国期间，邓稼先曾得到杨振宁经济上的支持与帮助。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到中国访问，在他所列的会见人员名单上，邓稼先的名字居于首位。历经数十年的分离，两位老友终于重逢，他们相对而坐，倾心长谈。杨振宁提到，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后，他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临别之际，杨振宁忍不住向邓稼先提出了一个深藏心底的问题：“中国研制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参与协助？”这一问，既是明知或许“不当问”却难以抑制的情感流露，也绝非寻常的好奇——它承载着一位海外华裔科学家对故土的深切关怀，是华夏子孙对民族自强之路的真诚叩问。邓稼先深知此问的分量，他坦诚回答，据自己所知并没有外国人的直接参与，但由于这项工程规模庞大、组织复杂，他无法百分之百确定，需要进一步核实才能给予准确答复。为此，邓稼先郑重其事地向周恩来总理作了请示。就在杨振宁结束访华行程、即将飞往巴黎之际，他收到了邓稼先的回复信件。信中明确写道：中国的原子弹工程，除最初得到苏联少量援助外，完全由中国人自主完成，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这封回信让杨振宁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他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这份感动，既源于老友的坦诚与信任，也来自祖国对他的敞开与真诚，令他此行满载而归。多年阔别，老友情谊如旧，而祖国已然走向振兴。这第一次回国访问，使杨振宁与邓稼先之间彻底敞开心扉，实现了精神层面最深层的交流。他们之间的默契，也为后半生彼此扶持、相互鼓舞的情谊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邓稼先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杨振宁曾手持花束前往医院探望；邓稼先特意嘱咐妻子，将家中珍藏的一方古砚赠予杨振宁，并感慨道：“他对我的帮助和情谊实在太深了。”1993年6月，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上发表了文章《邓稼先》。该文于同年8月21日被《人民日报》转载，后来更被收录进教育部审定的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而在更早的1986年6月，杨振宁也曾专程前往医院，探望当时已卧病在床的邓稼先。
一九七三年七月，杨振宁教授第四次返回中国进行访问。在此期间，他向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表达了一个深切的愿望——希望能有机会拜会毛泽东主席。这一请求很快得到了安排，同年七月十七日，在周恩来总理与物理学家周培源的陪同下，毛泽东于中南海的书房中亲切会见了杨振宁。双方进行了一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谈话内容广泛涉及哲学思想、物理学前沿进展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等诸多方面。当预定的会面时间结束时，在场众人纷纷起身准备告辞，毛泽东却微笑着对杨振宁说：“你拉我一把。”杨振宁闻言立即上前，细心搀扶主席站起。临别之际，毛泽东握着杨振宁的手说道：“感谢你这位自然科学家，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我也很希望能够给世界有一些贡献，不过没能做到这一点。”这番真挚的话语令杨振宁深受感动，他当即回应道：“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听后幽默而坦率地表示：“你不要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发生在一九七三年七月，由周恩来与周培源共同陪同参与，不仅展现了领袖与科学家之间的坦诚对话，也体现了那一时期对知识与人才的尊重。
杨振宁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职期间，校方曾多次向他表达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意愿，然而他始终谦逊而坚定地婉言谢绝。这背后的原因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香港尚未回归祖国之前，学校的学位颁授仪式沿袭着英国的传统礼仪。按照这一流程，获颁荣誉博士的人士需要向由英国人出任的校监鞠躬致礼，随后校监会手持一根象征性的小木条，轻轻在接受者的头顶触碰一下，以此标志仪式完成。杨振宁先生出于民族尊严与个人原则，不愿向英国校监行此礼节。直到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校监一职改由中国人担任，仪式中蕴含的殖民色彩随之消散，杨振宁先生这才欣然接受了这份迟来的荣誉。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他刚刚经历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身体尚在恢复之中，但为了亲自见证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他依然坚持莅临颁授典礼现场。最终，杨振宁先生正式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其学术地位所受的崇高认可，也折射出他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坚守原则的人格风范。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广州亚运会组委会正式对外发布公告，确认由徐荣凯与捞仔共同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重逢》被选定为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的官方会歌。这首歌曲的英文歌词部分由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及其夫人翁帆共同翻译并撰写而成。实际上，在确定最终版本之前，亚组委也曾委托其他专业领域的翻译人士尝试进行英文歌词的译配工作，然而经过多方细致的比较与考量，组委会认为杨振宁与翁帆所译写的英文《重逢》歌词在意境传达与语言韵味上更为贴切、生动，也更能够体现原曲的精神内涵。因此，广州亚组委最终作出正式决定，本届亚运会会歌的英文《重逢》歌词版本将采用由杨振宁与翁帆合作完成的译写文本。
1994年4月，时年72岁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之邀，前往合肥进行学术讲学。由于连日密集的学术交流活动与长途旅程的辛劳，杨振宁在合肥期间因身体不适突发高烧，随后被安排入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当时负责照护的护士汪喜华对此记忆犹新，她回忆道：“杨老先生当时需要进行静脉输液，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血管条件以及身体状况，我特意将输液滴速调整得较为缓慢，以确保安全。”就在汪喜华完成操作准备离开病房之际，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女士从随身携带的包中取出一台相机，轻声表示想为卧病在床的丈夫记录下这一刻。大约三至四周后，远在美国的杨振宁夫妇将这张在病房中拍摄的照片精心冲洗出来，并以塑封妥善保护，邮寄到了汪喜华所在的科室。照片背面，杨振宁亲笔写下了一行苍劲有力的字迹：“护士小姐，多谢。杨振宁。”2025年3月7日，已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退休的护士汪喜华与她的丈夫一同向大皖新闻记者展示了这张承载着三十年温暖回忆的珍贵照片，这张由合肥退休护士汪喜华珍藏的照片，不仅记录了一段特别的医患情谊，也见证了杨振宁夫妇待人诚挚的品格。
自1970年至1972年间，针对美国与日本单方面将钓鱼岛列岛划入美国所谓“归还冲绳”范畴的行为，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留学生以及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在北美等多个地区发起了一系列规模浩大的抗议游行与群众运动。1970年，日本正式向美国提出将钓鱼岛纳入冲绳归还范围的要求，与此同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多次驱赶台湾渔船，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同年10月，台湾大学硕士生王晓波发表了题为《保卫钓鱼台》的文章，系统阐述了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历史与法理依据，在海外学界与侨界引起广泛反响。此后，北美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与华侨华人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诸如“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等团体，并在美国多个城市持续开展示威游行与宣传活动，表达对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的强烈反对。 1971年4月10日，约2500名华人华侨代表聚集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大规模集会，严正抗议美国政府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明显偏袒日本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际知名的华人学者也积极参与到这场被称为“保钓运动”的爱国行动中，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著名数学家丘成桐以及历史学者何柄棣等各界人士。杨振宁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缺乏公正，始终倾向于支持日本的主张，而从历史与法理层面来看，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一事实是确凿无疑、不容争辩的。这场持续数年的海外保钓运动，不仅展现了海外同胞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更多人关注并思考钓鱼岛问题的历史经纬与正义归属。
一九四九年秋天，杨振宁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随后邀请李政道一同参与研究工作。一九五一年九月，李政道正式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两人由此展开了富有成果且相处融洽的合作，然而不久后却因合作撰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顺序问题产生了矛盾。完成首篇论文时，依照学术惯例合作者署名应当按英文姓氏字母顺序排列，本应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杨振宁提出希望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李政道经过考虑后勉强表示同意。到了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则说服杨振宁重新依照国际惯例调整顺序，将名字改回字母序，这一署名争议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他们甚至一度决定停止合作。此后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他的离去使得两人在地理上与学术上的距离都逐渐拉大。不过一次偶然的契机又让他们的合作得以恢复。一九五三年，杨振宁与米尔斯合作发表了重要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准确抱有疑虑，并将自己的看法坦诚告知了杨振宁。经过深入交流与讨论，两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共同署名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自此他们重新开始合作并陆续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一九五六年，两人联合发表文章，成功挑战了物理学的一项核心观念——宇称守恒定律，即认为基本粒子与其镜像的运动规律完全一致，这一突破性工作使他们于一九五七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十一月，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前夕，杨振宁与李政道各自准备获奖发言及演讲内容。根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通知以及当时媒体的报道，两人名字的排列顺序均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致，即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然而在颁奖仪式即将举行时，杨振宁提出希望调整授奖及晚宴环节的名字顺序，这一请求令李政道感到十分意外，但他最终还是勉强接受了安排。不久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使两人的关系彻底走向破裂。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刊登了由伯恩斯坦撰写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该文详细记述了二人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经过，文中关于贡献与署名先后的表述再次引发激烈争执，最终导致这对曾经亲密的合作伙伴公开决裂，分道扬镳。杨振宁与李政道之间的恩怨纠葛，其影响早已超越个人范畴，甚至延伸到日后中国基础学科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李政道积极倡导建设高能加速器，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创立特殊考试办法帮助中国青年学子赴美深造。而杨振宁则大力主张重点发展应用科学，对兴建高能加速器持反对态度。两人在科学发展方向上的分歧，已成为科学史上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其中的是非曲折，应当交由历史来评判，并由科学史家进行细致研究。谈及这段关系，杨振宁曾表示：这是我人生中深感遗憾的一件事，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悲剧。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已至暮年的两位昔日伙伴仍因往事不时引发舆论波澜，这一幕无疑是崇尚“以和为贵”的中国公众所不愿见到的。一九五七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左）在普林斯顿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记录了他们短暂而辉煌的合作岁月。
二零零四年三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深圳参加一项植树活动期间，公开对李柱铭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李柱铭此前前往美国参议院进行所谓“作证”的举动，既不符合应有的立场，也显得极不明智。杨振宁进一步强调，香港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已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历史与法理事实，任何试图质疑或动摇这一根本原则的行为都是不恰当的。
二零一四年一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通过公开渠道正式发表声明，对当时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一篇文章予以澄清。该文章以《杨振宁：佛教与科学是彻底相容的》为题，通篇采用杨振宁“本人自述”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逐步深入论证了佛教思想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联性等议题，文中还穿插使用了杨振宁在若干公开演讲场合拍摄的现场照片作为配图。杨振宁在声明中明确指出，这篇文章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其观点与内容均不能代表他个人的真实立场。
在二零零四年九月举办的“二零零四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发表了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主题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明确指出，《易经》在塑造中华文化的深层思维方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并认为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本土萌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颇具争议的论断随即在学术界与文化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鸣。杨振宁进一步阐述道，逻辑推演的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中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系统性的传承与深入的发展，这可谓是中国文化存在的一个内在缺陷，同时也是导致近代科学革命未在中国发生的一项根本性因素。他以中国传统医学为例，指出中医理论中所沿用的诸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核心概念，本质上源于《易经》的哲学思想与认知框架，这些固然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其思维与验证方式却并非建立在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强调，中国未来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自觉地、有意识地超越和摆脱《易经》所固有的某些思维定式与认知局限，倘若不能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它们将继续构成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潜在障碍。
杨先生对于物理学所怀抱的那份深切热爱与无限热忱，其程度之深、境界之高，实非常人所能轻易领会与完全理解。曾有人评价他是一位富有罗曼蒂克情怀的物理学家，因为在他眼中，物理学并非仅仅是冷峻的公式与实验，而是一种近乎于爱情般的执着与投入，这种情感在许多旁观者看来既独特又动人。杨振宁先生真正堪称一位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大先生”，他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深厚，更以其高尚的人格风范感染着周围的人。他始终热心于延揽各领域的领军人才，积极扶持与培养青年学子，在他的推动与引领下，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得以形成，同时他也大力促进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为所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无数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放眼全球物理学界数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杨振宁是可以被公认为全才型理论物理学家的三位巨擘之一。他对宇称守恒定律所进行的透彻而深刻的研究，以及所提出的“Yang-Mills规范场论”与“Yang-Baxter方程式”，无一不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些贡献宛如一把把钥匙，开启了物理学与数学历史上崭新的篇章，对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贡献极其巨大。杨振宁不仅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突破界限，做出了不朽的学术贡献，他的人格魅力、深厚的家国情怀同样令人高山仰止，他的学术成就、精神品格与大师风范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学人。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以及凝聚态物理等多个重要领域，杨振宁都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卓越贡献。他还是中美关系缓和之后首位回到中国进行访问的华裔科学家，始终积极推动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为促进中美建交、人才交流与科技合作等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海归70年70人”颁奖辞）杨先生的世界既是精密的科学世界，也是一个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广阔天地，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与西方科学的理性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他不仅带动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更以其影响力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杨振宁无疑是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站在科学与传统的交叉点上，以其惊才绝艳的智慧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他贡献给世界的成果如此深奥，真正能透彻理解的人或许并不多；而他奉献给祖国的情感却如此纯真与赤诚，这份心意我们所有人都能深切体会并为之感动。曾经，他屹立于世界科学前沿；如今，他的精神与志向依然同国家一道，携手迈向未来。（“感动中国”颁奖辞）杨振宁对于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并不仅限于具体的科学指导，更在于他帮助国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可能存在的“不如人”的心理观念，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并且始终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参与和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持续发展。直至今日，他仍在以其跨越近一个世纪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深邃阅历，为中国科学界的未来发展指引方向。对我个人来说，杨振宁先生是亦师、亦友、亦同道的存在。作为老师，在过去十几年的时光里，他一直对我悉心指导与帮助，他的学术成就、家国情怀、科研品味，尤其是对科学极致之美的执着追求，无一不是我仰望与学习的楷模；作为朋友，他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与真挚的友谊，总是能够坦诚直率地表达见解，这份信任与友谊成为永存于我心底的一股温暖力量；作为同道，他对西湖大学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关注与支持，为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各方力量。杨振宁先生名震寰宇、誉满士林，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他为学处世的精神更成为世人效仿的典范。他一生对学问孜孜以求，在科研道路上奋勇向前、无畏无惧，勇于挑战旧有观念，突破思维框架，开创崭新理论体系，并且致力于融合中西文化以推动学术界的蓬勃发展，对知识的传递与教育无私奉献，堪称学术界的杰出典范。杨振宁先生所具有的那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风范，使他成为我们心中真正意义上的“大先生”与大师。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取得了峙立如嵩、博观如海的宏伟学术成就，书写了功在世界、心怀家国的隽永人生篇章。我们之所以如此崇敬杨先生，首先因为他是当今在世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世界科学领域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其次是因为先生怀有深深的爱国情怀，虽旅居海外多年，却始终心系祖国的发展与命运；再次是因为先生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最后还因为先生身体力行、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和延揽了大批优秀人才。杨振宁始终心系祖国物理学的发展进程，积极组织和推动中国物理学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他不仅取得了“制天命而用之”般的卓越学术成就，更以知识分子的担当传承了父辈“有生应感国恩宏”的教诲，对中国物理学界的整体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杨振宁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为现代物理学的演进作出了卓越贡献。以“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为代表的系列学术成就，宛如人类科学殿堂中璀璨夺目的明珠。他在粒子物理、场论、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等物理学多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诸多突破，对这些领域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杨振宁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连接了中西文化，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段探索未知的不朽传奇，也是心怀家国的永恒回响。“宁拙毋巧，宁朴毋华”既是他一贯秉持的治学态度，也是他朴素而深刻的人生态度。他曾将自己的人生比喻为“一个圆”，从清华园出发，历经世界广阔舞台的洗礼，最终归根于故土。正如他最钟爱的杜甫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所寓意的，杨振宁的百年人生是一部永远闪耀在人类文明群星中的千古篇章。杨振宁先生的精神永垂不朽！杨振宁教授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是世界公认的理论物理学大师，无数科学家景仰的泰斗。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位科学巨人，更是一位与香港中文大学有着深厚渊源的良师。杨振宁教授在物理学领域成就卓越，对港中大的学术发展贡献良多，对港中大师生，特别是年轻后辈总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倾囊相授。杨教授的离去对全球学术界而言，是无可估量的损失，但他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与精神宝库，必将持续启迪后世学人追求理论物理学的真谛。慕双雄携手，破宇称守恒，启我后学二三辈。继外尔规范，始强力物理，叱咤科坛六十年。杨先生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不仅仅源于他过人的天赋、深邃的眼光和坚韧的毅力，更因为他适逢其会，在粒子科学飞跃发展的时代来到其最新萌发的中心，同时又能超然于潮流之外，默默地在最基础、最根本之处潜心用力，由此成就了一番宏伟大业。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位科学伟人，更是一位秉承中华传统文化理念、怀揣民族复兴宏愿，并灌注了五四运动精神与抗战精神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奋斗、工作的半个世纪里，他从未忘却自己作为华夏之子的身份与责任。因此，他更是一位充实而有光辉的伟大中国人，是我们为之感到无比自豪的楷模，也是我们将长久缅怀与悼念的先驱。
2025年10月19日，为深切缅怀与纪念杨振宁先生，位于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219室的杨振宁书屋正式对校内师生及公众开放。这间书屋不仅陈列了先生生前的著作、手稿及相关珍贵物品，更旨在营造一个可供静思与学习的纪念空间。与此同时，与其同步启用的杨振宁档案资料库专题网站也面向全球正式上线发布，该网站系统性地整理了先生大量的学术文献、往来书信与影像资料，为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与仰慕者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数字访问平台。随后在2025年12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在主楼接待厅隆重举行了杨振宁先生追思会。与会者共同回顾了先生辉煌的一生，深切缅怀他为现代物理学基础理论发展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以及他心系祖国、为国家的科技教育事业与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所倾注的心血与作出的卓越贡献。此次追思会旨在激励广大师生、校友及后来者，学习并传承杨振宁先生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真挚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及谦和睿智的崇高风范。在追思会现场，先生的夫人翁帆女士在追忆与先生共同生活的点滴往事时，情感真挚，言语间数次因哽咽而不得不暂时中断，其情景令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这场由清华大学主办的杨振宁先生追思会，不仅是一次深情的告别，更是一次精神的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