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管家再次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戴崇华的庄园与船行，同时让普家脱离戴崇华的管辖，成为自由民。戴崇华内心极为不悦，但唯恐对方临时变卦，只得应允这些条件。叶小天(徐海乔 饰)在压力之下升堂审理，传唤戴崇华与张义上堂问话，并赐予座位。随后，普阶被押解至堂前接受审讯。张义当堂表示反对，误以为普阶是替人顶罪，坚持要求带蝉儿到庭对质，并告诫叶小天不得有所偏袒。叶小天气愤之下意图离席，然而张知府已派人将刑厅团团围住。叶小天遂命普阶陈述案件经过，普阶承认是孝天先行调戏蝉儿，自己推搡之下导致孝天跌落七星塔身亡。张义对此坚决不予认可，再度要求蝉儿出庭作证。戴崇华与张义激烈争辩，双方最终厮打在一起。叶小天暗中与李秋池商议对策，李秋池建议保持观望，顺应事态自然发展。叶小天制止了张义与戴崇华的争斗，要求张义亲手书写诉状，同时将普阶暂时收押，并宣布次日将亲赴现场勘查，择期继续审理。衙役刚将普阶带离，孝全便猛然冲出，挥刀将普阶砍死。张义因情绪激动当场昏厥。叶小天获悉此事后迅速赶往刑厅查看，李秋池为孝全辩解，认为其行为系出于亲情，情有可原。叶小天随即下令拘押孝全。实际上，这一事件由戴崇华暗中策划。他事先找到孝全，以张义庶出之子的身份为借口，极力挑拨其家庭关系。孝全答应协助杀害普阶，使得孝天之死成为无头公案，不了了之。而孝全因亲情犯罪，预期将获轻判，戴崇华还承诺给予重金酬谢。张知府向叶小天说情，保证让孝全守祖祠三年，但他担忧戴崇华不肯罢休。张知府认为戴崇华并未遭受实际损失，理应不会继续追究，催促叶小天尽快结案。叶小天只得遵从。杨应龙得知戴崇华暗中操纵，导致命案草草了结，感到十分不悦。戴崇华将普管家捆绑后沉入江中，此案便如此含糊终结。
展凝儿(王紫潼 饰)利用闲暇练习歌唱，仆人们对其音律不准的嘶喊难以忍受，只得掩耳回避。表兄安南天更是对她冷言讥讽，并向其告知叶小天的近况，建议她前去探望。但展凝儿因需照料母亲，暂时无法脱身。安南天特意从京城请来名医为展母诊治，使展凝儿得以安心离开。叶小天向李秋池倾诉烦恼，他指出铜仁地区各部族势力分立，并不像葫县那样遵循朝廷法度。叶小天计划与冬天返回蛊神教，恰逢展凝儿前来拜访，便委托她劝说格寨主率领部众迁出山区，进而引导其他山寨也移居山外从事农耕。展凝儿欣然应允。夏莹莹(宋祖儿 饰)得知展凝儿到来，匆忙外出寻找，未料叶小天已再次派遣她外出办事。展凝儿迅速抵达蛊神教，游说大长老与二长老共同劝说格寨主将部落迁至山外。冬天也从旁协助劝解，两位长老爽快答应。不久，寨中山民开始迁出并大兴土木，同时开垦卧牛岭的荒地。戴崇华立即向张知府汇报此事，张知府随即派遣戴崇华前往阻止。然而田妙雯(禹童 饰)却令戴崇华与张知府的意图背道而驰。戴崇华面见格寨主，说明卧牛岭属于张知府管辖范围，且山民未编入户籍，未来将步履维艰。格寨主对此毫不在意。贾千户责备叶小天不应擅自做主让山民迁出，担心引发土官骚乱，造成不必要争端。叶小天提议由官府为山民登记造册，即可化解难题。贾千户无言以对，答应代为向朝廷解释。展凝儿提醒格寨主做好准备，以应对张知府可能采取的追捕行动。原来，叶小天将山民迁出的深层意图，在于彻底破除蛊神教的清规戒律，从而顺利迎娶夏莹莹。戴崇华返回向张知府汇报，张知府坚决反对山民迁出之举。
铜仁地区的权力结构错综复杂，各部族长期保持自治状态，与中央政令往往若即若离。叶小天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地方势力对司法程序的干预与影响。戴崇华作为地方豪强，通过精心策划，不仅将一桩命案转化为家族内部纠纷，更借此清除异己、巩固自身势力。普管家的死亡与普阶的被杀，表面上源于个人恩怨，实则折射出地方权力网络中利益交换与暴力博弈的现实。张知府虽代表官方权威，但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需要权衡各方势力，甚至做出妥协。这种司法环境使得案件真相时常被掩盖，正义难以伸张。
展凝儿在家族责任与个人情感之间徘徊。她一方面需照料母亲，体现传统孝道；另一方面又对叶小天抱有关切之情。安南天作为亲属，既对展凝儿有所调侃，又在其需要时提供实质帮助，展现了家族成员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展凝儿接受叶小天的委托，前往蛊神教劝说格寨主迁居，这一行动不仅出于友情，也可能隐含着她对叶小天事业的支持。蛊神教内部对于迁居一事的态度，反映出传统部族在面对外部变革时的不同考量。大长老与二长老的爽快答应，或许基于对现实利益的权衡，也可能包含对叶小天影响力的认可。
山民迁出山区、开垦荒地的行动，触及地方权力结构的敏感神经。戴崇华与张知府的反对，既出于对土地资源的控制欲，也源于对部族势力扩张的警惕。田妙雯让戴崇华与张知府背道而驰的指令，暗示着地方权力体系中存在更为复杂的派系斗争。贾千户的担忧体现了朝廷官员对地方稳定的重视，而叶小天的登记造册提议，则试图在传统部族自治与朝廷管辖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过程凸显了中央政令在边疆地区的实施难度，以及地方官员在推行政策时面临的挑战。
格寨主对户籍与管辖权的漠视，体现了部族首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坚持，以及对官方权威的某种疏离。展凝儿的提醒表明，部族迁居并非单纯的地理移动，更可能引发与地方官府的直接冲突。叶小天推动山民迁出的深层动机，与个人婚姻相关联，这揭示了他的行动不仅出于公务考虑，也掺杂私人情感因素。这种公私交织的决策模式，在人情网络紧密的地方社会中并不罕见。
案件审理与部族迁居两件事，表面上各自独立，实则共同勾勒出铜仁地区的社会图景：司法受制于地方势力，部族传统与朝廷法度并存，个人命运与家族利益、地方权力纠缠不清。戴崇华的操纵、张知府的妥协、叶小天的周旋、展凝儿的奔走，均在这一复杂环境中展开。各方行动背后，是资源、权力与生存空间的持续博弈。而普通山民、仆从、庶出子弟等角色，则往往成为这些博弈中的棋子或牺牲品。这种社会结构的韧性与其内在张力，共同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长期挑战。