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周汝昌降生于天津咸水沽镇。其祖父名周铜，曾捐得清朝“同知”一职；父亲周景颐，乃是光绪年间的末科秀才。然而他成长的岁月恰逢时局动荡，不是军阀混战不休，便是外敌入侵不断。生于这样的乱世，又身为家中并无藏书的乡村孩童，周汝昌自小便对文学艺术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痴迷。凡是偶然映入眼帘的片纸只字，他都不肯轻易放过；对于有幸得到的任何一本书籍，更是反复精读、细细推敲，如同嘬吸骨髓般深入体会，不仅认真撰写读后感，还仔细勘校错漏之处。就连市井街巷中妇女们所做的缝、连、缲、挑、纳等各类针线活计，也能让少年周汝昌感到新鲜有趣。至于弹弦唱戏之类艺能，他往往初初涉猎便能掌握要领，令那些专业“角儿们”为之瞠目。进入小学之后，他学习外语的速度快得令人称奇，原版英文课本在他眼中几乎毫无障碍；待到升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其英文水准已能与授课教师相较高下。从初中阶段起，周汝昌便深深沉醉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之中，至觉民三年时，他的“文学事业”已然正式发端。他不仅无师自通地摸索诗词语律，尝试作诗填词，并且开始撰写文章，竟有幸获得报纸刊载，据他回忆，当时所得的报酬是一册书籍。初中毕业后，他又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天津市实验中学。进入高中阶段（南开中学）后，周汝昌在校期间的文学活动重心之一转向了对宋词的深入研习。可惜当年相关的刊物如今已难以寻获，仅能零星觅得数首小词存世。正当周汝昌准备报考大学继续深造之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的学业不得不再次中断。一九三九年，得知尚未被日军侵占的燕京大学仍在招生，周汝昌遂以英语免试的资格，报考了该校的王牌专业西语系。顺利考入燕京大学后，他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众多学界名家皆有诗文唱和，其深厚的诗词功底颇得诸位先生赏识。钱钟书曾专门回信给周汝昌，信中称“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不为虚矣”，并另函赞赏其用韵自然流畅，“如土委地”。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燕京大学礼堂上演的京剧《春秋配》深深折服了在场观众，剧中饰演小生李春发的正是学生周汝昌。他扮演的小生角色，一招一式尽显优美，一音一字皆臻妙境，因而深受梨园界票友的推崇。同年，日本侵略者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又出兵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行将教授们从北京押送至山东的集中营，学生则被迫遣散。周汝昌返回家中，依然以书籍为良师，坚持自学，直至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才通过复试重新回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完成未竟的学业。然而此时的燕大教授阵容已远不如往昔，那位虽只为他讲授过两次课、却让他终生敬重的顾随教授，也已流亡至其他学校。于是，周汝昌开始了与顾随先生长达二十年的书信问学之路。毕业之际，他的学位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在座的中外教授无不惊叹。导师甚至破例邀请学生周汝昌共进晚餐，并告知他的论文未经一字修改，获得了全票通过。像《文赋》这样内容广博、文字艰深的骈体文著作，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极为困难，何况是精准地译成英文。同年恰逢燕京大学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多位教授的举荐下报考，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研究院录取，成为该院首批研究生。此后，他又将《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推介至欧洲学界，同时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风格翻译成中文。回顾年轻时的求学历程，周汝昌从进入小学直到大学毕业，其间屡经失学、停课、逃难与沦陷之苦，被动荡的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累计竟长达十一年之久。
一九四〇年，时年二十三岁的周汝昌与十七岁的毛淑仁喜结连理。毛淑仁表字芝仙，亦曾自号岫眉。二人成婚之际，华北大地正深陷于日寇侵华的战火与苦难之中，岁月动荡，民生维艰。历经文革风雨之后，周汝昌与毛淑仁夫妇得以团聚，并与返回北京的三名女儿共同生活。后来周汝昌在追忆妻子的文字中，将对爱妻贤淑品性与聪慧才情的深深感激与由衷赞美流露于笔端，读来令人感同身受，不禁对这位女子油然而生敬仰之情。周汝昌在其自传中曾坦言，自己一生的著述事业多得益于贤妻毛淑仁的鼎力相助，尤其是在那些条件极为艰苦的年月里，她的付出与功劳更是不可磨灭。毛淑仁素来喜爱书法，每当周汝昌挥毫写字，她总能细致品评，指出其中优劣，眼光精准，毫厘不差。她不仅终日操持家务、辛劳内助，即便在病中仍坚持为他抄录文献资料，以缓解周汝昌目力衰退、难以阅读小字的困境。如今，淑仁已然逝去。六十载相濡以沫的糟糠夫妻，风雨同舟的患难伴侣，其间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与温情，纵有万语千言也难以尽述。她是一位心地善良、仁厚慈怀的女性，一生劳碌，不辞辛苦，辅助丈夫作文写字，亦默默承担缝衣做饭等日常琐务。在危难时刻，她更展现出无畏的勇气，竭力为周汝昌申辩冤屈，其高尚精神令人动容。周汝昌平生所取得的点滴学术成就之中，实则饱含着她的辛勤汗水与默默奉献，这份无形而深刻的贡献，成为他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珍贵记忆。
在诗词、书法、戏曲以及翻译等多个领域均已取得显著成就的周汝昌，其后又将学术生涯拓展至《红楼梦》研究之中。早在其少年时期，周汝昌便时常聆听母亲讲述《红楼梦》中的情节，后来更直接从母亲手中接触到古本《石头记》，这些早年的熏陶为他日后深入红学埋下了伏笔。然而，真正推动他正式走上“研红”道路的关键契机，则离不开胡适先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九四七年，当时正在燕京大学求学的周汝昌，接到其四兄周祜昌从天津寄来的一封信函；周祜昌长期从事《红楼梦》的版本梳理工作，他在信中提到，自己新近翻阅亚东版《红楼梦》时，注意到卷首收录了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文中提出敦诚与敦敏二人实为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颖观点，因此嘱咐周汝昌前往燕京大学图书馆代为查证。周汝昌随即在馆内多方检索，最终从敦敏的诗集中发现了那首题为《咏芹诗》的作品。他将这一重要发现整理成文，并发表于《天津民国日报》的副刊上。胡适在读到文章后很快亲笔回信，由此开启了两人之间围绕《红楼梦》而展开的频繁书信往来与学术交流，这段交往也成为现代红学史上广为传颂的佳话。据周汝昌晚年回忆，关于《红楼梦》的相关探讨，胡适先生曾先后寄给他七封书信，除其中一封不幸遗失外，其余六封均已由学界整理并公开展示。一九四八年夏初，正着手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若干有关《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应胡适先生之邀从西郊的学校专程进城拜访。令他颇感意外的是，胡适先生竟十分慷慨地将自己珍藏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予他带回去仔细研读，此后又委托当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研究专家孙楷第，将自己所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以及有正书局石印的大字戚序本取来供周汝昌参考。对此，周汝昌曾多次感慨道：胡先生不仅以平等态度相待，更对他关怀备至，其人格与学识皆属难得。正因为投身《红楼梦》研究，周汝昌得以从四川大学外文系调至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但同样也因为这部作品，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被指为“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典型代表，其境遇亦由“红”转“黑”。直至二零零五年，周汝昌出版了长达二十余万字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系统而细致地记述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对话，并对胡适先生与红学之间的渊源及其贡献作出了客观评述。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学者周汝昌同样未能幸免，经历了严峻的冲击与考验。一九六八年，他被定性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这一标签使他被迫离开原有的工作岗位，并被关入所谓的“牛棚”接受审查与劳动改造。次年中秋，时值一九六九年，周汝昌又被进一步下放至位于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干校，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度过了数年艰苦的时光。转机出现在一九七零年八月下旬，周汝昌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因其专业能力与工作需要，被批准调返北京。在启程离开干校当天，他前往总部办理相关手续，当打开那份正式公函时，一行关键的文字映入眼帘：“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这封直接来自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调令，彻底改变了周汝昌的处境，使他此前一度被边缘化的“黑人”身份得以瞬间扭转，重新获得了为国家文化事业工作的机会与尊严。
自一九七四年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岗位调任至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以来，周汝昌原本已十分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他频繁应国内外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邀请，亲自登台讲授《红楼梦》。即便在年逾九旬的高龄阶段，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他从不推辞，也从不提出任何个人条件，总是欣然前往、倾囊相授。其中，在一九八六年八月至一九八七年八月期间，周汝昌应美国鲁斯基金会的邀请，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的身份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在此期间，他除了继续从事个人研究与著述之外，还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市立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这四所知名学府，以及亚美文化协会等机构，系统而生动地讲解《红楼梦》。他的演讲内容翔实深刻，语言风趣透彻，每每令在场听众沉浸其中，留下了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学术印象。不仅如此，周汝昌还曾使用英语在北京为四十多家外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们专门解说《红楼梦》，那场讲座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外交与文化界人士，其场面犹如磁石吸附铁屑般凝聚了全场听众的注意力。
周汝昌先生曾如此总结其毕生的学术志向：其一，是将陆机的《文赋》译为英文，这项事业他已圆满完成。然而，其第二个宏愿却未能竟全功，那便是对中华文学与艺术理论的经典著作《文心雕龙》共计五十篇，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入考据与系统梳理。尽管由于晚年目力衰退、身体状况等客观限制，重新考证《文心雕龙》这一工作最终成为周汝昌先生学术生涯中一个未能弥补的巨大遗憾，但在此之前，他在另一重要领域——即《兰亭序》的专题研究上取得的成就，终究给这位学者带来了些许安慰与满足。他本人不止一次感慨道，自己投入在钻研《兰亭序》与书法艺术上的时间与精力，丝毫不少于对《红楼梦》所下的功夫，而其相关研究成果亦获得了启功、徐邦达、王学仲这三位顶尖书画鉴定大家的高度认可。由此延伸开去，早在一九八零年，香港便率先出版了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避震床”上写就的著作《书法艺术答问》，随后北京接连再版，累计印行数十万册仍供不应求，足见其受欢迎程度。在这部体例近似讲义的《答问》之中，周汝昌从最基本的用笔方法谈起，逐步深入至“永字八法”、“三分笔”等结构要领，尤其是其中评点书法历史与历代书家得失的论述，往往包含了诸多前所未闻的独到见解。而对于书圣王右军碑帖的真伪辨析与优劣评判，他更是娓娓道来，详尽如同盘点家珍。他特别指出，《兰亭序》所蕴含的笔法最为丰富多元，但若观摩拙劣的摹本则难以领会其妙处。在诸多版本中，明代陈鉴的藏本最为精良，也最具启发性，因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帖的笔法特征，最为贴近墨迹的本来面目。周汝昌先生虽常谦称自己并非专业书法家，但其自幼年起便沉醉于欧阳询楷书的笔法精要，二十岁后更潜心研习唐人写经体，在深入探究《兰亭》之后，逐渐领悟并继承了王右军一脉的真正法度。他平生创作多以行草书为主，所形成的独特“周体”书法，风格横逸飞动、笔笔一丝不苟、使转流畅自然、作草书亦如楷书般法度谨严，在众多书家中以其笔势明朗、法度契合、意蕴优美，以及笔墨间流露的英挺风骨与俊朗神采而独具一格。只是同样受困于严重的视力障碍，先生七十岁后便极少提笔挥毫，这亦成为其书法作品传世稀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汝昌先生自青年时期起双耳听力便逐渐衰退，即便佩戴助听器，也需要旁人在他耳边提高音量、一字一字清晰地说话才能听清。他的左眼早年因视网膜脱落，于1975年完全失去视力，仅存的右眼也极度衰弱，必须将两片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能勉强进行阅读和写作。在书写时，他使用的是一种比普通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特殊纸张，且习惯在纸的背面随意挥笔。那时，他写出的字迹已有红枣般大小，如同老牛耕田一样，坚持不懈地在圆桌上一笔一画地缓慢推进。然而仅仅几年之后，手稿上的字变得比核桃还要大，而且常常出现字行交错、重叠覆盖的情况，除了常年担任助手的女儿伦玲之外，几乎无人能够辨认。伦玲女士于是承担起将这些独特字迹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整理保存的繁重工作。到了后来，周汝昌右眼中仅存的那一丝微弱光明也彻底消失了，他不得不彻底改变创作方式，转为完全依靠口述。女儿伦玲一人已应接不暇，于是幼子建临决定提前退休，加入进来协助姐姐，专门负责录音与文字记录的工作。尽管面临如此艰巨的身体挑战，周汝昌在2002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表示，自己虽已八十四岁高龄，历经人生的大悲与大喜，却依然深深眷恋着这人世间的种种。他感慨道，像他这样的人，平生积累一点学识与心得颇为不易，而他内心的创作精力却始终非常旺盛，几乎每天都能构思出数千字的文章，以至于女儿打字录入的速度都赶不上他口述的速度。他凭借仅存的微弱视力奋力拼搏，根本原因在于心中还有未完成的事业。数十年的苦心积累与沉淀，就是为了最终能将所有研究成果完整地留给后世与来者。
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凌晨1时59分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九十五岁。周汝昌先生是继胡适等前辈学者之后，在新中国致力于《红楼梦》学术研究领域最具开创性与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被广泛誉为研究《红楼梦》的奠基人。他一生秉持淡泊名利的品格，将全部心力倾注于学术事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怀有深厚敬意，对学术真理的追求更是坚守不渝、孜孜不倦。据周汝昌先生的女儿周伦玲女士所述，遵照父亲生前的明确意愿，身后不举行追悼会，也不设立灵堂，一切从简，以期让先生平静而尊严地离去。在此，我们谨以周汝昌先生的遗像，寄托对其深切的缅怀与追思。
关于本部分“诗词选录”所收录的具体篇目及其创作背景、详细注解等更为全面的信息，读者可进一步查阅与###BOOKTITLE_1###相关的配套参考资料以获取深入解读。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部分作品因历史上存在多个版本或曾经过多次修订再版，在整理收录过程中虽力求完备，但仍可能存在个别篇目未能穷尽所有版本信息的疏漏之处，敬请读者知悉并谅解。
周汝昌先生一生涉足多个领域，其职业生涯丰富而多元。他曾担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随后在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之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担任编辑工作。在公共事务方面，他连续担任第五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并积极参与社会团体活动，包括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同时他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在学术与文化领域，他曾任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的顾问，并担任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以及《红楼梦学刊》编委等重要职务。由于其在文化学术上的突出贡献，周汝昌自1991年起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于2010年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这标志着其学术地位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 在国际交流方面，周汝昌于1980年赴美国出席了“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积极参与红学研究的国际对话。1984年，他受国家委派前往苏联，专门考察了列宁格勒所藏珍本《石头记》，为相关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海外资料。1986年至1987年间，他获得美国鲁斯基金资助，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与讲学，并在此期间担任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2002年至2008年，他多次受邀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系统讲授唐诗宋词鉴赏、深入解读《红楼梦》以及中国四大名著等专题，通过电视媒体向广大观众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 2013年1月6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名家收藏委员会等机构主办，《收藏界》杂志等单位承办的“2012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经典人物”评选活动在北京揭晓结果。周汝昌先生以其在文化收藏与研究领域的深远影响力，成功入选该榜单，这再次体现了其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所获得的赞誉与肯定。
于川力先生所珍藏的文献与资料中，周汝昌先生关于曹雪芹家世与生平的详尽考证，为学界和广大读者理解《红楼梦》的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轮廓。在《红楼梦》的汇校工作方面，周祜昌与周汝昌两位先生倾注了长达五十六年的心血，其成果凝聚于《石头记会真》之中。这项工程汇集了目前已知存世的十余种古抄本，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校勘，逐一展示所有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从而形成了一部尽可能贴近曹雪芹原始笔意、值得信赖的《石头记》。周汝昌先生将《红楼梦》的价值提升至中华文化小说的崇高地位，主张“红学”应被定位为“新国学”，甚至提出《红楼梦》应当被列为第十四部经典。他毕生投身于红学研究，其方法虽承袭自胡适，却又自成一家，独具特色。通过对曹雪芹身世与家族背景的重点考证，并结合对大量清代宫廷档案的细致梳理，周汝昌得出了《红楼梦》实为一部自传体小说的结论。此外，他通过对小说前八十回的深入研读，紧密联系曹家的历史事实，经过严谨的思辨与逻辑推演，为世人揭示了隐伏于文本深处的艺术内涵，深刻而有力地阐释了《红楼梦》所取得的卓越艺术成就。他的这些学术观点，得到了红学研究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红楼梦》本质上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关于红楼梦的创作思想，首先在于，它之所以能成为一部文化小说，是因为它生动记载了中华民族文化绚丽多彩的全景与奇观。可以说，读懂了《红楼梦》，便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其次，小说通过描绘众多女性人才的屈辱、不幸与悲惨命运，实则书写了中国人才的悲剧，乃至扩展至人类人才的宏大悲剧。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时常被狭隘地庸俗化为单纯的公子小姐的爱情故事。《红楼梦》的核心主旨在于“大旨谈情”（而非“色空”），具体而言，这个“情”体现为“体贴”，亦即孔子所言之“恕”道，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仁厚之义。《红楼》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三大纲领：玉、红、情。至于《红楼梦》的艺术手法，它不仅包含了西方文艺理论常提及的形象塑造、心理刻画、描写逼真、分析细密等技巧，更关键在于它具备了中华所有文学艺术共有的总体特征，即“传神写照、追魂摄魄”。在《红楼梦》的结构章法上，全书采用了“大对称”的布局方式，其中包含了三次重要的元宵节与三次重要的中秋节的描写，这构成了全书的六大关键节点。理解这一结构特点，有助于反过来推测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发展脉络。《红楼梦》被视为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红学所涵盖的范围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等，而《红楼梦》文本本身的鉴赏、审美与批评则不属于红学的传统范畴。倘若将“红学”仅仅局限于“小说文艺学”（尤其是套用西方理论体系），其道路必然会越走越窄；必须使其回归到“学”的本质——即中华文化之学的广阔天地中，方能海阔天空，前景无限。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理应定位于新国学。程伟元与高鹗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其背后存在政治目的，其后四十回被视为狗尾续貂，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并歪曲了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所表达的核心思想。《红楼梦》原书应为一百零八回，整体构成十二乘九的大结构，并以第五十三、五十四回为分水岭。原著末尾设计有“情榜”，榜上列有一百零八位女子，与《水浒传》的忠义榜形成巧妙对应。曹家的败落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曹雪芹是满族正白旗包衣人，他是一位奇人异士，堪称大诗人、画家、思想家、历史家的“聚合体”，同时也是一位创立“情教”的哲人。曹雪芹的父亲是曹頫，祖父是曹宣；在曹寅之子曹颙去世后，曹頫过继给曹寅，并继任江宁织造之职。曹雪芹的关内祖籍位于河北丰润，关外祖籍则在辽宁铁岭。他卒于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出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脂砚斋的真实身份被认为是史湘云，而畸笏叟则是脂砚斋的另一化名。脂砚斋并非像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李卓吾等评点家那样与所评作品毫无关联，而是与《红楼梦》及其作者关系极为密切之人，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作出了重要贡献。《红楼梦》的主线围绕着贾宝玉的经历，贯穿了家族的败亡与亲人的离散。《红楼梦》的主角可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从贾府衰落史来看，男主角是贾宝玉，女主角是王熙凤；其二，从宝玉的情感历程来看，男主角是贾宝玉，女主角则包括林黛玉、薛宝钗和史湘云。根据研究，史湘云在八十回后与宝玉结为夫妻。林黛玉的逝去发生于中秋月夜，她是自沉于寒塘冷月之中。贾宝玉一生所亲厚、所依伴的历程构成了《红楼梦》三部曲：第一部是与黛玉的木石前盟，可惜她早逝；第二部是与宝钗的金玉良姻，虽成婚却未能白头偕老（即“终身误”）；第三部则是在家亡人散之后，历经磨难，最终宝玉与湘云重逢并白首偕老（对应“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伏笔）。一般读者多认为曹雪芹生前只留下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但周汝昌等学者坚持认为曹雪芹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红楼梦》的全稿，只是八十回后的手稿因故散佚了。周汝昌依据脂砚斋批语中提供的种种线索，系统阐述了他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研究成果，试图向世人展现一个完整的、符合曹雪芹原意的真本《红楼梦》面貌。
周汝昌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天赋，读书时能够过目不忘，记忆力极为出众。1926年，他进入咸水沽镇田家坟小学就读，在校期间每次考试都稳居榜首，同学们因此送给他一个绰号叫“铁第一”，意指其名次坚不可摧。1933年，周汝昌再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觉民中学，后因战乱影响被迫停课。1937年，他考入南开中学，此次仅以第二名录取，这在他整个学习生涯中是唯一一次未能夺冠的经历，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不再将考试名次放在心上。此后，周汝昌进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学习，高中毕业时再度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燕京大学。大学期间，周汝昌已开始与当时北京的文化名流如许宝蘅、郑颂先、张伯驹等先生交往。这些前辈学者都十分欣赏他的才学，因而均以他的字和号来称呼他，将他视为平辈友人。据周汝昌回忆，那时他出入张伯驹先生的宅邸，往来自由，无需特意通报。后来周汝昌前往四川任教，张伯驹先生还特意设宴饯行，席间众人吟诗填词，以风雅的方式为他送别。众所周知，周汝昌也曾受到胡适先生的赏识与提携，可以说，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同时得到新旧两大体系认可的青年才俊。顾随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任教时，便与周汝昌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52年，顾随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评价周汝昌说：“有周玉言者，燕大外文系毕业，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皆好，是我最得意学生。”足见对其推崇备至。1941年，燕京大学因日寇封锁而关闭，周汝昌返回家乡天津，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诗词作品。其女周伦玲在一篇文章中记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大胆地给顾随老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自己的小诗，盼望能看到老师的新作。谁料到，竟蒙不弃，次年（1942）年初就收到了老师回信。自此，他们师生二人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鱼雁唱和，这种超越一般师生的深厚情谊一直持续到老师谢世之前。”周汝昌在其学术生涯中一再论证并强调《红楼梦》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巨构”，他认为曹雪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学天才，并将其视为精神上的知己。周汝昌平日言语不多，可一旦话题涉及《红楼梦》，便会变得滔滔不绝，热情洋溢。因此友人曾戏言，在周先生面前，千万不能提“红”、“楼”、“梦”、“曹”、“雪”、“芹”这六个字，否则便会引发他无尽的话题。周汝昌本人也是一位造诣极高的诗人。1970年，他从干校调回北京后，想到曹雪芹的诗作竟无一首完整流传至今，心中感到无限惋惜。又想到雪芹为好友敦诚所题的《琵琶行传奇》仅存最后两句，于是突发奇想，心血来潮，竟斗胆续补了三首诗。不料后来其中一首流传出去，被另一位红学大家吴世昌先生误认为是曹雪芹的原作，由此闹出一场有趣的误会。“为什么在整个《红楼梦》里面，那么多少女形象中，我觉得湘云尤其可爱也可贵？正是因为曹雪芹替她说的，‘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亮’，她还是一个‘有容为大’的女子。”在《红楼梦》众多人物中，周汝昌最喜爱的是史湘云，最佩服的则是刘姥姥，“她说我们庄稼人，拿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我们庄稼人从来就是这样生活。她教训女婿王狗儿的那番话，实是告诫他不要痴心妄想。”据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介绍，周先生有一块玉石枕头，无论冬夏都枕着它。“冬天时最多在上面铺一块枕巾，旁人想着都觉得可怕，石头该有多凉啊？但父亲却说这样能让他的脑子保持更清醒的状态。”周汝昌在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长期用眼过度，导致两眼近乎失明，右眼视力仅存0.01。即便如此，他仍每天伏在一张旧的简易折叠桌上，借助残存的微弱视力，将自己的思考写在女儿事先裁好的小纸片上。字迹常常重叠难辨，只有女儿能勉强认出，并帮他整理成文稿。2009年后，周汝昌彻底完全失明，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停止思考，每日通过口述的方式坚持学术研究，并陆续出版了十余部专著，其毅力与执着令人钦佩不已。凡是曾到访拜访周汝昌先生的人，首先感触最深的便是他生活的清贫简朴。“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汝昌的家人曾表示，周先生对物质生活从未有过任何要求，完全沉浸于学术研究与著述带来的精神快乐之中。周汝昌去世后，当有记者问及周老留下了什么遗产时，其子周建临坦然答道：“他哪有什么遗产？他住得很简陋，虽说是红学大家，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清贫的学者。”著书立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周汝昌身体已感不适，但他并未停下工作，依然全身心投入到红学及中华文化的研究之中。周汝昌去世后，他的女儿周伦玲说：“父亲一直在工作，5月23日那天他还在口述一部新书的大纲，书名叫《梦悟红楼》。此外，他还计划撰写一部关于《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著作，上世纪80年代他曾写过相关文章，但这么多年过去，父亲认为现在有太多新的内容需要补充进去。直到离开时，他的头脑依然十分清晰。他不是因为衰老而去世，而是累死的，他将自己燃烧到了最后一刻，直到能量耗尽，无法继续。”1953年《红楼梦新证》1976年增订本1976年增订本85年修订本1998年《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出版译林出版社2012年2月 横排简体版2012-04 译林出版社(精装本）2011年9月译林出版社2008年5月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9月中华书局版大字本五十余年心血结晶：《石头记会真》《红楼梦新证》版本变迁
周汝昌先生是一位为人谦逊、治学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位待人慈和、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拥有极为罕见的记忆力，即便在晚年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时，一旦谈及《红楼梦》相关话题，他依然能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所述内容几乎鲜有疏误。周汝昌在史料发掘上的深度与广度，以及他投身研究工作的持久程度，堪称空前绝后，难有来者。（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王宝生评价）作为中国红学领域中将毕生精力全然奉献于此的专业大师，周汝昌于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红学研究正式从新红学阶段迈入了当代红学的新时期。他的逝世不仅是红学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失去了一位支柱性的重要人物。（中国红学家邓遂夫评价）尽管年事已高，周老仍与红学后进如刘心武等人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这些信笺上的字迹往往硕大如拳，有时甚至后一字会叠压在前一字之上，可见他是在视力极度不佳的情况下坚持执笔，这份对学术交流的执着与热忱令人无比动容。（刘心武评价）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在红学研究者心目中犹如一座巍峨的高峰，是任何相关学术路径都无法回避的经典。一个人若能以一生心力成就这样一部著作，便足以在特定学术领域内奠定坚实不朽的地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评价）在《红楼梦》这一专门研究方向中，周先生的建树之高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作为跨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者，周汝昌已然是那个时代仅存的学术耆宿之一。（古典文化学者、红学家、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评价）周汝昌的学术研究涵盖语言、诗词理论及笺注、中外文翻译等多个方面；他平生沉醉于吟咏创作，深入钻研诗词，在笺注、赏析与理论建构上均投注心力，同时兼治红学，一生撰述了六十余部学术著作。其中《红楼梦新证》作为其开山之作与代表作品，是红学史上第一部融贯文学、历史与哲学的大型综合学术论著，无疑成为该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典籍。（周策纵先生语）终身布衣、生活简朴的周汝昌，一生淡泊于个人名利，唯独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学术真理探索坚守不渝、孜孜以求。他尤为珍视的是不受外界干扰、不被功利利用的纯粹学术研究。若不深入了解他的这些品格与追求，便难以理解他为何最终全心投身红学之路，为何秉持独具特色的学术见解，又为何能够如此执着乃至痴迷，甘愿承受种种挫折、屈辱、诬蔑、排挤与攻讦，却始终无悔无怨，从容以对。
《琳琅满纸忆前时》：这本名为《怀念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是一部深情纪念周汝昌先生的文集，书中系统汇集了周先生逝世之后，来自文化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所撰写的追思与缅怀文章，同时也收录了形式多样的挽联、悼诗以及表达哀思的唁电与唁函，并附有一份详实梳理周先生学术历程与生平事迹的简表。该书生动地再现了周汝昌先生以其“情痴”般的一生所展现出的包容与宽厚的人格魅力，彰显了其治学道路上那份坚韧不拔且纯粹真挚的学术精神，并充分体现了他在学术领域所作出的卓越而非凡的贡献。本书已于周汝昌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之际，由权威出版机构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琳琅满纸忆前时》：名为《怀念周汝昌先生》的这部作品，实际上是周汝昌先生个人的一部随笔文集。《岁华晴影》：该书内容涉及披露“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早年一段曾被绑架的往事，于2022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面世，它同样属于周汝昌的随笔作品集。《岁华晴影》2022年5月31日正值“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逝世十周年的重要纪念日，作家出版社为此特别推出了周汝昌先生的又一部随笔集《岁华晴影》。这部随笔集精心辑选了作者创作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随笔佳作共计八十八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涵盖了作者关于读书与治学的心得体会、对自我的审视与观照、围绕《红楼梦》研究与“梦”文化的阐述讲解，以及对其生平故交往事的深情追忆等多个方面的主题。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正值周汝昌先生辞世一周年纪念日，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于当日举办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正式宣布，将在恭王府内启动周汝昌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以此永久纪念这位在红学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贡献卓著的学者。在发布会现场，周汝昌先生的子女们向筹建中的纪念馆慷慨捐赠了一批承载着家族记忆与学术价值的珍贵手稿、文献及生前遗物，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周汝昌先生的治学历程与生活点滴，也为未来纪念馆的展陈与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实物基础。此次捐赠活动，体现了家属对先生学术精神传承的深切支持，也标志着周汝昌纪念馆的筹备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二零一三年六月，在周汝昌先生的母校天津市实验中学，全校师生共同举行了一场庄重而深情的追悼活动，缅怀这位为学界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校友。追思会上，时任校长张红女士在发言中回顾了周汝昌先生生前的学术品格与人格风范，言语间情难自抑，不禁潸然泪下。她勉励全体师生应以周老先生为楷模，学习他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严谨治学的精神，并始终坚守淡泊名利、潜心向学的人生态度，将这份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