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即民国三年，叶飞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的一个中菲混血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二。至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时年五岁的叶飞被父亲送回中国生活学习。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叶飞进入厦门中山中学就读，随后转入省立第十三中学（即现今的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继续学业。两年后，即一九二八年五月，叶飞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年底开始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同时代理团省委书记一职；此后他离开学校，全身心投入秘密革命工作。自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起，他先后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以及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曾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一九三二年三月（民国二十一年），叶飞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即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他前往闽东地区，积极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作。一九三四年三月（民国二十三年），在中共福建省委遭受破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严峻形势下，叶飞以特派员身份果断主持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中共闽东特委，并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进入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叶飞担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领导当地军民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在这段时期，他先后指挥部队在闽浙边界地区取得沙埕、桃杭等战斗的胜利，多次成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清剿”行动，并在闽东一带恢复和重建了若干块游击区域，为革命力量的保存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七年，即民国二十六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闽东地区的红军部队奉命进行整编，并正式纳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在此期间，叶飞同志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的团长职务。至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叶飞接受上级指令，率领所属部队与活跃在无锡、江阴等地的抗日游击队汇合，共同整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他本人出任副指挥一职。同年六月，他精心组织并指挥了夜袭浒墅关车站的作战行动，成功破坏了日军交通节点，致使宁沪铁路运输一度陷入瘫痪。紧接着在七月下旬，他又率部突袭了位于上海虹桥的日军机场，一举焚毁敌机四架，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力量。此后，该部进一步与丹阳游击纵队合并，组建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叶飞担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不久后部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参与创建并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 进入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叶飞被任命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十月，在著名的黄桥战役中，他准确把握战机，指挥部队果断出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所属的独立第六旅，并配合友邻部队共同歼灭了韩德勤部主力第八十九军，为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叶飞调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同时兼任苏中第三分区中共地委书记及副师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组织并指挥了苏中地区多次反“扫荡”、反“清剿”以及反“清乡”作战，有效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至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叶飞指挥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车桥战役。在此战中，他采取“围点打援”的灵活战术，一举歼灭日伪军近千人，不仅沉重挫败了敌军气焰，而且成功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等周边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联系，极大改善了华中地区的抗战态势。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叶飞同志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并兼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指挥了天目山反击战等一系列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叶飞同志担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他指挥部队成功收复了泰安与大汶口等战略要地，并积极参与了胶济路反击战以及宿北、鲁南等一系列重要战役。至1947年（即民国三十六年）2月起，他先后出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他率领所属部队转战多地，先后参与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作出了显著贡献。1949年2月，叶飞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同年4月，他率部参加渡江战役，成功解放了丹阳、常州、无锡与苏州等江南城市。5月参与上海战役之后，他继续指挥第10兵团向福建方向进军，先后发起并指挥了福州战役和漳州厦门战役。同年8月，他兼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全面负责组织指挥部队在福建地区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及土匪，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地方秩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十四天，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下属三个团共计九千余名官兵渡海发起对金门的进攻。此次军事行动在叶飞同志主导的指挥体系下展开，史称金门战役。登陆部队在岛上历经三个昼夜的激烈战斗，终因后续援军无法跟进、补给中断而陷入困境，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退。一九五三年，叶飞同志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同时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在主持福建省全面工作期间，他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建设，主持建立了福建省首批新兴工业基地，并大力促进农业、交通运输、水利电力及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叶飞同志在福建的履职经历与其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涯紧密相连。一九五六年六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叶飞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同年八月，他又出任新成立的福州军区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一九五七年九月，韩先楚将军接任司令员一职，叶飞则专职担任政治委员。作为福建省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叶飞将工作重心与主要精力集中于领导福建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工作。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毛泽东主席依然点名由叶飞将军负责指挥。此时叶飞已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其原福州军区司令员职务已由韩先楚将军接替。“文化大革命”期间，叶飞同志受到冲击，其复杂的海外亲属关系被列为重要批判罪状，“四人帮”更借此给他扣上“里通外国”的政治罪名。直至一九七五年一月，叶飞得以恢复工作，出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全力整顿交通系统的生产秩序，积极推动国家交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晚年叶飞同志仍关心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曾为地方题词勉励。一九七五年中国与菲律宾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华时赠送周恩来总理数盒雪茄，周总理特意取其中一盒转赠叶飞将军，并意味深长地说道：“叶飞同志是中国的将军，也是菲律宾的儿子。”一九七九年，叶飞调任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一九八〇年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八月，担任海军司令员。一九八三年十月起，他兼任华侨大学校长，致力于华侨高等教育事业；一九八八年八月至一九九九年四月，转任华侨大学名誉校长。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叶飞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他的一生经历丰富，贡献卓著，其相关著作与事迹至今仍为后人铭记。
叶飞同志的革命生涯起步于革命早期，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霍童暴动，为创建和巩固闽东红色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担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出色地指挥了郭村保卫战、车桥战役等一系列关键战斗，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屡建奇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叶飞同志先后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等重要职务，率领部队转战南北，参与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众多决定性的重要战役。特别是在孟良崬战役中，他指挥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分割国民党军精锐第七十四师的战略任务，在战斗中一方面坚决顶住了第七十四师的凶猛反扑，另一方面又顽强阻击了敌军其他部队的增援，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最终成功歼灭了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第七十四师，取得了辉煌战绩。此后，他又率部乘胜前进，解放了包括无锡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城市，并最终解放了福建省全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飞同志继续肩负重任，于1958年奉命指挥炮击金门作战，这一行动有力震慑了当时美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坚定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叶飞同志主持福建省委工作期间，他团结并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以顽强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直面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资金严重短缺以及技术基础薄弱等多重挑战。通过移山填海、劈山筑路的壮举，相继建成了厦门海堤、鹰厦铁路等一系列对福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这些成就不仅显著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与生产环境，也为福建省后续的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而重要的基础。时至一九七五年一月，叶飞同志调任交通部部长。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江青等人借“风庆轮事件”掀起风波，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发难，意图阻挠和破坏国家远洋船队的建设规划。面对复杂形势和重重压力，叶飞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相关指示要求，顶住来自江青一伙的种种干扰与破坏，主持拟定了旨在快速扩充船队规模的一九七五年贷款购船方案。该方案随后被提交至《关于继续利用贷款买船及有关问题的请示》，并获得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明确批准与大力支持。在这一系列有力举措的推动下，中国的远洋运输船队总吨位于一九七五年实现了显著增长，较之前翻了一番，从而迈入了稳步发展、持续壮大的新阶段。
在中国革命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叶飞将军无疑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新华网曾评价其经历堪称传奇。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描述中，叶飞将军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既令人感到亲切可爱，又功勋卓著且品德高尚的将领，他不仅经受了战场上钢铁炮弹的考验，也抵御住了各种“糖衣炮弹”的侵蚀，是一位真正坚不可摧的将军。人民网回顾解放战争岁月时指出，叶飞以其非凡的勇敢和出色的指挥才能闻名于世，在华东野战军中享有“悍将”的威名。周恩来总理曾深情地说道，叶飞同志既是中国人民的将军，也永远是菲律宾人民的儿子。当年华东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则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称赞他为“梅兰芳式的人物”，意指其在军事舞台上技艺精湛、风采卓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同志总结道，叶飞同志在长达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里，多次肩负国家、军队与地方的重要领导职责，作为我军著名的高级将领，他在政治工作、经济建设和军事指挥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他所建立的光辉业绩与作出的卓越贡献，已深深镌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坚定革命精神与崇高道德品格，将持续激励后人，永远值得我们去深入学习和深切缅怀。
一九三八年一月，即民国二十七年，时任闽东地区负责人的叶飞离开山区前往福州，与国民党当局就共同抗日事宜进行正式谈判。在福建省政府的会客厅中，省主席陈仪亲自接见了叶飞。当叶飞步入陈仪的办公室时，陈仪仔细端详片刻，随即面露讶异之色，不禁问道：“阁下便是叶飞？”叶飞从容应答：“正是。”陈仪听后脱口而出：“没想到你竟是一派书生模样！”当晚，为推进谈判进程，陈仪主持宴请双方代表。叶飞有意身着此前战斗中缴获的国民党军保安旅旅长的毛料制服，仪态凛然地步入宴席，目光沉稳，毫不游移。在场的一些国民党军官，例如保安司令等人，虽对此感到不悦，却碍于场合与情势，未便当场表达异议。
一九七六年七月，中央召开了一次计划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洪文亲自出面，以批判所谓“条条专政”为由，将“崇洋媚外、买船卖国”的罪名强加于交通部。面对这一指控，交通部党组随即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会上有人提出，不妨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作出一份“检讨”。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叶飞将军听闻此议，当即勃然大怒，他明确表示：“关于买船的问题，绝不能作检查。买船是中央领导指示办理的，是经过中央集体决定的，我们凭什么作检查？”他进一步强调：“这件事不该在计划工作座谈会上讨论，如果真要讲清楚，那就应当到政治局去讲。凡是政治局决定的事项，我们根本没有权力进行检讨。那份报告，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画了圈表示同意，就连江青同志也画了圈！”说着，他用力敲击桌面，斩钉截铁地说道：“我是交通部部长，天大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该定什么罪由我去面对，你们何必慌张？最多不过一死。我干革命几十年，绝不能到死了还被后人唾骂！”随后他更拍案而起，坚决表态：“我们绝不检讨，也没有资格检讨。就算砍了我的头，我也绝不检讨！”会议结束后，各种大字报如《叶飞依然故我》、《叶飞你要把机关运动引向何方》等接连涌现，声势汹汹地前来问罪。然而叶飞将军始终坚守原则，保持一贯的作风，未曾违背本心作出半分检讨。
叶飞将军的思维向来活跃而开放，其观点常常展现出前瞻性的视野。苏小明作为海政文工团的一名歌唱演员，在1980年凭借一首略带通俗韵味的《军港之夜》迅速走红，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然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却并不宽容，批评之声此起彼伏，不少人指责这首歌曲为“靡靡之音”，甚至认为其风格不符合主流文艺导向。由于苏小明所属的海政文工团归海军管辖，总政治部及相关业务部门曾多次在不点名的情况下对海军提出批评，使得整个事件逐渐演变为一场不小的风波。 叶飞将军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未急于下结论，而是采取了审慎而务实的态度。他特意邀请了一些对文艺工作有深刻理解的老同志，一同观看海政歌舞团的演出，其中便包括了苏小明的表演。通过现场观摩，将军对演出内容和观众反应有了直观的认识。随后，他在病房中接见了海政歌舞团的领导以及苏小明本人，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将军指出：“《军港之夜》这类歌曲，生动反映了部队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海洋的气息和士兵的情怀，这是一件好事。革命歌曲未必一定要局限于进行曲的雄壮风格，也不应全是硬邦邦的口号，艺术的表现形式完全可以丰富多彩，关键在于能否贴近实际、打动人心。” 叶飞将军进一步鼓励苏小明，强调文艺创作应当以服务群众为宗旨：“只要广大战士喜爱、部队官兵欢迎、人民群众认可，你就应该勇敢地继续表演、放声歌唱，不必为那些不必要的非议所困扰。”将军这番坚定而开明的表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给予了苏小明和海政文工团极大的支持，也有效引导了舆论方向。由此，围绕《军港之夜》的争议逐渐平息，文艺创作的多样性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更多的包容与肯定。
叶飞同志在家庭教育方面始终秉持着严格的标准与原则，他深刻意识到自身所分管的侨务工作以及在侨界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因此与夫人共同商议后，特意为子女订立了明确的家庭规约，即所谓“约法三章”。其中第一条强调，子女应当立足于国内成长与发展，不必刻意追求赴海外留学，而是要在本土环境中刻苦学习、锻炼成才；第二条明确规定，所有子女均不得借助父母职务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涉足商业领域，更不允许以此谋取个人私利；第三条则郑重告诫，严禁子女为谋求个人利益而主动与华侨或外籍华人建立私人联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或影响。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叶飞同志廉洁自律的作风以及对子女的深切期望，也反映出他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高度自觉与责任感。
父亲叶荪卫祖籍福建南安，是一位在海外谋生的华侨小商人。1900年，他独自远渡重洋，前往菲律宾奎松省的地亚望镇寻求生计与发展。在当地，他结识并迎娶了麦尔卡托小姐，婚后二人共同养育了两个儿子：长子名为叶启存，次子则是叶启亨——也就是日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的叶飞将军。此外，家庭中还有几位弟弟，包括敦尼、撒牙孜以及叶大兴等成员。自叶飞投身中国革命事业起，他便主动切断了与海外华侨家庭的一切联系，多年来音信全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他的妹妹爱玛曾尝试与叶飞取得一次书信联系。叶飞在回信中详细说明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与立场，并郑重表示，如果弟妹们愿意返回祖国生活，他愿意承担起照顾他们生活的责任。然而，这封信寄出之后，爱玛却再也没有回复。妹妹爱玛终身未婚，始终未能组建自己的家庭，这一情况让叶飞多年来一直记挂在心，难以释怀。关于叶飞的婚姻，他的妻子是王于畊，二人共同经历了漫长的革命岁月与人生风雨。
叶飞故居坐落于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占石村，是一座始建于清代的传统民居，其建筑风格与当地常见的普通民宅相似，采用典型的土木结构，总建筑面积约为四百八十平方米。整座建筑格局规整，呈两进五开间并带有单列护厝，整体朝向为坐南朝北。如今，故居经过妥善修葺与维护，已被正式设立为“叶飞将军纪念馆”，面向公众开放。在故居正门前，可见南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设立的“叶飞故居文物保护单位”标志；大门上方悬挂的匾额题有“叶飞同志故居”六个大字，这些苍劲有力的字迹出自当代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之手。故居内部陈列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包括叶飞将军生平事迹的大量珍贵照片、详实的文字记录，以及其少年时期与战争年代所使用的部分生活物品等，通过这些实物与图文，系统而生动地展现了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在革命历程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叶飞故居不仅是一处重要的历史纪念地，也是后人缅怀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日，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在南京组织召开了纪念开国上将叶飞同志百年诞辰的专题座谈会。此次会议邀请了约五十余位与会者，其中包括曾亲身经历烽火岁月的新四军老战士、叶飞同志昔日并肩作战的老部下、多位开国将军的后代亲属，以及长期致力于党史军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庄重而充满追思的氛围中，与会者们深情回顾了在叶飞将军卓越指挥下共同战斗的峥嵘岁月，并分享了与将军交往过程中诸多感人至深、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与历史片段。这些珍贵的口述回忆，生动勾勒出一位杰出军事指挥家的形象，也为深入研究###BOOKTITLE_1###等相关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座谈会后，部分与会者还专程瞻仰了叶飞同志与其夫人王于畊同志的长眠之地，以表达深切的缅怀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