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歌》这部交响诗创作于1981年，由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队演奏，并由陈贻鑫担任指挥。《广陵散》完成于1983年的交响曲，由电影乐团进行演绎，指挥工作由姚关荣负责。《东施效颦》同样在1983年，受中央芭蕾舞团委托创作的芭蕾舞组曲，由卞祖善执棒指挥。《大曲》1991年创作的打击乐协奏曲为民乐队编制，此项创作由香港中乐团进行委约。《霸王卸甲》1992年的琵琶协奏曲，其创作契机源于美国妇女交响乐团的委约。《大曲》1993年完成的打击乐协奏曲为西洋乐队而作，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提出委约，并由陈澄雄担任指挥。《唐诗四首》1996年创作的弦乐四重奏与乐队作品，由克罗诺斯四重奏团与布鲁克林爱乐管弦乐团共同呈现。《唐诗二首》1998年的管弦乐作品，曾荣获首届国际作曲大师奖的肯定。《迭响》 创作于2000年的管弦乐与民乐重奏协奏曲，是应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的委约而作。《未来之火》2001年的管弦乐与童声合唱团作品，由东京爱乐交响乐团提出委约创作。《中国民歌八首》2002年创作了一部为弦乐队而写的作品。《鼓韵》2003年的管弦乐作品，受新加坡交响乐团委约创作，并由水蓝担任指挥。《忧思》2004年的管弦乐创作，由英国广播公司委约，交由BBC交响乐团演奏，指挥为Leonard Slatkin。《启迪》2005年的管弦乐作品，是美国堪萨斯城交响乐团委约的成果，由迈克·斯特恩指挥。《太鼓与定音鼓协奏曲》2005年另一部作品，受美国夏威夷交响乐团委约，由Sam Wong参与其中。《深深的海洋》同年还创作了为长笛、定音鼓、竖琴与弦乐队而作的作品，由巴萨利与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奏，水蓝指挥。《竹林一贤》2006年创作了为中阮、打击乐及弦乐队而作的作品，此项委约来自徐阳。《丝陶》2007年的交响音诗，由美国西野交响乐团委约创作，David Wroe参与其中。《琴曲》1982年创作的弦乐四重奏，曾获得全国第四届音乐作品评奖一等奖的荣誉。《五魁》1983年的钢琴独奏作品，荣获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材奖。《太平鼓》同年还创作了小提琴与钢琴作品。《小提琴组曲》另一部小提琴与钢琴作品同样完成于1983年。《钟鼓乐三折》1984年创作了组合打击乐独奏作品。《幽兰》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三重奏作品创作于1983年，并于2000年进行了修订。《空谷流水》1984年创作的笛、管、筝、打击乐四重奏，获得了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二等奖。《溯》1985年的长笛与古琴作品，由吴文光提出委约创作。《无极》钢琴、筝、打击乐三重奏作品创作于1987年，并于1991年进行了修订。《恒》1987年创作的箫、琵琶、扬琴、筝、打击乐及二胡作品，由纽约长风中乐团演奏，并受纽约州艺术局委约。《溯》1990年创作了长笛与竖琴作品。《禅》同年完成的长笛、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五重奏，在法国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得首奖。《定》1991年的单簧管、打击乐与低音提琴三重奏，在德国国际室内乐作曲比赛中荣获首奖。《魂》1992年创作的琵琶与弦乐四重奏，受美国匹兹堡国际音乐节委约，由吴蛮与克罗诺斯四重奏团演绎。《金石丝竹》1993年创作的笛、长笛、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与打击乐作品，获得了哈佛大学弗朗姆委约奖。《玄》同年创作的长笛、打击乐、琵琶、筝、小提琴与大提琴作品，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库茨维斯基音乐基金会委约奖，由纽约新音乐团演奏。《唐诗四首》1994年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获得了美国作曲家基金会委约奖，由上海、切斯特、西奥姆皮四重奏团演奏，作曲家为周龙。《天灵》1994年创作的琵琶与室内乐团作品，在美国巴罗基金会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得首奖，由吴蛮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演绎。《五魁》1995年的铜管五重奏，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现代室内乐团委约创作。《石窟传奇》1997年创作的胡琴与打击乐四重奏，受美国纽约凯里基金会作曲委约。《磬灵》1999年的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三重奏，由美国室内乐协会委约创作，由皮博迪钢琴三重奏团演奏。《钟祭》2000年的作品，受美国博物馆机构委约，为马友友及纽约长风中乐团创作专题音乐会。《中国民歌八首》2001年创作的弦乐四重奏，由上海四重奏团演奏。《和》2002年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受爱尔兰音乐节委约，由爱尔兰广播弦乐四重奏团演奏。《五行》同年的六重奏作品，获得哈佛大学弗朗姆委约奖，由旧金山现代室内乐团演奏。《鼓韵》2003年创作的单簧管、三位打击乐、小提琴及大提琴作品，由明尼苏达室内乐协会及MO太鼓委约。《长风破浪》2004年的民乐五重奏，由纽约凯里基金会委约，为庆祝纽约长风中乐团成立二十周年而作。《无极》同年的钢琴与两位打击乐三重奏作品，由锤与棒三重奏组演奏。《钢琴锣》2005年创作的钢琴独奏兼大小京锣作品，由美国桑塔·克莱拉大学委约，特罗萨·麦考洛参与其中。《庙会》同年的萨克管与大提琴二重奏，由美国印地安那州立大学提出委约。《钟鼓楼》2006年的混合室内乐团作品，由柏林世界文化馆委约，由德国法兰克福现代室内乐团演奏。《和王维，孟浩然》2007年创作的琵琶、二胡及室内乐团作品，由马里兰大学委约，由华盛顿后古典室内乐团演奏。《虚境》同年的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四重奏作品，由费城现代室内乐团委约并首演。《太阳的话》1982年创作的无伴奏混声合唱（英文）作品，于1999年获得了格莱美唱片奖。《离骚》1988年创作的女高音与室内乐团作品，由饶岚与德意志爱乐室内乐团演绎。《诗经》1989年创作的女高音与室内乐团（英文）作品，由饶岚与大都会歌剧院乐队队员合作。《绿歌》女高音与琵琶作品创作于1984年，并于1991年修订，由饶岚与董亚演奏。《琵琶行》女高音与琵琶及大提琴作品创作于1991年，并于2000年修订，由饶岚，闵小芬，倪海叶合作。《箜篌引》1995年创作的女高音、二胡、琵琶、筝及弦乐作品，由饶岚与长风中乐团演奏，并受纽约州艺术局委约。《声声慢》女高音、二胡、琵琶、筝作品创作于1989年，并于2000年修订，由饶岚与长风中乐团演绎。《诗经两首》2002年创作了无伴奏混声合唱（英文）作品。《四季》2003年创作的女童声合唱（英文）作品，由美国加州半岛女童声合唱团演唱。《歌谣》2007年创作的童声合唱与二胡作品，受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作曲家委约，由Syracuse童声合唱团参与演绎。
在其创作生涯中，主要作品涵盖了《空谷流水》《琴曲》《定》《禅》《玄》《天灵》《太阳的话》《磬灵》《唐诗二首》《唐诗四首》《迭响》《箜篌引》《魂》《大曲》《敦煌传奇》以及《霸王卸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其深厚的艺术造诣与创作才华，更在国内外屡获殊荣，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认可。其中所获得的重要奖项包括颇具声望的美国国家文学艺术学院利伯森作曲家大奖，以及于1999年凭借《太阳的话》（由Teldec公司录制发行）所斩获的格莱美唱片奖等。这些成就充分印证了其作品在艺术价值与专业影响力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周龙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仿佛与生俱来地融入了他的灵魂深处，成为他血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场音乐会的前半场三首作品中，听众能够格外清晰地体会到作曲家那种源自内心、毫无矫饰的人文精神：他意图“礼赞”二十世纪中国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群体；希望表达“人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历经磨难却依然坚持为理想而奋斗的顽强精神”；并尝试“借助抽象的音乐语言来传递对他们崇高的敬意”。他还致力于传达“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和平的向往”。更进一步，他试图“通过音乐呈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关系——即和平、光明与爱三者合一的境界”。可以说，像周龙这样充满人性博爱、始终关注人类命运，并致力于以“抽象的音乐语言”来抒写这种情怀的作曲家，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信仰时常迷失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并不否定作曲家拥有高度个人化的艺术天地，也充分尊重他们在题材选择上的自由以及对作曲技术与手法的不懈钻研；同时，我们也认同作曲家个人“探索音乐”的正当权利——然而，我们始终应当对那些胸怀广阔、蕴含深刻人文关怀的作曲家，抱以更多一份发自内心的敬意与坚定不移的支持！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周龙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谱写了大量交响乐及室内乐作品，其中包括《唐诗四首》《霸王卸甲》《空谷流水》《金石丝竹》《箜篌引》《五行》《禅》《定》《玄》等一系列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有些直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具体内容（如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有些则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表达与意境营造。不仅在题材选择上独具匠心，作曲家还在其作品中一贯大量且大胆地运用中国民族乐器，灵活采用纯民乐编制、中西混合编制、民乐独奏与西洋乐队协奏等多种组合形式，从而独特地展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思维载体的魅力；不仅限于乐器音色的运用，他更从旋律进行方式、节奏组织、曲式结构等诸多方面，充分汲取并延伸了传统音乐元素的精髓。本次音乐会上演的《唐诗四首》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证：在第三乐章中，弦乐群通过微分音与四重奏组泛音的结合，营造出空灵缥缈的意境；金属音色的“小打”乐器以参差散落的节奏，勾勒出“乱而不燥”的内心氛围；第一乐章里，大幅度的滑音音块与线性音型交替交织，形成静动相生的音响态势；第二乐章中，通过对中国传统乐器演奏法的模仿，实现音色的分离与特殊内涵——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典型的东方美学特征，也无不是在深厚的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成果！应当认识到，周龙这些年来始终自觉地坚持一条创作道路：即对中华音乐传统的三个层面（表层——形态音响学、中层——逻辑结构学、深层——哲学美学）进行全面学习与继承，同时以开放的视野和胸襟积极吸收融合西方一切有益的音乐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努力进行实践，持续创作出属于当代的中华新音乐；——这无疑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也是所有中国音乐工作者理应亲身践行的道路。周龙成长于一个充满音乐氛围的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与艺术熏陶，加之进入专业学习后的勤奋与刻苦，使他具备了作为一名专业作曲家所必需的全面而扎实的技术功底；无论大型交响乐、中型室内乐还是小型作品，他均有涉猎；无论作曲“四大件”中的哪一学科，他不仅扎实掌握，更随着多年持续的创作实践，逐渐步入挥洒自如的“佳境”。可以说，对于一位作曲家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音乐本体来“说话”。最应避免的便是过度依赖语言文字来“解释”音乐！（那些夸夸其谈的创作意图阐述，或冗长絮叨的乐曲介绍文字，其力量往往不及一段真实音乐本体的直接呈现）！显然，周龙已经具备了足够的“音乐技术”能力来以其作品“说话”！这一点，听众毫无疑虑地从他的音乐会中找到了肯定的答案！然而，意义不仅限于此！从他的音乐会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其在多个方面的创新与突破：第一，调性处理：在自由无调性的思维框架内，巧妙融入调性的回归与结合（例如，《未来之火》中对民歌旋律的化用）；第二，节奏组织：有意识地运用复节拍与重音错位，打破中国传统音乐中常见的方整性节奏的呆板感（例如，《启迪》中K、L、N等段落所呈现的节奏韵律）；第三，音色探索：在运用各类音色块的同时，大量融入中国打击乐音色，从而更新、变幻并丰富了原有的“调色板”（这是对西方音色音乐手法的借鉴、消化与再创造）；第四，结构设计：不仅早已突破西方传统的曲式结构模式，更是依据东方音乐思维发展变化特有的逻辑规律，来构建每一首作品独一无二的结构形式。拥有良好扎实的技术基础，兼具以母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寻求创新突破的意识，辅之以持之以恒的艺术实践，人们所期待的那些具有高品位、高质量且“动听”的音乐作品，必将源源不断地涌现。周龙目前正值中年创作力旺盛的时期。如同所有有成就的作曲家一样，他创作与教学并行，成果丰硕！应当指出，像周龙这样的作曲家，在海内外华人音乐界中还有不少。他们是音乐事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音乐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已然落在了他们的肩上！因此，人们对周龙的期待远不止于一场音乐会。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宏观审视周龙的创作全貌之前，我们仍须首先就本次音乐会上聆听到的几部作品，提出几点可供作曲家参考的不足之处：周龙&amp第一，在《唐诗四首》中采用四重奏组与交响乐队对话、协奏的形式，无疑是一出“好戏”，但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互补、互动、互为与互相衬托的关系，尚有较多可深入打磨的空间；同时，作为对置的双方，各自声部也还可以“演绎”得更为精彩（尤其是四重奏部分）。第二，在《鼓乐协奏曲》中，某些全奏段落如何处理独奏（领奏）大鼓与全奏乐队之间的音响平衡，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并非要求当独奏大鼓以极强力度演奏时乐队必须减弱，但必须指出的是，当这类全奏段落出现时，听众往往只能在隆隆鼓声的“伴奏”下，看到弦乐手们忙碌的演奏动作；任何和声（或“和音”）、织体、线条，乃至音簇、音块，几乎全被淹没在厚重的鼓声之中！这究竟是演奏处理的问题？还是音乐厅的声学设计不尽合理？但最终我们认为，仍需从作曲家的配器写作层面寻找更根本的原因。第三，在《未来之火》中，整段民间旋律的“回归”如何与无调性的“母体”实现有机融合、焕发新生，目前尚未达到理想的境界；看来，在这方面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探索的空间。“作曲家如何面对当代社会受众群体”，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每位作曲家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有的强调自我个性与艺术追求，全然不顾社会受众的反响（最极端的例子如美国现代音乐先驱密尔顿·巴比特曾言：“只管自己怎么写，不必在意别人懂不懂”）；有的则在起步阶段，从观念到技术（技法）拼命追求新奇、反传统；不顾一切先冲出重围，“脱颖而出”再说——待站稳脚跟后，再慢慢考虑“回归”；有的则是在以社会受众审美标准为参照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创新；当然也存在完全顺应受众群体普遍审美标准作为创作坐标的情况——总之，选择五花八门，多元共存。这是一个所有作曲家都必须面对、却又永远难以达成统一共识的命题。周龙已经用他的作品对此作出了回应，并将继续以新作品应对这一挑战；其理念在于——作曲家既应坚持自身的艺术追求与创新，以及由此所采用的各种表现手段；同时在设定创新方向与坐标时，又必须考量其与社会受众的理解、需求及认可程度之间的关联。他也必将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的作品来回应这一挑战，并接受历史的检验。从某种意义上看，对于这一问题，是选择我行我素、置之不理，还是自觉地探索、把握那个“度”，不断寻求协调，以达到新的平衡，这不仅是一把衡量作曲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标尺，也是一块检验作曲家是否成熟的试金石。作曲家构思得再精妙，技术掌握得再娴熟，最终总需通过其音乐作品来呈现并为世人所知吧？！我们不是常谈及“接轨”吗？各种“接轨”之中，首要的是与当代社会“接轨”，与当代社会的受众“接轨”！否则，一切皆是空谈！音乐史上，凡是堪称大师的作曲家，无一不是既实现了艺术上的突破创新，又为其同时代的社会受众所接受与推崇。这似乎是一条极其朴素却又常被人忽视的真理。
周龙先生于一九五三年出生，其音乐创作在国际上享有广泛声誉，被普遍认为成功地将东方与西方的美学观念及音乐语汇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风格。在纽约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担任极具创新意义的“来自中国的音乐”系列的音乐总监，以其深远的艺术视野推动了中国当代音乐在海外的传播。鉴于其杰出的艺术贡献，周龙于一九九九年荣获美国作曲家、作家及出版人联合协会所颁发的著名创意设计奖。他的众多作品已由包括BIS、EMI、CRI、Teldec（该唱片于一九九九年获得格莱美奖）、Cala、Delos、Avant以及中国录音公司在内的多家知名唱片公司录制并发行，这些录音使其音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传。此外，周龙的全部乐谱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进一步奠定了其在学术与专业领域的重要地位。艺术与文字研究学会曾对其创作路径作出如下评价：与许多在跨文化语境中探索的作曲家不同，周龙并未简单地进行风格拼接，而是经过深刻反思与实践，找到了一条既曲折严谨又内在统一的道路，从而巩固了其独特的音乐创作方法与技术体系。正是这条道路使他能够既鲜明又流畅地同时表达自己作为西方音乐语境中的创作者经历，以及其自身所承载的深厚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在周龙创作的五重奏作品《禅》的注释中，他如此阐述：“禅”的本质是对静物进行冥想与思索的精华提炼；这一过程如同收束散乱的思绪，将其凝聚并导向最终的觉悟与启迪。该作品的整体构思根植于“以清明之思而知”的哲学理念，并体现了从“有”至“无”的转化思想。在音乐的具体呈现上，作品构建了一个逐步演变的框架：音调由繁复渐趋简洁，节奏由密集转向舒缓，声部行列由紧凑走向开放，音色由丰富多彩归于单纯统一，音高则由明亮高亢过渡至低沉柔和。所有这些音乐元素的转变，共同象征并表达了一个从世俗纷扰步入内心平静、并最终抵达精神净化的升华过程。周龙&amp
本书《音乐与人——中国现当代音乐研究文集》由樊祖荫与周龙共同著述，上海音乐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采用平装形式。其内容简介如下：《音乐与人》一书共计收录了四十二篇学术文章，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首先，书中聚焦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改革，深入探讨了教学改革进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分析了中国传统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应占据的地位，并就如何妥善处理中西音乐文化的关系、古今音乐的传承与创新关系，以及演奏演唱技艺与音乐文化素养之间的平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其次，在音乐作品与创作技法研究方面，文集表达了对中国现代音乐作品在民族风格、时代精神与艺术可听性等方面融合发展的期待；具体评析了谭盾、周龙、瞿小松等当代作曲家的部分代表性作品；专文探讨了马思聪作品中所运用的和声技法特色；同时还系统论述了近现代和声中平行进行的现象及其理论意义，并就歌曲钢琴伴奏的写作技巧提出了若干实践性观点。再次，文集通过论述王光祈、阿炳等先辈的音乐思想，阐发了其对当代音乐发展的深刻启示；作者还深情回顾了与贺绿汀、吕骥、张权、宋军、石光伟、薛良等著名音乐家的交往经历，以此缅怀他们在音乐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并记叙了中学时代的恩师老武先生与大学时代的导师黎英海教授的学术事迹与教育风范。最后，书中收录了作者为其他学者著作撰写的序言共七篇，以及为自己著作所写的后记两篇，并附有三篇专业书评。全书内容广泛，体现了作者在音乐教育、创作研究与历史人物回顾等多方面的思考与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