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宇野重吉出生于福井县足羽郡下文殊村一个家境优渥的农民家庭。他四岁时不幸丧父，少年时期在福井县福井中学完成高中学业，毕业后便前往东京，在一家报社从事报纸配送工作。此后，他与当地富户宇野家的女儿宇野志保相识相恋，并得到宇野家的赏识与资助，得以保送进入日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深造。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十月，宇野重吉正式入赘宇野家族，改随妻姓，并在此期间先后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戏剧联盟，艺术生涯起步于筑地小剧场的左翼剧场以及新筑地剧团，开始参与舞台演出。次年（昭和八年）五月，他从日本大学退学，转而全心投入戏剧事业，并加盟了东京左翼剧场。同年六月一日，其首部电影作品《河流向之青春》正式公映。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八月，他进入新协剧团继续从事戏剧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宇野重吉积极参与反战活动与相关作品的创作，以艺术形式抗议日本政府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因此被指控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举报入狱，后经其岳父多方奔走才得以保释。出狱后，他仍多次受到日本政府特别高等警察课的严密监视与残酷拷问。在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至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这段特别艰难的时期里，他仍坚持创作，完成了舞台剧《火山灰地》以及电影《地热》《多甚古村》《海军爆击队》等为数不多的作品；其中，以反战为主题的《火山灰地》及其塑造的“泉治郎”一角，使他在戏剧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与关注。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他被调往日本移动戏剧联盟下属的随军剧团——瑞穗剧团服役。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他因过往的反战立场与活动再次被捕入狱，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后才获得释放。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宇野重吉加入第二次新协剧团，继续投身于战后戏剧的重建与发展之中。
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长子寺尾聪出生。同年，他创立了第一民众艺术剧场，致力于推动战后日本戏剧艺术的复兴与发展。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他参与了吉村公三郎执导的电影《我这一生最光辉的日子》，在片中成功塑造了一位正直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形象，其表演获得了业界的初步关注。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由于内部在政见取向与艺术发展方向上产生严重分歧，剧场最终宣告解散。 一九五〇年（昭和二十五年），其次子出生，并依循家族传统随了岳父宇野的姓氏。同年，他并未因之前的挫折而止步，而是与志同道合的戏剧家泷泽修、北林谷荣等人共同创立了剧团“民艺”，并亲自担任团长。剧团初期以上演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及其他欧洲剧作家的经典作品为主，逐渐在突破日本传统戏剧模式、探索现代“新剧”的道路上建立起声誉。此后，他巧妙地将中国文化的元素与当时日本的主流审美相结合，并辅以严谨的表演训练与大胆创新的舞台呈现，带领剧团民艺稳步成长，最终使其跻身日本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剧团行列。在他的悉心栽培下，剧团涌现出米仓齐加年、樫山文枝、日色友纶等一批优秀演员；同时，他也陆续邀请有马稻子、新珠三千代等知名演员加盟演出，进一步扩大了剧团的社会知名度。在此期间，剧团提出了“以戏剧为食粮而生存”的鲜明口号，彰显了其将戏剧艺术视为生命根本的坚定信念。左·宇野重吉《原子弹下的孤儿》剧照 一九五四年（昭和二十九年），日本电影界成立了重要的“六社协议”。借此契机，剧团民艺与当时面临演员资源短缺困境的日活株式会社签订了合作协议。自此，剧团的多位演员开始频繁出演日活的电影作品，他本人也积极参与其中，并与导演新藤兼人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同时与日活的明星石原裕次郎结下了此后持续一生的深厚友谊。一九五五年（昭和三十年）十一月，剧团民艺首次回到他的家乡福井县进行公演，这场演出具有浓厚的回归与献礼意味。此后，每年十一月回乡演出成为剧团一项备受瞩目的传统活动。一九五九年（昭和三十四年），他凭借在山本萨夫导演的电影《人墙》中的精湛演绎，荣获当年每日电影竞赛的最佳男配角奖，这标志着其个人演艺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一九六四年，即昭和三十九年，演员因在大河剧《赤穗浪士》中成功塑造了蜘蛛阵十郎这一角色，而成为当时民众日常生活中广泛讨论的话题。自此，他的影响力逐渐超越了舞台范畴，稳步拓展至电影与电视剧等多个领域，并在这些艺术形式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随后的演艺生涯中，他尤其以刻画各类老者形象而深入人心，展现了其精湛的演技。一九七一年（昭和四十六年），他提出了在戏剧界引起轰动的“剧团一代论”，直言“剧团是只属于创办者的事物”，这一观点深刻比喻了剧团若失去其创始人，便如同失去了核心的灵魂与精神支柱。一九七五年（昭和五十年），他参演了由山本萨夫执导的影片《金环蚀》，在片中饰演高利贷者石原一角，其出色的表演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九八零年（昭和五十五年），恰逢其所属的剧团民艺成立三十周年，他在故乡福井的文殊山寺尾家菩提寺树立了一座演剧碑，并亲自题写了“新剧，愉兮哀兮”六个字，以寄托其对戏剧艺术的深厚情感。次年，即一九八一年（昭和五十六年），鉴于其对日本演艺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被日本天皇授予了紫绶褒章这一崇高荣誉。然而，晚年他不幸罹患癌症，为此接受了胃部切除三分之二的手术。一九八三年（昭和五十八年），他访问了中国，并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立了友好的交流关系。 一九八五年（昭和六十年）九月，他组织了“宇野重吉一座”进行日本全国巡回演出，旨在让那些无法轻易前往固定剧场的观众，能够在各地亲身感受戏剧的魅力。他坚持在各地的舞台上与癌症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但病魔无情，一年后癌细胞扩散至其左肺。一九八七年（昭和六十二年）三月，他再次入院，接受了左肺一半的切除手术；同年五月，他不顾医生关于“绝对不能再从事戏剧活动”的强烈反对，毅然强行出院；到了六月下旬，他便在大阪枚方的舞台上重新登台复出。在后续的巡演中，他依靠打点滴和吸氧来维持体力，顽强地支撑着，直至完成“宇野重吉一座”的最后一场巡回演出。同年十月，NHK特集节目制作并播出了专题纪录片《舞台至生命的距离：宇野重吉与20千场巡演纪》，对其艺术生涯与抗争精神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十一月底，由他亲自指导并主演的舞台剧《愚者的一梦》正式上演；十二月二日，他完成了复出后首次在家乡福井县的演出，现场激动不已，泪洒舞台。从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东京的上越剧场承办了包括早晚两档共八场在内的总计二十五场《愚者的一梦》舞台演出。此后，为了完成最后一场演出，他甚至在药物注射抑制高烧的情况下坚持登台，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直至他完全退场。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因病情加重再次入院。一九八八年（昭和六十三年）一月九日正午，他因肺癌在东京涩谷区的榊原纪念病院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他享有“昭和名优”或“昭和名角”的美誉，这一称号在日本演艺界广为人知。除了演员身份，他还曾担任日本文化学院的教授及讲师，并于1960年起创办了日本贝谷艺术学院戏剧科并亲自任教。在演艺生涯中，他曾与自己的长子寺尾聪共同合作，出演了《黑部的太阳》与《寅次郎的故事17：再见夕阳》等多部作品。2004年，在朝日电视台制作的描绘石原裕次郎一生的电视剧《弟》中，其长子寺尾聪更是在剧中饰演了已故的他本人，成为一段佳话。此外，在NHK晨间电视小说《小梅医生》播出期间，有消息指出歌手宇野实彩子是他的亲属，这一关系后来通过当事人在推特上的发言得到了证实。他同时也是日本新剧演员协会的创办人兼常务理事，这一职务自1958年起担任；他还曾出任日本导演协会的副理事长，并作为访问中国交流代表团的领队，积极推动中日文化交流。此外，他也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下属三个剧团的代表及会员，并且曾加入日本共产党。关于宇野重吉的生平与贡献，NHK在1987年播出的专访资料图中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舞台既然建立在人世间，就必须对日本语的传承肩负起应有的责任。”这一理念始终贯穿着相关文化活动的推进。早在2008年，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戏剧家，其家乡福井县便成立了以宇野重吉先生名义设立的戏剧奖项，并专门组建了宇野重吉戏剧节实行委员会来负责具体事务的筹划与运营。紧接着在2009年，第一届宇野重吉戏剧节成功拉开帷幕，自此之后，该戏剧节便作为一项年度固定举办的重要文化盛事延续下来，持续为戏剧艺术的交流与发展提供平台。
享有“日本梅兰芳”这一崇高声誉的艺术家，与日本戏剧界其他两位巨擘并称为“日本戏剧界的三巨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曾评价道：“宇野先生对于福井县的一切都怀有深厚情感，他常自豪地将其视为日本文化与艺术的杰出代表。这份对戏剧事业的毕生执着以及对故乡的深沉热爱，无疑是值得后世深深铭记并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艺术创作中，他对待舞台表演极为严谨，无论是面部神态的微妙角度、眼神流转的具体方向，还是下颌抬仰的精确位置，每一个细节他都会亲自细致地指点。在宇野先生的艺术世界里，“做不到”这三个字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其长子、著名演员兼歌手寺尾聪曾深情回忆：“在表演艺术领域，我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知识与技艺都来源于父亲的悉心传授。”作为家族后裔，宇野实彩子（妻家孙辈）亦表达了对先辈的敬仰之情：“能够作为他的后人，我们内心倍感荣幸。”在场所左墙之上，还悬挂着宇野重吉先生珍贵的书法作品，静静彰显其多方面的艺术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