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方情报人员对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施加了严厉的刑讯。在承受了极度的痛苦与折磨后，该名党员向敌方供述了情报：我方小分队计划在广西凭祥进行停留，以补充物资与弹药，随后将前往南宁，搭乘飞机返回北京。更令敌方情报人员感到震惊的是，这位看似“叛变”的党员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那份关键文件并不在陈荃手中，而是在陈荃父女抵达流山之前，便已交付给另一人；此人极有可能已通过其他路线将文件送往北京。这份供词使得白目及其同伙一度陷入慌乱，因为这恰恰印证了他们长久以来的担忧——为了迷惑对手，共产党方面完全可以实施一出“金蝉脱壳”之计，利用一支佯动的小分队来分散和吸引敌方注意力，从而确保文件能够安全送达北京。
白目迅速将这一情况通过电报告知台湾特务机关，期望能引起上级的重视，建议调整既定的“猎蛇行动”方案，并尽快制定针对“夸父五0”计划的备用方案。然而，从台湾方面反馈的情报却与此截然相反。潜伏于我军高层机关的台湾特务分子所获取的信息显示，陈荃坚决拒绝让文件离开自己身边。情报指出，陈荃为保全自身及女儿的生命，将文件视为换取保护的筹码。他深知自己曾对共产党人犯下严重罪行，因此除非获得由共产党高层签发的、保障其生命与生活的书面特赦文件，否则绝不会交出关键资料。他担忧共产党会在利用完毕后将其抛弃，或借台湾特务之手将其除掉。此外，该名台湾特务还截获了我方情报部门与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之间联络的电报文稿。
台湾特务机关的情报分析专家经过研判，认为这份来自内线的信息更为可信。相反，那位“叛变”的地下党员所提供的所谓“情报”，则被判定为共产党施展的障眼法，其目的在于将台湾方面的注意力与力量引向其他方向，从而减轻真正护送小队所面临的压力，增加陈荃父女与文件安全抵达北京的可能性。白目认同特务机关的这一分析。他坦言，若处于陈荃的境地，自己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像他们这类人，在危急关头只能紧紧抓住任何可能救命的机会，更何况陈荃所掌握的，正是共产党方面亟需获得的东西，无异于一道护身符。因此，当前的局面对于陈荃和共产党双方而言，似乎都成为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然而，老谋深算的白目并未因此放松警惕。一个大胆而阴险的计划在他的指挥下开始部署。他调动了原本分布在广州、云南一线的特务力量，将其向广西方向集结；同时，又命令散布在广西、湖南、湖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向小分队可能行进的路线上靠拢。白目深知，唯有在最短时间内拦截并消灭陈荃，夺回文件，他们精心策划的“夸父五0”计划才有可能继续推进，而他本人及其经营的特务网络也才能确保安全。
敌方的这一系列动向，自然未能逃脱我公安部队与情报部门的监视。前线指挥部一方面通过情报战与敌方特务周旋，旨在诱导敌人依照我方设定的思路进行判断——这一过程具体体现为敌方窃取情报与我方反窃取情报的持续斗争；另一方面，指挥部也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包括待暴露行踪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集结后予以围歼，以及对转移中的敌特人员进行监控与抓捕等。与此同时，指挥部立即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了陆超(王新军 饰)。
陆超对此早已心中有数。为了更有效地引导敌人的行动，他明白必须让敌方特务彻底相信他们所获得的情报与做出的判断是准确的。因此，他与杨玉梅(洪雁 饰)进行商议，决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强化敌人的这种认知。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将使小分队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由此，心头的沉重感又增添了一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刚刚取得初步胜利的小分队成员们，情绪却显得颇为轻松。在长期的战斗生涯中，他们曾跨越无数的艰难险阻，经历多次生死考验，早已将流血牺牲置之度外，也习惯了面对困难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应对方式。因此，尽管他们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一路上依然保持着谈笑风生的状态。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是屡立战功的侦察英雄，并且曾多次共同出生入死。赵石生(艾东 饰)、王二牛、邵运来与何顺之间，存在着足以托付生命的深厚情谊，他们都曾在战场上挽救过彼此的生命。虽然每个人的性格各有特点，但他们都已成为全军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传奇人物。这种在战火中淬炼出的默契与信任，构成了小分队应对未来严峻挑战的重要基石。
面对敌人部署的调整与潜在的重重杀机，小分队并未改变其既定的行动节奏。他们按照原计划向凭祥方向移动，沿途保持着高度的警戒，同时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与丰富的侦察经验，规避着可能的大规模遭遇战。陆超与指挥部的策略，是通过控制情报的流向，让白目一方继续坚信主要威胁与文件仍伴随着陈荃所在的小分队。为此，小分队有时甚至会故意留下一些细微的、可供敌方追踪的痕迹，以维持这种认知。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更为隐蔽的战线上，真正的文件传递工作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这与白目所获“内线情报”的描述相符，但具体路径与人员则处于绝对保密状态，即便在共产党内部，知晓全貌者也寥寥无几。这种双线并行的安排，正是“金蝉脱壳”计策的核心，旨在以表面的风险吸引并牵制敌人的主要力量，确保真实目标的绝对安全。
白目方面，尽管倾向于相信陈荃与文件同在的判断，但其多疑的本性以及“夸父五0”计划的重要性，驱使他采取了广撒网、重点布防的策略。他将精锐特务力量重点部署在通往南宁的交通要道及可能的空中撤离点附近，同时对广西境内其他可疑路线也加强了巡查。他命令各股调动中的残余武装，一旦发现疑似共产党小分队的踪迹，不必请示即可发动攻击，力求拖住对方，等待特务主力合围。
我指挥部则通过破译的敌台通讯与前线侦察反馈，基本掌握了敌人的兵力调动与意图。在陆超的建议下，指挥部并未急于对暴露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进行清剿，而是有意纵容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使其成为误导敌人的又一枚棋子。这些残余武装的活动迹象，被巧妙地与佯动小分队的路线结合起来，通过敌方特务的观察与上报，进一步巩固了白目脑海中“主力在此”的印象。
小分队在前往凭祥的途中，遭遇了几次小规模的伏击与骚扰，均被他们凭借出色的战术素养与配合迅速化解。这些接触战的情报被有意控制着向敌方传递，既展现了小分队的战斗力与存在感，又避免了暴露其真实意图与全部实力。赵石生与王二牛负责前出侦察，多次提前发现险情；邵运来与何顺则擅长布置疑阵与反追踪，有效地迷惑了尾随的敌人。
然而，随着距离凭祥越来越近，周边的敌情也明显复杂起来。白目调集的部分特务已经渗透至该区域，与当地残余势力勾结，设置了多个检查点与暗哨。小分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改变行进路线，有时甚至需要昼夜兼程，穿越人迹罕至的山林。物资补给开始变得困难，队员们的体力消耗也日益增大，但他们的士气并未受到影响。长期的战争磨练，使他们具备了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心理韧性。
陆超与杨玉梅在后方，通过有限的通讯手段接收着小分队的简报，并传达指挥部的指示。他们深知小分队面临的真实压力正在增加，而为了全局，他们还必须继续执行强化敌人错误判断的策略。这种明知战友处境艰险却不得不为之的抉择，令他们的心情格外沉重。杨玉梅尤其关注着小分队的安危，她与队中的几位成员都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
与此同时，台湾特务机关对白目提供的战地情报与内线情报进行着交叉比对与分析。虽然总体上仍维持原判，但个别分析员也开始对共产党方面过于“配合”地暴露行踪产生一丝疑虑。这种疑虑被反馈给白目，促使他命令手下在发动总攻前，必须获取更确凿的证据，例如直接目击文件箱，或确认陈荃父女确在队中。这一命令使得前线敌特的行动在最后关头增添了几分谨慎，也为我方小分队争取到了一些宝贵的时间。
小分队最终抵达凭祥外围预定区域，并秘密与当地接应人员取得了联系，完成了弹药与给养的补充。他们按照计划，做出准备向南宁移动的姿态。而此刻，白目调集的主力特务与部分国民党残余武装，也已逐渐在凭祥至南宁的沿途完成了集结，一张围捕的大网正在缓缓收拢。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小分队成员们检查着武器装备，彼此交换着坚定的眼神。他们知道，最危险的阶段或许才刚刚开始，但无论前方是怎样的腥风血雨，他们都已做好了准备，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去完成那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历史的轨迹，往往就取决于这样一群在阴影中前行的人，于关键时刻做出的抉择与牺牲。而围绕这份文件的争夺，其意义远超出文件本身，它关乎着更宏大的斗争格局与无数人的命运。
邵运来性格开朗健谈，行动间充满活力；赵石生始终如兄长般细致关照每位同伴。何顺时常吟唱故乡曲调，却格外容易羞怯腼腆；王二牛言语不多，常带着淳朴笑意。李铁是由陆超从其他单位调配至此的成员，首次参与团队行动。他极少开口说话，面容总是保持着深沉的肃穆，手中持续握着一小块磨刀石，反复打磨那些本就极其锐利的飞刀，周身仿佛笼罩着难以接近的气息。唯有陆超能够真正理解他的内心世界。而陆超在这个群体中同样显得疏离，除了曾与邵运来共同执行任务并受其救命之恩外，他对赵石生、王二牛、何顺等人几乎全无了解。陆超尝试主动拉近彼此距离，但每当他靠近时，众人总会恭敬地退避。这表明他们仍将他视为上级指挥者，而非亲密无间的战友。邵运来宽慰陆超说，假以时日他定能赢得众人的信服，也必将真正获得他们的认同，这仅仅是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